我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记忆和隐痛
第三个债是自己的债，是我欠自己的债。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太多的动摇、屈辱、背叛、扭曲、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最近我刚做了一次贵州之行——大家知道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这次我又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面对当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我对不起他们的老朋友，见面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些年大家都在谈文革，谈忏悔，我没有发言。其实我自己时刻在进行着文革的忏悔。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或者说罪过，有两个，都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个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的，也写了文章，就是烧毁了父亲的照片。另一个我从来没有谈过，今天我要把它说出来。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革命，人们就给我加上许许多多你想象不到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一些是非常奇特的，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联想。我举个例子。文革最可怕的地方是发动你最亲近的人来揭发你。有一个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学生揭发说，钱某人喜欢蓝色，特别是天蓝色，这是真的，因为我喜欢天空，但下面一句就是编造的了：说我不喜欢红色。这就麻烦了。于是一位美术老师就站出来分析，说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因为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他不喜欢红色，因为他仇恨五星红旗，你看他多反动，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这位美术老师还从专业的角度给我加上一条罪名，说蓝色是冷色，红色是热色，这暴露了他内心的阴冷，他对人民冷酷，对我们人民共和国没有热情。同学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天天逼你检讨，逼你挖掘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没完没了。我看透了他们是要逼我说谎，不说谎过不了关。我就横下心来，既然你们的分析、批判如此荒诞，我也可以胡编乱造。我当时还有个天真的想法，以为编得越离奇，将来就越好翻案。
于是，我就把教材拿来，一篇篇地从反面想，说自己怎么怎么在课堂上放毒。我也特别能写，一天一大摞检讨书。弄得那些“左派”都很惊奇：怎么钱理群有那么多反动思想呀。他们就觉得这个钱理群很有挖头了。我原来想用这个办法来解脱自己，没想到却引来了更加频繁的更加严厉的逼供。开始是逼我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后来就追问我：你这么放毒，别人，特别是你的朋友是怎么反应的？他们说了什么？你这么反动，他们怎么就不反动呢？我原以为把自己骂够了，骂臭了，就可以过关，现在却要牵连到他人了。开始我还想做一点反抗，坚持说就是自己在放毒，别人没有反应。这显然不合逻辑，说不过去。
在压力之下，我就犯了一个终身不能原谅的错误：我开始编造关于他人的谎言，连累了自己的朋友。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连累朋友，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因此，这一次见到受到我的伤害的朋友，面对他们老态龙钟的样子，真是悔恨交加。当然，大家都不会提这些往事，也许有些朋友已经忘记了，但我心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是我心中又一座搬不走的“坟”。
这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它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前一段，我说过一段话，引起许多争议，其中也有误会。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人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但必须有几个底线：第一，必须分清是非，必须明白说违心的话，是个错误，不能把说谎当作光荣；第二，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去说谎，不能为了个人目的主动去说谎；第三条，不能伤害他人，说话的后果你自己承担，绝对不能连累别人。大家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包含着我在文革中的最惨重的人生教训的。我这么说，是有着非常深的隐痛的。
前面说过，我一生中犯过两个大错误、大罪过，现在，我要趁退休前最后的上课的机会，公开说出来，而且是向我的学生——在座的诸位说。说出来，长期郁结的内心的紧张就舒缓了，可以相对轻松地去安度晚年了。
学术动力：精神自省、自赎与自救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人生教训、隐痛，这样一些压在心上的坟，成了我的研究、写作的内在动力。前面说到的《压在心上的坟》这本书，就分为三辑，有三个标题，其实就是思想的三个层面。首先是“我的悔恨”。懂不懂得“悔恨”，有没有“知耻”之心，这是思考的基础与前提。
看起来很简单，现实中却很难做到。鲁迅早就说过，中国人都是阿Q的子孙，最没有记性，十分健忘。更可怕的是强迫遗忘。于是，就有些知识分子写文章做报告，从血泊中寻出美好来。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可见，能否悔恨，其实是为人为奴的一条界限。第二是“我的自剖”。知耻、知罪不够，还要解剖自己，要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自剖，自醒。作为一般的人，做到这两点，能够自悔自醒就行了。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学者，特别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就不能停留在自悔和自醒当中，还要有第三层面的“我的反思”，要从历史上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作理论的思考，提高到理性的层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仅仅咀嚼苦难，更不能去美化苦难，而是要从苦难中提炼出精神、学理。不是经历了苦难人就必然变得聪明，很多人经历了苦难，不知反思，结果照样做蠢事。这是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我写过一篇文章，作为《压在心上的坟》这本书的“代序”，明确提出，我的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就是“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
而且，不仅是历史的苦难，更是现实的苦难。我在现实中遇到挫折，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我就去读书，做研究，所以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精神自赎、自救的作用。我就是通过《心灵的探寻》这本书的写作走出文革的阴影，通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两本书的研究，克服了后来的精神危机。
最近的一次，在我遭到一些人批判的时候，我的感觉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当你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刹那间你会自己产生一种迷惑：我到底有必要这样做吗？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寻求外在精神资源的支持，以唤起内心的光明来抵御。我的办法就是读书，研究，压力越大，越要拼命读书写作。文革的时候，开完批判大会，第一件事情是去大吃一顿，一是慰劳自己身体，一是示威：你批我，我照样活着，活得更痛快。然后照张相，现在还留着，叫“立此存照”。然后就回到房间里，那时候是单人房，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实在写不出就抄书，抄鲁迅的著作。我有大量的鲁迅研究札记，就是这么在压力下抄出来的。这一次，也是如法炮制，去编书，就是这些年很有点影响的《新语文读本》。那段时间，我早晨7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整天泡在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的阅读与编选里。我后来写了篇文章，这样描述在那非常时期非常奇特的生命的体验：“仿佛超越了时空，突然和荷马、苏格拉底、但丁，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和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曹雪芹，和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相遇，和这些民族与人类文明史上灿烂的群星交谈着，争辩着。忽而畅怀大笑，忽而默默沉思。然后我牵着中学生的手，把他们引导到这些巨匠身边，互作介绍之后，就悄然离开，让他们，这些代表着辉煌过去的老人和将创造未来的孩子在一起心贴心地交流。
我只躲在一旁，静静地想，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就为了这个瞬间，我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无怨无悔的啊”，“一面是咒骂声不绝于耳，一面却在进行着这些美妙无比的精神对话；内心充盈着对孩子、对民族与人类未来的爱；自然时节正当酷暑，内心却吹拂着阵阵温馨的春风。冷与热，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爱与恨，光明与黑暗，就在同一时刻如此猛烈地加诸一身，这是难遇的人生体验”。后来，我写出了《与鲁迅相遇》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体验的产物。研究与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我证明：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人仍然可以创造并坚守着自己的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这是巨大的精神对抗，因此，无可否认，这同时是对人的身心的巨大伤害。在两者对抗稍有缓解时，我就被击倒了：前年十月生了一场病。学术研究就这样和我的生命纠缠为一体，有巨大的收获，也有巨大的付出。
这里顺便说一点，这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追求，就是期待与读者心灵的沟通。我十分的重视读者，在我看来，学术著作的生命是在读者那里得到延伸的。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里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期待我的研究成果的最佳效果，是年轻一代朋友从中得到某些启发，感到满足，同时又发现了许多缺陷，感到不满足，然后激起自己的创造欲，自己来修正，来补充，来发展。这种修正、补充就是我的学术生命的延伸。这也包括评论家的诘难、批评、阐释与发挥。
也就是说，一部学术著作是在读者与评论者的参与和再创造中，得到价值的实现的，这与文学创作是一样的。因此，我曾经把我的学术著作出版以后的反应，包括批评、讨论，都汇集起来，以显示学术生命的延伸。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由于前面提到的我与年轻人的特殊关系，我特别重视跟年轻读者心灵的沟通，所以用很大的精力来写信。我可以自豪地说，除了台湾、西藏以外，几乎所有的省都有我的通过通信而结交的朋友，后来有的见过面，更多的是始终没有见过面。而这样的通信对我的精神的支撑是难以言说的。因此我从来不认为给年轻人回信是增加我的负担，这其实是双向的：我既给青年以帮助，同时青年也支持帮助我。
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在我遭遇批判，最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浙江的年轻的中学教师的来信。这位老师当年是北师大的毕业生，前几年就写信给我，说他感到中学语文教育有很多问题，想离开中学。我写信鼓励他，说你得坚持住。这回他来信说，钱老师，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我已经考上某学校的研究生。他说中学教育留不住优秀的人，他们来了也走了，我终于要走了，我很幸运，也很失落：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恰恰需要我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信的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钱老师，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希望您能快活地生活，因为您是好人。我无力去阻止那些对您的伤害，我只能说更尊敬您，爱您。”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我在回信中也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很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感到一种温暖。我们都是普通的人，自己面对压力时只能默默忍受，看着他人受难，也只能以无言表示声援。如你信里所说：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正是这个‘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感动。是的，我快活地活着，真的快乐。我的老伴就说我这几天的心情特别好，原因就是我在给你这样的朋友写信，写着写着，心就变暖了，变软了，以至什么也说不出来……”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感应，正是在和这位中学教师、普通读者的沟通中，我感到了自己的学术与生命的价值。
在我看来，我们大陆学者一个最大的幸运，就在于我们拥有了超出专业范围之外的很多的读者。我和许多海外学者交谈，他们说他们的学术著作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而我们的学术著作，我的学术著作，却能走出专业圈子，得到普通的读者的回应，我觉得这是中国学者独有的优势，是应该格外珍惜的。
在一次颁奖会上，我曾经引用了庄子的“相濡相沫”来说明我和读者与学术界朋友的关系，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互相搀扶着：这就够了。但我又怎样向往于那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那将是一个永远的梦。”这大概就是我对自我价值的一个体认：我是用我的学术著作来证明我的存在，这是一种存在之美，存在着，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我又努力着，没有荒废，没有懈怠，从中体味着生命的奋进之美。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互相搀扶着，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有一群朋友，有自己的读者，在搀扶中获得生命的共同价值。
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
这段话里，还说到更向往于“相忘于江湖”的梦，这就说到我的另一个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圆梦”。
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而且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也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查旧报刊，发现了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9月25日《中央日报》上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作者是中大附小钱理群。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见诸铅字的作品。我今天朗读一下——“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假如我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呀。”
这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说老实话，在文革的时候如果被发现我可就完了。单凭“《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七年”这几个字就能给我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大家看，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我有一篇文章回忆我的中学时代，题目也是《曾经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这一点可能和诸位不一样，你们的中学回忆肯定是沉重的。而我是在1950－1956年间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这是什么意思呢？1950－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向上的时期，因为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这一点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不一样。
我曾经说过，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1956年高中毕业，当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比高中毕业生要多，就不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问题，只是考什么大学的问题。所以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有许多时间，有很大的空间，自由地做梦。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