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去-归来-离去”一个文学模式的发现
首先，这是一个文学的发现。1989年7、8月，我写了研究四十年代作家的两篇论文：《芦焚：知识者的漂泊之旅》、《无名氏：生命的追寻与幻灭》。我在作家芦焚笔下的旷野中的“跋涉者”身上，发现了“向远方凝望”的神态，发现了“要到神秘的，未知的‘远方’去‘探险’，去寻找‘没有人知道的命运’”的渴望，“正是这永远达不到的追求健全生命的‘绝对理想’，这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构成了‘人’的生命本质，驱赶着精神与肉体尚未萎缩的人们挣脱生活给戴上的‘无形的镣铐’，抛弃了安身立命的‘家’的‘老巢’，离别了生养自己的乡土，走上了四处漂泊的人生之路”。但“当他们一涉入城市，就立即淹没在‘大旅馆’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色彩”，“待到真正在这金钱支配的、机械的城市中安顿下来，这些怀着获取新的生命活力的希望流亡而来的跋涉者，竟然发现了另一种形态的生命的枯萎”，“于是，这些曾经有着浪漫主义的豪勇的跋涉者们，成了真正的精神流浪汉”，他们哀叹“我们得到了没有期待的，失去了我们期待的”，并且“回答不出‘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于是心灵深处又“响起‘归去’的呼唤”。但待到真正归来，“他走到大街。‘在任何一条街岸上’都看见‘狗正卧着打鼾，它们是决不会叫唤的，即使用脚去踢也不’”，“他走进人家。‘屋子里的陈设仍旧跟好几年前一样……所有的东西几乎全不曾变动，全在老地方’”。“于是，仿佛又有一种声音在身边响着：‘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寻求灵魂的安宁么？获取生命的新源泉么？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生命的‘坟墓’。”“‘荡子’们重又感到了失落，并且突然发现，对于朝思暮想的家乡，自己不过是一个陌生的‘客人’”，“这些永远‘不大实际的灵魂’与这永远‘不变’的小城从根底上是不能相容的”，他们于是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匆匆赶来“一见”之后，又匆匆离去，并且永远埋葬了这思乡的旧梦；或者留滞在这里，却永远不被承认，仿佛小城里“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只在人家的笑谈中才存在”。“离去－归来－离去”“‘人’事实上已经陷入了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里也不是灵魂的‘安置’（更不用说‘安息’）处。”
后来，我在鲁迅的著作中，也发现了这样的“离去－归来－离去”的生命轨迹与文学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就更加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的叙述模式，这自然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的。
漂泊与困守：我的基本生命命题、精神命题我这里对作家笔下的四十年代中国大地上的跋涉者生命轨迹的描述，读起来竟像是在描述一些正在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但在那个夏天，引起我强烈共鸣的，却是自我生命无可着落、无所皈依的漂泊感。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我与贵州安顺”的关系，成了我的生命命题。1990年7月，我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我的安顺朋友与学生写的剧本《故乡人》，此剧描写的正是一个“由农村流向城市”又“回到故乡”，发生种种冲突以后，又不得不再度“离去”的故事，当时正在北京演出，引起京城戏剧界的关注。我在文章中却借题发挥，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抄了前文所引述的那一大段文字，最后才点题：“我眷恋‘安顺’，又害怕回归‘安顺’，只好在‘异乡’继续作生活的精神的流浪”，又加了一句：“这里所说的‘安顺’，既是实指，又是象征。”这里所说的既“眷恋”又“害怕”的心态，是符合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的：如《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一节所言，我正在对自己身上的堂吉诃德气进行反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堂吉诃德的归来”，我对精神皈依的欲求，是既理解，更警惕其可能落入的陷阱的。
文章发表后，在安顺友人中立即引起了反响，篮子君还专门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从另一个“新的视角”，对“更多是植根于群体的并非源之于个人的，与‘离去’相反的‘困守’心态”与精神，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与阐发：“离去者一走了之，将一切都置诸脑后。而困守者却只能守住命运的堑壕，无可退让地承受起离去者所避开的一切轻与重”，“与离去通常所获得的成功相比，困守只有无言的艰辛和默默的忍耐。
尽管也会有不满和抱怨，但他却不能拒绝，也不能推诿”，“当他们习以为常，不声不响地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沉重与压抑、痛苦与失望、庸俗与琐碎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着和平静，是怎样一种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啊！于是，在平淡无奇、见惯不惊的凡庸之下，我们发现了一种被无数不引人注目的‘同名数’所掩盖起来的困守精神——一种只有从整体的把握中才能去体悟、去领会的集体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层强固的存在基础，最悠久绵长的成长根须。这是一种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一种貌似柔弱和顺从的顽韧和不屈不挠”。
篮子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极大震撼。后来我将自己的这一篇剧评与篮子的回应合成一篇，以《乡之子的漂泊与困守》为题收在我的一本随笔集里。从此，“漂泊者”与“困守者”就成了我的一个基本的生命命题与精神命题。
篮子的文章所提出的是一个关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重大问题。
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历史书所记载的只是“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恰恰忽略了那‘亿万人’的活动”，而如篮子所说，他们在大地上的困守才真正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层强固的存在基础”；人们一谈起文化，总是关注记载在历史典籍里的文化，而忽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觉察，却又是极其顽强的”，“深扎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结构的深处”，因而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底蕴。而真正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也是这个民族普通人的生活逻辑，或者说，不论历史发生什么变动，最终总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这变动中的“不变”，所具有的“最悠久绵长”的生命力，也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力量所在，尽管处于历史辉煌位置的大人物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而以群体显示存在的普通平民百姓，大地的困守者们，也永远是沉默的。
自觉建立两个精神基地
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能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我与贵州安顺的关系，后者正是我的生命存在之根。而具体到我与安顺朋友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视为漂泊者与困守者的关系，这两者是可以而且应该互补的。在一封与安顺朋友的通信中我这样写道：“（像）我这样的一个生活在抽象精神的象牙之塔里的知识分子，常常会羡慕世俗生活的现实感与人情味。而你身处于世俗中，却苦闷于‘杂事如蚕丝一样缠得人日益消沉，人的精力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一点点消失，如指缝间不断漏落的沙子’。理想的人生大概是应该自由地出没于精神的象牙塔与世俗生活之间吧。”于是，就有了建立“两个精神基地”的自觉：“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贵州安顺”，“我相信，社会的顶尖与底端，学院与民间之间是可以也应当相通的”。坦白地说，我很为有这样两个精神基地而感到自豪，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出入于其间，这是一种特殊优势，因此对北大与贵州安顺，我有着永远的怀想与感激。
“沉入于国民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对鲁迅为摆脱辛亥革命后的苦闷，“沉入于国民中”的努力，就产生了强烈共鸣，有了新的理解，并以此作为对年轻一代的一个基本要求。在一篇题为《沉潜十年——对新一代研究生的期待》的讲话中，我对“沉入于国民中”这一命题作了四个方面的阐述：一，学者、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与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自于（或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的现实”。二，“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中国人口密集的广大农村，也就是历史地平线的下面，一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保持着某种不受外在时势变动影响的永恒的常态”。“新一代的学者担负着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思想、新理想的历史使命，而新思想、新理想的提出，是不能脱离，甚至是要仰仗于对由上述‘变’与‘常’所决定的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了解的，否则我们的‘创造’就会成为‘无根之木’。”三，“学院里的学术要不断从民间学术、民间思想中去吸取养料”。“学院的体制化，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形成对学术创造力的一种压抑。在这些方面，具有某种野性，即不规范、也因此不受约束的民间思想、民间学术就能够对学院的学术起到补充的作用。”四，一个学者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极为开阔的”，“如果学者的胸襟、视野像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书斋那样狭窄，那就太可悲了”，“真正的学者是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他对人，特别是普通人（所谓‘国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最通达的理解，正因为书斋生活相对枯燥，也因为学者因思想的超前而时常咀嚼寂寞与孤独，他对平凡人生中浓浓的人情味，就有着本能的向往与挚爱，以至于依恋”。——这里，自然都渗入了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欲求。
新的困惑：面对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重新回到这一命题，是在新世纪初，又有了新的思想文化背景，即全球化的背景。因此，有必要将我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过程先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我们虽然也提出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样的命题，但至少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记得有一位与我们关系相当密切的日本朋友，为此感到十分诧异，他问我：为什么全世界知识分子都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你们却很少谈及？我正是由这样的提醒，发现自身思考视野的狭窄：我们这一代人要真正走出自我封闭，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很快，中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与国际接轨”突然成了一种时髦的口头禅与行为规范，我这样的人又不免产生许多疑惑。
而真正引起我认真思考的，是1999年的科索沃事件。我在这一年年末所写的一篇题为《无法言说》的文章里，对我的思想作了一个清理。首先引起震惊的是“美国与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正是其世界霸权主义的集中暴露，如此的霸道与专制，完全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不作任何妥协，并且根本不把他国（特别是弱小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回事，与对本民族人民生命的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暴露了潜意识里的种族主义，把国际强权政治推向极端”。由此引发了我对冷战时期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重新思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样的冷战格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这些年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人们却因此忽略了另一方面，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结构的相互制约、渗透与影响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自己的种种危机以后，之所以还保持了某种生命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过他们国内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顽强斗争，在某些方面吸取了社会主义理想中的积极因素，从而获得了某些自我调节的功能。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绝对拒绝，甚至为了所谓的纯洁性，而不惜将自身某些合理因素推向极端，这恰恰是导致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到世纪末，在基本上失去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制约，获得了全球范围的绝对权力以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专制性就会得到毫无顾忌的恶性引发，从而导致了自身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客观法则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遭遇全球化问题，并有了这样的最初的思考。
而且我突然发现，自己立场的复杂、模糊与难以言说。我坚持我的“立人”理想，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强调个体精神自由，反对一切奴役与压迫，就必然地，一反对南联盟领导人对科索沃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二反对美国与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伤及无辜平民；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公意”；四不赞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学生与民众中正当的民族情绪的简单否定，以及他们的全盘美国化的主张；五不同意所谓“新左派”根本不承认或忽视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性的态度。
我知道自己的立场也自有矛盾之处，比如我既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此我反对借口维护主权侵犯人权，但我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我看来，无论怎样强调世界一体化，世界大同始终是一个彼岸理想，在此岸世界是不可能完全消灭民族国家的，也就不能完全放弃民族主义，因此，我也反对借口维护人权而侵犯主权，同时又对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怀有高度的警惕。这样，我所坚持的就是一个思想者的全面而彻底的批判立场，在现实的政治、外交中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如前文所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操作、实践不是我的职责。我所能做与要做的，仅是自由地说出我的意见。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鲁迅那样的敢于“横站”，与多方面的论敌同时作战的勇气与智慧，我从根底上是软弱的，于是，就只有沉默了。而我最感痛苦的是，战争结束了，天下太平了，在这太平声中，还有几人能记得躺在南联盟土地上那些死尸的血痕，听见母亲深夜的饮泣？
新世纪伊始，9·11事件的发生，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
在二十世纪末，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对新世纪的期待的短文，和众多的豪言壮语相反，自认唱的是低调，只是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懂得爱惜人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要人死”，二是“回到常识”，不要再做梦。发生在美国本土的爆炸将我的“不再杀人”的幻想击得粉碎。而随后发生在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美国化的反应，更使我目瞪口呆。
众多的中国民众与年轻人的幸灾乐祸，对人的死亡的冷漠；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开始美利坚时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预言，都让我不知所措。处于这两个时代高调的夹击之中，我感到窒息并无以言说。接着是“新帝国论”的出笼，“先发制人”、“打击邪恶轴心国”被宣布为美国国策，一个以美国为主宰的“国际新秩序”终于浮出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