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可以说是对我的近二十年学术工作的一个概括与提升，其实，从前文的回顾中，就不难看出，无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幸存者”，还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批判的知识分子”、“思想者与实践者”、“漂泊者与困守者”，我的一切研究、思考与活动，都是从“关注中国问题”出发，立足于“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教训”，并力图为“创造中国理论”提供历史与思想资源。现在有了这样更加明确的表述，也就意味着有了更大的自觉性。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当朋友们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对变化中的社会和世界作出应答和解释”，“如何处理文学所凝聚、所体现的‘本土经验’，如何通过此种丰富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的思想资源”，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或许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对二十世纪中国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在这方面作出某种回应，“我特别看重的是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前景：如果说对苏联、东欧经验的研究曾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那么，远为丰富与复杂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同样有可能取得某种理论上的突破，这是中国的人文学者有可能为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一个领域，至少我们是可以这样期待的”。当然，我同时也十分清楚，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是极其有限的：不过是提供一个历史当事人的一种观察、体验、思考而已。
“构造精神家园与汉语家园”同样也是对我的关于中小学教育思考的一个概括与提升，是我在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打好精神底子与终生学习的底子”思想的一个发展，而“汉语家园”概念的提出，则显然针对日趋严重的母语危机，并赋予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以新的意义。“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则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新的教育课题，前文已有论述，不再多说。
更重要的，“追寻生存之根，重建精神家园”这是我的生命的需要。
在2002年6月27日上最后一课时，北大学生问我：老师，你退休后要干什么？我的回答是“三回归”回归家庭，回归贵州，回归中学。这表明了一种行为的走向，也是一个精神的趋向，即逃离中心，走向边缘，走向底层，走向生命之源。我仍住在京城，主要闭门著述，尽可能减少参加会议；我的主要社会活动全在“远方”或去贵州——我在那里度过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一生中的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人生的艰难岁月是这块土地接纳了我，我带着新编的《贵州读本》与老朋友及当地大学生们进行心灵的交流；或去南京师范大学附中——那里是我的生命远行的出发点，为母校中学生上课，是旧梦重温，也是新的开拓；或去南方（上海、杭州、广东等地）讲学——在我最困难时，那里的朋友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这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回报，但更是一次次的精神吸取与滋养：“仿佛回到真实的大地，感受到某种永恒的东西。”“回到大地”还有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即是“回归自然”。退休后，最惬意、最放松的，莫过于与老伴一起两次国外漫游：2003年的欧洲五国的浪漫之旅，2004年的加拿大的家庭休假。前者是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做过的梦——那个年代会有这样的梦，真是不可思议。而后者却是难得尽享天伦之乐，并留下了《旅加日记》，其中就有“我与大自然的关系及其表达”的思考：“每次旅游，我都没有文字留下，我从不写游记。深层次的原因是，自然，包括自然风景，恐怕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述的。语言文字仅是人的思维与表达的工具，在自然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
坦白地说，在大自然面前，我常有人的自卑感，在自然奇观面前，只感到心灵的震撼，而无以言说。也正是这一点，显示了摄影（包括电影摄影）的力量和作用。所谓摄影，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发生心灵感应的瞬间的一个定格，是我经常喜欢说的‘永恒瞬间’。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感应，又有极强的直观性，也就保留了原生形态的丰富性与难以言说性，这正是语言文字所达不到的。摄影所传达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缘分：摄影者经常为抓不住稍纵即逝的瞬间而感到遗憾，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失去了（或本来就没有）缘分。”“因此，我的自我表达，也就有了这样的分工：用文字写出来的文章、著作，表达的是自我与社会、人生，与人的关系；而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则用摄影作品来表达。我经常在学生和友人中强调摄影作品在我的创作中的重要性，甚至说我的摄影作品胜过我的学术著作的价值，这其实并非完全是戏言。对于我来说，与自然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我本质上是更亲近大自然的。只有在大自然中，我才感到自由、自在与自适，而处在人群中，则经常有格格不入之感。越到老年，越是如此。即使是旅游，我对所谓人文景观始终没有兴趣，我总觉得其中虚假的成分太多。
真正让我兴奋、醉心的，永远是那本真的大自然。这样的类似‘自然崇拜’的心理，还有相关的‘小儿崇拜’，其实都来自‘五四’，我承认，自己本质上是‘五四’之子。”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感受：“在花园里遇到了许多中国人，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的都有。于是，就听到了许多华语。按说他乡听乡音是一件极高兴的事，我却有一种陌生感，想来大概是因为来加拿大以后，我都为两种语言所包围：英语和广东话，这都是我听不懂的。这样，这半个月来，我除了与老伴用语言（汉语）交谈以外，与人的交流（包括两个孩子）都是借助于某个眼神、动作与表情，更多的是与大自然进行无声的对话。
我几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近乎原始的交流方式，现在突然置于熟悉的语言世界中，反倒觉得不习惯了。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验吧。”在融入了大自然之后，精神家园的内涵也就更为丰厚。在那一个早晨，独自坐在屋前的平台上读书，突然发现，更准确地说感受到了寂静：“它无声，却并非停滞，在无声中有生命的流动：树叶在微风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阳光，草丛间飞虫在蠕动，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和飞翔。这就构成了一种寂静之美”，而我的生命又进入了从容、沉潜的状态：这或许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非常之美的。
和青年志愿者的相遇
而尤感欣慰的是，在寻找精神家园时，我与中国更年轻的一代人相遇了。由于某种机缘，我与北京大学生中的青年志愿者群体，发生了联系。据说，到2004年5月，全国各大学已经成立了一百二十个这样的社团，北京地区已达三十多个。年轻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利用假期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支教扶贫活动，同时又积极参与城市农民工的法律咨询和他们的子弟的教育。2004年暑期一部分北京学生社团组织了“西部阳光行动”，把支农支教与西部开发结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摸索，许多青年志愿者逐渐将工作重点放在乡村建设的实验点上。可以说，一个“关注农村，塑造自我，建设新乡村”的热潮正在中国的大学校园悄然兴起。这对我又是一个惊喜的发现，并且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我不仅向“西部阳光行动”提供捐助，帮助他们在边远地区建立了五个乡村图书室，参与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组织的北京市首届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评选工作，还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对青年志愿者运动作了历史与理论的阐述，以《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为题，在北大、北师大等校作公开演讲，引起了大学生们的强烈反响。我关注的是一个世纪思想文化现象：在二十世纪，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整五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断了将近二十年后，到了新世纪初，又有第六代年轻人重新走向广大的农村。
我要和年轻人讨论的是这背后的历史的动因与历史经验教训。我这样讲道：“这里有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正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上的房屋，河流与森林……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存在，因此，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在我看来，在过去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仆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寻找认识与改造中国的根基，要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新世纪初，你们的青年志愿者运动，也是一个寻根运动，是在补你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重建你的精神家园。”我同时强调的是，“当下中国最迫切、最重大的两大问题，无论是解决两极分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是推动政治改革，其关键都在农村的改造与建设”，“我们今天尤其应该明确地提出：农民不富裕，就谈不上国家的富裕；农民没有充分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就谈不上国家的民主、自由；农民没有根本改变落后、愚昧状态，就谈不上国家的文明；农民没有从种种束缚下解放出来，就谈不上国家的解放。应该以这样的观念与追求，作为我们建立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与目标”，而如果不打好乡村民主建设的基础，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成为“沙上建塔”，如“五四”先驱者所说，“若想得到个立宪的政治，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这样的农村，才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我得出的结论是：“到了新世纪初，又重新产生了‘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与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农民相结合’的历史要求，新的青年志愿者运动也就这样应运而生。”——在这里，依然贯穿着我的启蒙思想：新农村建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民间的思想启蒙运动，而青年志愿者参与其间，也将获得自身思想的启蒙与精神成长。这样，我在这十年中所做的三件大事：组织北大百年校庆的民间纪念，推动中小学民间教育改革，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实际上是有着内在联系的：都是在推动民间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同样也是一个双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我自身的生命也获得了不断的深化和升华。
在我看来，大学生中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对中国的学术界与教育界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省：中国这块土地，中国农民，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正在发生书斋里很难想象的深刻的变化，也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尖锐的问题，而我自己，以及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些却知之甚少，了解一些，也是失之笼统，更缺乏深切的体验，我们事实上是越来越陌生于脚下这块土地了。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学术危机，思想危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危机。在所有关于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我们的大学教育——恐怕还不只是大学，而且还包括中、小学教育，我们的整个教育都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也就是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自省吗？
我同时注意到，这样的志愿者行动，这样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并不只是限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也就是说，对它的观察与思考也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对大学生们说：志愿者行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运动。这也是一个国际现象：
西方国家、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大家心中的上帝都死了，都面临着一个理想重建、价值重建的任务。今天还要不要坚持理想主义？如何坚持？理想主义者的出路在哪里？’这都是全球性的思考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实践课题。而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则是发展中国家，东方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除了自身的意义以外，还是一个寻求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东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自觉尝试。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的乡村改造与建设中，如何整合中国传统的乡土资源，走出一条既吸取了西方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有别于他们的中国自己的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道路来。这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民族文化的重建过程。或许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乡村改造与建设的更深层次的目标与意义吧。
我当然没有忘记，向年轻人讲述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教训，这正是我在前述对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精神的反思中已经总结过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熟悉遇到的就是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而最容易发生的又是两种倾向：或者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包打天下，把农民当作救济、施恩的对象，这是一种英雄主义、贵族主义的态度；或者将农民理想化，将农村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美化，把自己置于被改造的地位，这是我们一再提及的民粹主义的倾向，对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两种倾向都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理想主义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提倡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首先是坚持理想主义，同时又理性地估计与正视理想主义实现的有限性，这背后其实是包含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精神的，就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计效果地、不问收获地、持续地、一点一点地做下去。既清醒于个人作为的局限，又相信历史合力的作用，也就是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这是一条漫漫长途，我曾追随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驱者和我的老师们往前走，曾经和我的同代人相互搀扶着走，曾经和知青那一代人以及之后那一代人一起走，现在又与世纪初的青年志愿者走到了一块，而始终与我相伴随的，则是我的贵州、安顺的朋友。而且还要这样继续走下去。
“你是怎么称呼的？”——“我不知道。”
“你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不知道。”
“你到那里去？”——“我不知道。”
“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你）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吧。”——“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徘徊，沉思，忽然吃惊，）“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
（过客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2005年1月17日－3月5日陆续写成
3月6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