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娼妓，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现在中国特种行业“小姐”的存在甚至泛滥，早已是公认的“国情”。这个群体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行为规则；不仅许许多多的生意是在小姐的陪伴下在歌厅与夜总会等特殊场所谈成的，甚至一些地方的政治决策，也是从这些地方生出来的。小姐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的事情，也已经不新鲜了。
在文学作品里小姐的形象大量地涌现，但是，在这些作品里，小姐显然少见了解放前类似作品中那令人同情的面孔，实际上，她们已经成为现时期人们谈性的一个最好的借口和切入点，口吻往往带着不恭甚至猥亵。人们不再认为小姐们从事这种行业是出于生活所迫，人们也不再认为她们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在失去了这两个产生同情的前提之后，小姐们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群体，一个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一个传播恶性疾病的媒介，一个轻而易举地赚大把钞票却又不上税的宠儿，于是，人们的言辞中，不仅含有猥亵，而且有了嫉妒。严酷的现实是，在人们嫉妒的目光下，小姐们已经变成了一种“高危群体”，有关针对小姐们的犯罪有迅速增长的趋势，柔弱的体质，昼伏夜出的行动规律，超常的收入，特别是她们无所归属的居住与生活性质，都成为某些不怀好意的人们对她们下手的强烈诱因，事实上，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对小姐们犯罪，都危险最小，成本也最低。一个正常的人失踪了，他的家人、邻居和单位（如果他在国有体制内的话）或者身处的公司肯定有点举措，怎么也会报案的，可是如果某个小姐失踪了，绝少会有人操心她的死活，人们甚至不会往案件上去想，人们更乐意推想她转移“阵地”了，或者被某大款包了等等。事实上，有关小姐的人命案，往往都是通过发现了尸体才浮出水面的；即使发现了尸体，也往往确定不了尸体的身份。最近北京刚破获的系列谋杀小姐案，至今多数尸体都不知道姓甚名谁。更可怕的是，各地公安机关往往对涉及小姐的案件不甚热心，只要不关人命，一般针对小姐的抢劫、强奸、诈骗等作案，即使受害人报了案，也不大有人管。实际上，从警察到街道委员会再到一般城市居民，对小姐们受的伤害都不太关心。
小姐们的这种高度危险的境地，显然与整个社会过分热衷又极度漠视是有关系的；热衷的是她们的淫乱，漠视的是她们作为人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社会舆论多少有点将小姐们“妖魔化”了。不错，小姐从事这种不光彩的行业是为了钱，她们中的有些人的确并非饥寒所迫，更多的是贪图安逸和享受。但是，对于那些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女孩子们来说，之所以干这个，恐怕还是与她们并不宽裕甚至很困难的家境有点关系，有的人还真的是为了给家里还债或者让弟妹们读书才“下海”的（只要迈开了头几步，以后就是家里不再需要她们出卖肉体了，恐怕也只有做下去了）。有不少人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其实最初只是想找份工打，但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孩子，外面世界的陷阱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尽管现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不好，但我相信，决不是所有做小姐的人一出来混就存心卖身，陷了进去，总有各自的道理或者苦衷，现有社会学调查已经多少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似乎不应该是解放前的妓女或者国外的妓女（像茶花女之类）就值得同情，而今天的妓女就个个死有余辜。
退一万步说，即使做小姐的都是坏人和罪犯，既然国家政权没有能力将她们统统送去劳动教养，或者说根本不打算根绝这个行当，那么她们就还都算是国家的法定公民。是公民，受到犯罪的威胁就应该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事应该有人管。一面严令禁止，一面实际放行，缺乏对这种特种行业的基本控制，对于社会稳定是相当不利的。事实上，在公安机关不能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小姐们往往求助于黑社会的帮助，从而使得黑社会发育更快，社会治安状况更加复杂。
今天，对于社会边缘群体（诸如进城的农民工）的关注已经提到了学界和政府的议程，但对于相当庞大的小姐群体却还没有起码的注意。实际上，小姐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农民工，她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一般的民工更边缘，更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