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侯宝林的一段相声，说是清末光绪和西太后相继驾崩，全国停止娱乐，唱戏的不得已都改了行，卖菜的卖菜，卖西瓜的卖西瓜。只不过，相声里的改行都是暂时的，皇帝和太后大丧过后，戏唱得更火，京剧界所谓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之类的名目，都是那以后才冒出来的，而1982年夏天有关我的改行，却是永久性的，从瓢以后，我从一个本该伺候拖拉机和收割机的农机助理工程师，一步步变成了用我大学同学的话来说，一个耍笔杆子和嘴皮子的人。
那年的夏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大段的空白，中国和世界好像都没发生什么大事，也许最大的事情就是78级的我正好赶上毕业。我所读的学校，说来有点惭愧，是当年王震领着转业官兵在北大荒开荒的时候，乘着大跃进的热乎劲办的，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有像那个年月闹的很多热闹一样被调整掉，反而成了一所正式的大学，一所“文革”期间惟一“不见鬼”（毛泽东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农业大学。学校设在离牛苏边境几十里的一个废弃的日本兵营里，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些试验室和实习工厂还用的是日本人的营房。学校四周，是大片的农田和荒地，以及不那么荒的山（大树都被日本人砍光了），这也许是我们学校的最大优势--谈恋爱的地方供应绝对充足。写到这里，按规矩得描述一下生活的艰苦或者接着到来的诗情画意什么的，可惜，两者都没有。原因是我学的是农业机械专业，课程特重，每天要上8节课，还要应付几十上百道需要费去几大张演算纸的作业，还不算制图和做试验。那些年，山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包括刚刚开始流行的日本电视剧、流行歌曲以及还在争议中的迪斯科和喇叭裤，我都没有感觉。四年下来，累得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总算过去了，以后打死也不上学了。
说实话，学机械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从小就不喜欢那些冰冷的铁家伙，根本就没想过要当一个“机械师”。恢复高考的头一年，我考的就是文科，只因为政审的缘故没有走成。第二年再考，有人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要松一点，在那个地老天荒的地方也无从考察。我从善如流，弃文从理，因为自知底儿薄（考试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数学只拿了40分），只敢报农业院校。在选专业的时候，因为曾在农场的连队里做兽医，借猪马牛羊之势，就近报了个畜牧兽医专业。学文不成，剩下的对动物还有点兴趣（特别是猪，实际上，从后来的结果看，我是做了一个跟猪一样蠢的决定）。结果，这点小算盘也没有如意，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才知道，那年我们学校别的专业都不招，只招农机！
好容易四年熬下来了，那口松下来的气还没有喘匀，马上分配的难题就摆在面前了。那时候大学毕业是百分之百要分配的，虽说整个国家的大学生还很稀罕（包括我这样不值钱的农科学生），但分配却是绝对面向基层的。我们这些学农机的人，绝大多数要分到农场的连队，也就是农垦区的村里。当时我在别人看来，似乎是相当特殊的，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下到村里去做农机技术员，一是留校做公共理论课的党史教师。
读者也许怎么也难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学校居然会让一个学农机的学生，去教跟拖拉机和底盘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共党史。这件事现在说起来要费些工夫。那个时候学文科的大学生太稀罕，我不太清楚1982年全国文理科学生的比例确切是多少，但肯定很悬殊，因为文科学生大多比理科分得好。我们那样一个地处山沟里的学校，根本就分不来能教三门公共理论课的学生，所以只好在自己的毕业生里挑，不过一般都在我们学校惟一的文科--农业经济专业的毕业生里找，轮不到我们。然而，毕业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却让我有了这么一个“机遇”。毕业的前一年，好像又是王震发起了大学生学近代史的“运动”，而且还搞什么学生自教自学，于是居心叵测的同学们就把我牺牲了出去，让我来露乖出丑。但是，想不到的是，在运动过程中，学校突然发现在几个系教近代史的学生中，数我侃得还像是“史”。也许是一时兴起，居然将清朝的皇帝挨个儿背了出来；也许是钢牙紧咬，居然能将鸦片战争英军主帅的名字念得清楚，就这样，我这个学了一肚皮各种力学和画了厚厚的一大摞零件图和装配图的人，被认定具有教史的天赋。于是，毕业时我就有了两种选择。
殊不知，这两种选择对我来说，不是鱼和熊掌，而是两头差不多的烂蒜，选哪个都倒胃口。至于教党史，在同学们看来虽然是改成了文科，但我心里知道，这东西实际上是政治，而政治恰恰是当时的我所反感的东西。当初我之所以政审不合格，除了因为老爸早年站错了队，做了国民党军官之外，就是自己在“文革”后期对政治乱插嘴，对“文革”不敬的缘故。
但是，两难归两难，在那个夏天，我必须选择。古希腊哲学神话中，据说有在两堆相同的干草面前无法选择而饿死的驴子，而在中国的北大荒，学了四年机械的我却作了一个决然的决定，我选择了扔硬币。结果硬币指示我留下教党史。
于是乎，别了，我的拖拉机，我的电瓶，我的底盘，还有我打过针的马儿，我骗过的猪们，我变成了一个在同学眼里卖膏药和大力丸的人。就这样，一路稀里糊涂走下来，最后到了北京，成了真正的天桥把势。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打开了一辆汽车的前盖（当年汽车也是我们所必须学的），发现里面的东西全不认识我了。也就是说，过了将近20年后，我已经把我大学学的全还给老师了--不，老婆提醒我，我还有一样来自大学的本领：削铅笔。实际上是给老婆削眉笔（注：比汉代的张敞等而下之），不管多软多容易断的眉笔，我都能削得顺顺溜溜，不断不折，这手功夫显然是当年画机械图削铅笔练出来的。
不过，近来老婆的化妆品已经更新换代，眉笔也换成不用削的了--莘莘学子如我，不亦悲乎？
带“病”考试
高考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典，每年的夏天，总有那么几天媒体热闹，政府紧张，考生的家长慌张。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什么一个迟到的考生被呼啸的警车送往考场，围观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云云。
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压不住自家的酸水，怎么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呢？现在人们总喜欢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当下考生与录取的比例，最高也不过3比1，而二十多年前，这个比例竟然达到20比1。本人不幸，躬逢其盛，接连参加了77、78两次高考。记得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小的农场，考生居然一下子将考场周围的街巷填得满坑满谷。我在那个农场呆了多年，好像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人，连不知道X+Y为何物的老兄老姐们也来碰运气。以至于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一次初试，一次正式考试。
初试的考场上就相当热闹，有哭的，有闹的，还有当场休克甚至吐得一塌糊涂的。那时离“文革”后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风头的日子还不算太远，大概是对那时的宣传记忆太深刻了，我旁边就有一位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
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犯傻，前几年曾经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混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的《儒林外史》。
考吧，反正马二先生说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考试。请了两天的假，到农场（那时还叫团）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下了场。开始是初试，记得头一场是考语文。我们这些人，打小学就赶上“文革”的好时光，哪里经过什么考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坐到桌子前，发下卷子，笔就开始打哆嗦，百计也无法制止，就这样抖了半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有交白卷的危险。当年大清国的时候，江南的大名士吴兆骞就是在皇帝老儿驾前的考场上打哆嗦，交了白卷，结果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喝西北风。现在我已经在北大荒了，再要发配可能连个地方也不好找了……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笔总算是不那么抖了，可是思路也找不到了，最后总算是对付了一些文字交了上去。
初试过了以后，为了防止再哆嗦，我想出来一个相当聪明的主意。考前从医生那里要了一片安定药片吃了下去，因为我听说这种药少量地吃可以有镇定作用。没想到，由于我从来没有用过安眠药，区区一小片安定，在考场上居然把我“镇定”得睁不开眼睛了。当然，鄙人当时明白，如果我就此睡倒，依然是要交白卷的。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将脑袋和桌子狠狠地接了几个吻，这招居然比初试时忆苦思甜还管用，复试下来，成绩居然还不错，按当时的行情，上个重点大学也够了。
当然，我能考到那个程度，以今天的尺度，绝对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的考题简单得能让今天的中学生笑掉大牙。记得语文题最难的部分就是翻译《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考完之后，一个据说程度不错的考生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吗？我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
考试的过程听起来很有点喜剧的味道，但是结果对于我来说却是地道的悲剧。从1977年考完，一直到1978年的到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地走掉，而自己只能与猪马牛羊为伍，当然还有某些长舌妇背后的嘁嘁嚓嚓。为何不被录取，没人告诉为什么，不过，自家有病自家知，我知道很可能是政审不合格，十有八九是坏在了当年对“文革”的说三道四上了。那时，“文革”还是说不得的话题，我们那次高考的政治题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我怎么样在笔下让“文革”“伟大”而且“胜利”，但是我那该死的前科，白纸黑字地载在我的档案里，实在没有办法蒙混过关。
那年月，有了政治问题就跟做过贼一样，成为永远难以抹去的污点，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78年，我又一次进了考场，这次考的是理科，因为有人给我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比较松。一点不出人意料，我考得不好，结果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黑龙江的农业院校，从放马放猪改成“放”拖拉机。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我再怎么跳，也还是难逃罗网，拖拉机也是不会计我放的。
补白的补白
下面的几篇东西，是杂志的编辑朋友让我写来为他们的杂志补自的，短小得几乎像是考试卷上的填空。过去有个郑友梅，专给报章写补白，人称“补白大王”，东西多得可以编几本书。跟他比，我的补白似乎太“白”？一点，似乎过于可怜，然而，纵是鸡肋，总是自家锅里烧出来的，也舍不得丢掉，故而堆在下面，读者诸公或许看了之后能有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