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改革，甘南伊斯兰教各个教派和门宦的商业机构以股份制的形式进行了公私合营。其中西道堂“天兴隆”号商行出资10万元，实现了公私合营，安排了西道堂方面6个商业人员，原来“天兴隆”号经理黎怀仁担任公私合营商行的副主任。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宗教信仰政策的落实，甘南各个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也重新开始进行经济活动。经济实力的大小成为衡量教门兴盛与否的一个标准之一，各个教派和门宦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竞争。清真寺的阿訇在主麻日经常结合教义讲授发展经济贸易的“卧尔兹”，教派、门宦或者清真寺的经济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引导穆斯林从事经济活动的作用，对普通穆斯林发展商品经济的意识和行动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其中西道堂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
西道堂最初经营小商业，经过数年的发展后，这种贸易的规模逐渐增大。起初各个店铺租车运输营销的货物，后来又贷款自购车辆运输货物，这样就使货物和资金的周转速度加快，经济效益也增加。近几年来，随着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营者个人资本的增加和营销经验的积累。西道堂的经济发展逐渐走上了联合经营的道路。现在西道堂有两大支柱产业：一个是遍布全国各地连锁店似的商号；一个是汽车运输队。都是采取联合经营的方式，通常由几家或几十家出资合办一个或几个公司，出资合作者同时也是从业人员，管理实行经理负责制，公司根据经营收入情况和每个从业人员的不同岗位发放工资。目前西道堂已经在甘肃、西藏、四川和青海等省区的20多个地方设立了30多个商业网点，经营民族特需用品、日用百货等商品。
西道堂的西大寺汽车运输队拥有各种运输汽车76辆，除为散布各地的西道堂商铺和公司运输货物外，还承揽本县及外地的运输业务，运输任务应接不暇，长年奔驰在甘、青、川、藏公路上。车队经济效益相当好，仅每年交纳的税金、管理费、养路费等就有100多万元，为繁荣甘南经济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贡献。
三、基督教与甘南的经济
在欧美国家中，基督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欧洲的中世纪，历代封建国王、贵族为了拉拢教会都要捐赠大量土地。公元7世纪时，西欧教会约拥有8000多处庄园。公元10世纪以后，国王、贵族、主教不仅出钱捐赠土地，兴建大批修道院．还动员大批农奴为教会服役，致使修道院的修建成为一种社会风潮。仅法国，到公元12世纪时，修道院就多达500多所。
在现代社会，基督教与经济的联系紧密程度不亚于过去。美国记者尼诺·贝洛在《梵蒂冈帝国》一书中说，梵蒂冈的财富难以计数，仅有价证券投资一项，总额即达56亿美元，至于收藏的近万件稀世珍宝和古玩，其价值更是无法估计。美国《中心》杂志的离任编辑詹姆斯·贝克说，美国所有宗教组织的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约为795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一份445亿美元属于天主教会，新教和其他教会（包括佛教、伊斯兰教、摩门教）拥有280亿美元，犹太教拥有70亿美元。现代美国教会经营或投资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寓、办公楼、停车场、工厂、商业公司、股票和债券交易所等，通过这些商业经营获得大量利润，更有甚者，有的宗教组织与军火工业也有密切联系。美国三个最大的宗教组织，即天主教、新教、犹太教购买军火工厂的股票总数为220亿美元。
组织和传教差会提供经济上的充分支持，在活动经费上不存在困难，所以很少进行经济活动。在甘南地区传播的基督教宣道会和神召会，主要着力于在当地的立足和生存，几乎没有开展过经济活动。基督教的传教士曾经设法购买夏河县美武的铜矿，但是当地藏族以神山不能开发的理由拒绝了这个要求。1932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德国牧师舒雅哥与卓尼杨土司签订了合同，杨土司派赵国璋、雷兆祥、罗琦等人协助办理，建起了小型的装机500瓦的磨坝水电站，用来加工木材和安装电灯照明，这是甘南用电的开始。不过，修建水电站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取得卓尼杨土司的好感，从而便于在土司辖区传教，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因为水电站归杨土司所有。但是这个唯一的例子还是证明了开展经济活动对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另外，甘南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中还有传教士为了发展信徒曾经发放过低息贷款的零星记载，却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具体情况无法得知。但是发放贷款的作用和修建水电站一样，主要不是为了得到贷款利息，而是为了通过贷款促进基督教在甘南的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三自”革新运动，甘南基督教断绝了与外国差会的联系．实现了“自治、自传、自养”。1958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后宗教活动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停止。改革开放后，甘南地区临潭县的基督教活动得到了恢复，先后修建了三座教堂．教会依托教堂的房地产开展了商业租赁活动。其中的业路教堂因为位于一个小山村，所以没有条件开展经济活动。新城教堂虽然位于新城镇，但是和镇中心还有一段距离，教堂的房地产商业租赁无法进行，只能把房子租给临潭一中的学生住宿，所得的收入仅仅能弥补教会部分日常开支。城关镇教堂地处县城的西大街。地理位置优越，每年房地产商业租赁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基本上可以满足教堂日常的开支需要，但是要举办其他活动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甘南基督教的发展由于没有开展其他经济活动，所以目前面临经济上缺乏有力支持的困境。
）第三节甘南的宗教与文化教育
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它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无论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宗教，国家社会中的国家民族宗教．还是像佛教、基督教这样由创教者创建的世界性宗教，它们从其萌芽到生长、再到成型的历史过程，实际上都是经历“宗教观念一宗教体验一宗教行为一宗教体制”这样一个过程，宗教史的历史事实证明．宗教四要素的层次结构体现了宗教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而文化概念的最初出现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古希腊人用气质、精神、智力、教育等来表达他们的文化观念。后来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的文化遗产，文化一词的概念随之发生了衍化，“这一时期出现了后来‘文化’（Culture）一词的语言形式Cultura，Cultura这个单词来自于拉丁语Colere。含有耕耘、培植的意思……应当指出的是，当时出现的‘崇拜’、‘祭祀’（Cultus）一词，也是由Colere而来的，意指对诸神的敬仰与崇拜。可见在那时土地耕耘与文化、宗教的紧密联系”。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的“文化”也包含着类似的意义。《周易》在《贲卦》的《彖辞传》有这样的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实质上就是以文德教化天下，而古人对人的教化与他们对于天祖、圣贤的崇拜一直都是不可分割的。
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是彼此分不开的。原始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的内部孕育、成长、诞生的，原始宗教是原始文化发展的源泉。原始文化包含在原始宗教之中，原始宗教的内容中体现着原始文化的全部内涵。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逐渐提升，宗教从文化整体中脱胎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表现形态。这时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就成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决定宗教，宗教体现文化。文化是本质性的，宗教只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宗教依赖于文化，每一种宗教都有它的文化前提，不同的宗教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体现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
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都离不开教育。在历史上，全民信教的藏、回等民族一般接受传统的寺院教育和经堂教育。在信教民众的观念中，寺院和清真寺就是学校，喇嘛、阿訇就是有学识的师长。回族因为与汉族在居住格局和文化交流方面的优势，较早地接受了汉族的私塾教育。近代以后，藏族和回族先后又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基督教在传教的过程中，通过举办圣经学校或者各类世俗学校．把西方现代教育的模式移植到传教区。
一、甘南的藏传佛教与文化教育
藏传佛教对藏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寺院对藏族文化教育垄断了一千多年，寺院不仅是僧尼进行诵经、修持等各种宗教活动以及供信教群众顶礼膜拜的场所，而且也成了文化教育的中心。藏族的传统文化被统称为大、小五明，大五明为工巧明（包括工艺美术、建筑、雕塑、绘画等）、声明（声韵学、语言文字学）、医方明（医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小五明包括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历算学等。大小五明共十种学问，包括了各类学科，而这些传统文化都在寺院中才能得到全面学习的机会。寺院是研习佛教和藏族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工艺建筑、绘画雕塑、宗教舞蹈等多种学科拉卜楞寺就是甘南藏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寺内设显宗闻思、密宗上续部、密宗下续部、时轮、医药、喜金刚六个学院，它是研究广博深奥的显宗和密宗教义、宗教哲学、天文、历算、医药等知识的场所，其中上、下续部及喜金刚学院均属密宗学院，除了主修喜金刚、金刚手大轮、虚空瑜伽、集密、怖畏、胜乐等密宗本尊外，同时兼修声明、音乐、法舞、梵文、诗歌、文法、彩绘等科目，培养各科人才。整个寺院的修习内容基本上包罗了藏族科学文化艺术的全部内容。
拉卜楞寺按照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有严格的学制，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学位考试严格，僧人学习期满后，以立宗论理、接受质疑、循规答辩等一套既定模式在众人面前考试，合格之后授予学位。获得低学位的僧人继续学习，再向高一级学位的目标前进。拉卜楞寺前后培养出了一批佛学造诣高深、医学和天文历算知识丰富的学者。历代的嘉木样、贡唐仓以及德哇仓等活佛中有的对佛教哲学有很深的研究，有的精通藏医藏药，有的对天文历算有精湛的技艺，也有的擅长藏文书法和诗文等。
民国时期，随着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在民族地区的推广普及，藏传佛教寺院垄断藏族文化教育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1927年黄正清等人组织成立的“藏民文化促进会”在拉卜楞创办了第一所藏民小学。在此之前的1921年，卓尼杨土司也在卓尼柳林镇创办了一所初等小学，免费招收了130名学生，1938年改名为卓尼柳林高级小学。到1944年，包括拉卜楞在内的夏河县小学达到13所，共有在校学生926人，教职员29人，教育经费大约35万元。
现代职业教育也逐渐在甘南藏区开办，受这种社会新趋势的影响．藏传佛教寺院也开始举办新式教育机构和喇嘛职业学校。193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拉卜楞筹设国立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次年开学。学校招收甘南藏区各部落和甘南各个机关的子弟进校学习，课程设置完全按照现代新式教育设置，同时添加有关畜牧和兽医方面的课程，1946年转交地方管理后改为师范学校，为甘南藏区培养师资。1939年，禅定寺宋堪布创办了卓尼禅定寺喇嘛半日制学校。1942年，学校改称甘肃卓尼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隶属教育部。讲习所的教育目的是为了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年轻喇嘛的一般汉文化知识，并且了解近代科技知识。讲习所课程设置基本与世俗的国民学校相同，规定凡是禅定寺15岁以下僧人必须入学，修业期限为6年，教育部每月拨款1200元作为讲习所的办学经费。
1944年，五世嘉木样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报请成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获得了批准，并被聘任为校长。教师则由校方聘请通晓藏语文的人员担任，所开设的课程除国文、常识、算术、音乐、体育以及藏族传统的天文历算和医药等基础课外，还开设有纺织、编物、整理漂染等专业课，并附设有实习工厂。1945年招收学生100名，分两个班授课。第二年收学生142名，分三个班授课。学生年龄最小者13岁，最大者20多岁，因学生选自拉卜楞寺，所以教学和管理，除参照普通学校外，还酌情保留了僧人戒律。1947年，五世嘉木样圆寂后，由于寺院内部和社会上保守势力的干涉阻挠，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无法继续办下去。“学生被各札仓收回，致令学校步人人亡政息之迷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贯彻了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政策，同时随着各级教育机构的逐渐健全，大部分藏族群众开始接受现代世俗教育。寺院仅仅作为培养宗教职业人员而发挥宗教教育的单一作用，不再包揽藏族社会的整个教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