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是举世狂欢的年代，继希特勒的巢穴被盟军摧毁之后，日本也于8月在中苏联军的猛烈反攻和美国原子弹的隆隆爆炸声中举起了白旗。此际，脱离了战争苦海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一样，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狂欢，同时希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然而，内战的阴云又在高唱和谈的烟幕中悄悄向人民逼近。作为中国执政党——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置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与重建家园的美好愿望于不顾，更不听从曾是对手又是朋友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进行民主改革的良好建议，悍然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全国性内战。战争之初。蒋介石凭借手中精良的武器、庞大的现代化军队、全国政权和美国的支持，叫嚣要在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让解放区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历史是无情的，谁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将被历史的潮流所冲垮。仅仅经过3年多的时间，气焰骄横的蒋介石就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败北。有人作过统计：蒋介石指挥军队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较量中，以每月平均丢失相当于英国或罗马尼亚面积的管辖范围、平均每月被消灭20余万兵力的规模和速度，走向统治大陆的终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损兵150余万人，创下了世界大失败的空前纪录。正是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之下，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秋”。蒋经国形容此一时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存亡之秋”。
上海滩“打虎’。
早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为争取苏联及早对日作战，蒋经国受父命协助宋子文赴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期间，蒋经国与宋子文等五晤斯大林。经双方努力，终于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举行条约签字仪式。蒋经国返国后，被委以外交部东北特派员，与熊式辉、张嘉墩一起赴东北主持接收事宜。由于蒋介石坚持反苏反共的立场，他在东北的主张与苏联的企图发生矛盾，为此，斯大林邀请蒋经国访苏。斯大林在与蒋经国谈话时，告诫蒋介石不要让东北进入美军一兵一卒，否则东北问题难以解决。由于蒋氏父子很难接受斯大林要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故此，东北与苏联之行，使蒋经国没有任何建树，所谓交涉只是一场空话。后来蒋经国谈起东北之行时，伤心得流泪说：“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
蒋经国从东北回到南京后，闷闷不乐。随着反共战争形势的江河日下，他为协父挽救颓势，组建了“戡乱建国训练班”，并成立了若干“戡乱建国大队”。1948年7月12日，蒋经国书告上海“戡建大队”队员说：
“上海是恶势力的集中地，戡建大队要想向恶势力进攻，必须要认识敌人，研究敌人，并且更要认识自己，组织自己，所以第一步的重要工作，就是自我训练”；“第二步的重要工作，应当是发展组织”。“在戡建大队的旗帜上，应当写上‘大公无私，除暴安良’八个大字”。
军事上的大溃败与经济上的全面崩溃紧密相连，相互制约。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使军费开支急剧增加，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如何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呢?由于人民不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税收大大减少，国民党当局债信已全部丧失，内贷无门，除了乞求美援外，国民政府的主要办法是滥发通货。滥发纸币的结果必然导致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转过来又促使通货更加膨胀。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于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
当恶性通货膨胀引起整个社会骚动并危及国民党政权后，蒋介石绞尽脑汁企图依靠美援和黄金外汇来回笼法币，以减缓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由于纸币增发迅速，黄金、外汇库存急剧减少，到1947年2月止，黄金库存就由600万两减少到200万两左右；中央银行的外汇资产也减少到32700万美元。此时的国民政府已无力组织货币回笼。在此情形下，蒋介石遂下决心实施币制改革。1948年6月8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兹为挽救当前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等重大危机，实应谋币制改革，不可借准备未完，条件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8月19日，蒋介石行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关于总统在“戡乱时期”可紧急处分的特权，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5个文件。文件的要旨是：
“(1)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因此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是他继续反共战争与扭转危机的灵丹妙药。翌日，《中央日报》社论称：“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社论还有两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为保障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蒋介石特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特派俞鸿钧、张厉生与宋子文为上海、天津、广州三地区督导员，蒋经国、王抚州与霍宝树等协助督导。蒋经国临危受命后，遂于8月20日晚离京赴沪。对于其父交予的“割盲肠”的重任，蒋经国一方面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另一方面则认为，“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8月21日，蒋经国至中央银行拜访俞鸿钧，商讨经济管制有关事宜。随后，蒋、俞又参加了经济会报，上海有关人士均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对于币制改革能否成功，政府官吏“多抱怀疑的态度”。23日，蒋经国正式在中央银行内督导员办公处办公。同日，金圆券开始发行。
蒋经国到上海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财政经济管制条例，限制物价保持在紧急处分令颁布时的水平，即绝不能突破“八一九防线”。如何完成这一重任呢?蒋经国认为必须要有“二千有血气的青年干部的帮助”。为此，他把“戡建”六大队改组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由赣南时期的准嫡系王升任总队长，总队在上海设置了11个“人民服务站”，专事收集举报线索。在有了组织保障后，蒋经国还特别注意抓舆论宣传。他仿效赣南时期做法，在接见市民与答复市民来信中，高唱“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此举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上海舆论界将蒋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有了舆论支持，蒋经国认为还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管制。在他看来，“经济管制之中心工作，在谋物资供求之平衡”。然而战时不同于平时，战时“节制物价必须从管理原料人手”。他提出“今日经管工作，事同作战，不胜即败，必须勇往前进，一面应促进农村与都市物资之交流，一面对于重要原料及粮食之采购，必须不畏烦难，全部规划管理”，使一切采购，皆在组织之中与稽核之下。蒋经国还利用其父赐予的“尚方宝剑”从一些富庶地区往上海调运物资，以保障市场供应与物价不突破“八一九防线”。经过他的努力，从8月19日至10月初，上海物价总算还维持在“八一九防线”上。
在蒋经国看来：“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得不到一天安宁的。”故而对囤积居奇的奸商必须实施铁的手腕。8月24日，蒋经国接见调查机关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检举大的投机商。8月27日，蒋经国又统一指挥上海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宪兵及江湾、宁沪铁路、宁杭铁路3个警察局，外加黄金管理局的管理、执勤人员，总共数千名军警，到全市市场、商店、工厂、公司、仓库、车站和码头进行突击大检查，宣称：“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根据掌握的奸商情况，蒋经国于9月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在当天的日记中，蒋经国写道：“今天市场已不如往日之平定，一切都在跃跃思动，似有采取非常办法的必要。”
当晚，蒋经国接南京最高当局电话，要他“从速处理违反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严办大的投机商人”。翌日，蒋经国下决心严办奸商，遂于上午召开检查委员会，会后即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大户奸商等各种违法行为的证据，并建议立刻逮捕。被捕入狱的奸商大户共达64人。、这在上海“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像的。特别是64名巨商中，居然有棉纱大王、中新纺织公司总经理、杜月笙女婿荣鸿云，纸业公司理事长詹沛霖，棉布巨头吴锡龄，永泰和香烟公司经理黄以聪，证券太保、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抓捕“五虎将”，震动全上海。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对奸商与不法官吏大开杀戒。例如大商人王春哲因“扰乱金融市场”、“对抗经管”被枪毙；财政部秘书陶启民因“泄露经济情报”被判死刑；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戚再玉、经济科长张亚民因“利用公务之便”，掌握荣鸿元的倒汇投机案后“敲诈勒索”与“知法犯法”均被判处死刑。抓杀大奸商与不法官吏，使蒋经国再度得到了上海媒体与社会民众的喝彩，认为蒋经国“真的打老虎了”。但此举却招致上海各级官吏与奸商的反对。
首先是上海市长吴国桢，因不满意蒋经国的做法，市长权力被架空，于9月5日赴南京向蒋介石辞职。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蒋经国冷战。整个上海官僚势力，组成联合战线，与蒋经国对抗。关于此点可以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得到说明。在到上海第二星期“反省录”中，蒋经国写道：
“做事不到10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
在9月4日的第三星期“反省录”中，蒋经国写道：
“今天最可忧虑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不疑’以及‘反对’之态度。”“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孤独的。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今后的工作方针，应当少树敌人。”
与此同时，上海奸商们也准备同蒋经国拼个鱼死网破。蒋经国在演讲时称：“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如再继续检查仓库惩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对于奸商的恐吓，蒋经国认为“不足为惧”，“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决不会“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⑧。
尽管蒋经国打击奸商的勇气不减，但在官商勾结向他的权威进行挑战之时，他的上海“打虎”行动不得不以败阵而告终。官商勾结挑战蒋经国权威的典型案件莫过于扬子公司案。扬子公司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第一大富豪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成立的官商公司。该公司通过宋美龄的关系网，获得汽车、药品、钢材、染料等重要物资的进口、销售权，经营中通过走私、逃税、套取外汇及垄断货源等办法，聚敛了大量的黄金、美元。扬子公司的违法活动为上海媒体所举报，对所有奸商恨之入骨的蒋经国也想借“打虎”之机扳倒他这位表弟，挑战孔、宋豪门。蒋经国命令搜查扬子公司，发现该公司囤积大量商品与紧缺物资，有利用经济情报抢先于封关前进口的百余辆汽车、500多箱美英呢绒、200多箱西药等。在查清扬子公司大量违法事实之后，蒋经国下令拘捕孔令侃，查封扬子公司。蒋的举措轰动上海滩。
蒋经国太低估了表弟孔令侃的能量与高估其父与继母的公心了，孔令侃搬姨妈宋美龄来沪斥小蒋并放孔出狱，后又直飞北平搬老蒋来压小蒋。与此同时，孔氏家族通过收买报社与记者，散布消息说：“在扬子公司查获的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并非事实。”上海警方也被迫宣称：“所抄查均已向社会局登记，所囤大批汽车并非孔令侃所有。”在各方的压力下，蒋经国失去了其父的“尚方宝剑”，只有缴械投降。关于此点可以从他的日记中得到说明。
9月“反省录”中，蒋经国写道：
“关于××的案子，亦因事前未查明其是否在中，而即下令拘捕，致失自己的威信。”
10月9日“反省录”中，蒋经国写道：
“××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
10月16日的“反省录”中，蒋经国又写道：
“××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
孔氏家族得理不饶人，通过媒体开始攻击蒋经国，企图将他赶出上海滩。对此，蒋经国愤愤地说：“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两种力量，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如此政治，如何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