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大张旗鼓地推展“政治革新”，不仅仅是受岛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同时也有岛外的压力。环顾80年代，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和平、民主、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台湾周围的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在不断地倡导维新，加速民主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也在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台、美“断交”之后，美国从其在整个世界及亚洲地区的利益考虑，认识到一个亲美反共“民主政权”要比一个亲美反共的独裁政权更稳定可靠，更能维护美国利益。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们以美国式的“西方民主”为标准，要求别的国家和地区仿效。美国国务院前中国事务科长费浩伟对台记者的一次谈话表明了美国正在对台施加压力，他说：美国在台主要利益之一是经济及相关的投资及贸易；第二是美国在台有军事战略利益；此外美国在台还有道德的利益。为了维护美国在台的利益，台湾当局对美国应该是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
当时在美国国会中，一些议员对台湾当局表现了非常急躁的情绪，不惜亲自出马，成立了“台湾民主促进委员会”，警告台湾当局不要“筑起高墙竭力阻挡改变现状的民主潮流”，不要“无意改造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追求的民主政治思想”。他们还提出警告：“台湾再次延阻民主政治的推行，可能严重损及美台之间一向密切的关系。”
1985年9月，台警方又制造了李亚频事件，更使美国恼火。李亚频是老国民党员，早在抗战时期曾在军统服务。随国民党撤守台湾后从事电讯工作。后与丈夫陈韬创办一家短期通讯补习班，后改为国际商工职校，因经营有方而发迹。李亚频口才颇佳，并能讲流利的日语、英语、国语、台语与客家语，加之交际甚广，使她创办的学校名气越来越大，学生人数由120名发展到1．2万名。当时，李亚频想办一份报纸以保护学校，但此愿在台未能得以实现。其后，李在美国申请居留权，全家迁居美国，加入美籍，但仍持有台湾护照。
1981年，李亚频在美创办《国际日报》，其主要内容是台湾、大陆与香港新闻，其立场忽左忽右，无一定性。李亚频在创刊之际，就曾刊出她专访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的新闻，而且两人名字均用大号字体，照片也刊登在版面上。专访内容涉及国共两党一些敏感话题，曾在美籍华人中引起轰动，从而使《国际日报》一炮走红。当时有人猜测《国际日报》是一份为中共利用的报纸，也有人说后台是情治系统的老板王升，还有人说该报对国民党是“大批小处，护卫大处”，对中共是“大捧小处，大批大处”。李亚频一面办报纸，一面于1984年11月返台定居，并于1985年5月参加高雄县长竟选。62岁的李亚频竭尽全力，凭着她一番巧嘴，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认同。但当7月底选举揭晓时，李却名落孙山。对此，李亚频表示不服，并立刻在学校筹办一份社区刊物《国际周报》，准备揭露国民党选举黑幕。正当此项计划付诸实践的时候，李亚频被台湾警方拘捕。
李亚频被捕后，在美《国际日报》上立即发表社论，指责台湾当局“钳制舆论自由，蔑视人权”，同时通过私人交往运动美国政府，要求伸张正义。两月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这一做法“与民主政治的观念不符”，要蒋经国释放李女士，“不宜多所延搁”。翌日，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逮捕李亚频“乃为对美国人民和法律极不尊重的行为”。此后，美国众议院经过辩论之后，还以口头表决通过一项有关要求台湾加速民主化、开放“党禁”、取消“戒严令”、台湾人权与民主政治发展的233号提案。在此之前美国人权小组也有一些人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速度太慢表示抱怨。基于台美的特殊关系，台湾当局虽对美国这种露骨的干涉做法深感不满，但也不敢公开或直接反对。在美国压力下，“行政院长”俞国华等人纷纷出面对美表态，说将“‘依法’公平处理此案”。9月26日，台湾警方被迫释放了李亚频。警方在逮捕李时，罗列了所谓“涉嫌”迎合“中共‘统战阴谋”’，“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的罪名。如果这一罪名成立的话，按照蒋氏字典，作为国民党的“叛徒”不成为江南第二，也要成阶下囚了，怎么能很快释放呢?台湾《八十年代》周刊对此评论道：事实上，抓人的情治单位可能根本没想那么多，他们要抓就抓，只因为她曾经是情治人员，想要制裁“叛徒”；或因为她在台湾朋友间私下传阅那篇专访柴泽民的文章，想加以制止。情治单位可能认为抓一个李亚频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还不是手到擒来?不巧的是，毫无节制的国民党情治部队夜路走多了，这次恐怕要碰到鬼了。
李亚频案使台湾当局受到沉重打击。台报称：李案对台湾当局及蒋经国“形象之伤害”，为刘宜良命案“留下未愈的伤口上又划上了一刀”。为了改善国民党的形象，蒋经国在接待美国访台人士时，多次宣称要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
蒋经国晚年提出“向历史交待”，除了美国的压力外，也有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台湾当局以巨大压力。蒋经国认识到：如果继续坚持传统的“大陆政策”。势必导致民心丧尽，偏安台岛局面难以为继。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能够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据笔者研究，主要原因是：
(1)企图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蒋氏父子在大陆和台湾几十年，曾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在政界与民众中积怨甚多。蒋经国病逝后从台岛刮出的翻案风就是明证。蒋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缓解社会矛盾和获取民众的好感。
(2)谋求身后的“长治久安”。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讲国民党的责任和“向历史交待”，其原因就在于他看到要维持国民党在台统治，就必须实行“改革”。要“改革”就使国民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即“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各个在野“合法政党”将与国民党展开竟争，“台独”势力也将会更加猖獗，为防止“暴民政治”，适应“政党政治”的新形势，并在多党制衡中保持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就必须对国民党进行再改造。
总之，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做法，有其被动的因素，亦有主动的因素在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变革求生存，“变被动为主动”，改善蒋氏父子和国民党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缓和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争取党内外人心，长期维持国民党偏安台岛的局面。
“革新”阻力
蒋经国的“革新”决心虽然很大，但“改革”的阻力也很大，这股阻力首先来自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据台港报载：保守势力以“司法院长”黄少谷为其总头领。这位历经四朝的国民党元老，被誉为台湾政治上的常青树。当他83岁高龄时，还被蒋经国委以“司法院长”的重任，在“五院”之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院长”。他与过去国民党内结群成派的人不同，深深懂得以退为进、深藏不露之道。当蒋经国指派12名中常委分组研议“政治革新”六大议题时，总召集人兼第一小组召集人严家淦病倒之后，蒋经国未让资格最老的黄少谷顶替遗缺，反而委派“副总统”李登辉接替严家淦，黄虽不满但未露不悦之色，反而更认真研究第二组的“解严”与组党议题。但在某些关键时刻，黄的若干极具意义的举动，都表现出保守势力反扑的影子。
例如，正值国民党内外执行沟通政策之际，“司法院”将已经搁置许久的《蓬莱岛》案适时宣判。接着，党外知名人士郑南榕被捕，颜锦福也被起诉，林正杰案进行宣判，周伯伦遭传讯，等等。虽然这些都是在强调“司法独立”情况下进行的，与政治无关，但“时间的巧合”、“动作的密集”，反对派人士认为均非寻常，因而他们便从这些现象宣称：不能以单纯“司法”案件视之，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动作。
又如国民党当局纪念“双十节”，黄少谷又适时发表一篇“宪政与法治”的演讲，内容非常保守，与国民党、蒋经国主张的“革新”路线极不相称。据台湾舆论称：这项演讲系由保守势力向蒋经国争来的。于此时做此动作，意义颇不寻常。
再如对蒋经国实施的本土化政策与沟通政策，均遭到来自四方面势力的反对。首先是受到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其后保守的军方跟进。翻开军方喉舌《青年日报》、《台湾日报》，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反对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把那几位负责沟通事务的党内高官称为“政官”。王升派也反对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其因是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出自李焕的建议，李焕与王升失和，致使王升系统人马反对这一政策。再者，“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也是蒋经国“维新”路线的反对者之一。据报载：“资深立委”各派领袖人物联名上书蒋经国，坚决反对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资深国代”也积极进行上书活动。
蒋经国的“维新”路线，不仅遭到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同时也遭到党外势力特别是民进党的反对。民进党与蒋经国之间对“革新”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是民进党反对蒋经国“革新”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国民党认为，“革新”以不改变“法统”和坚持“三项原则”(“不得违反‘宪法’、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为前提，又称“体制内改革”。民进党则主张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的“法统”，又称“体制外改革”。由于双方观念上的对立，因而不断展开斗争。
面对各种反对势力，蒋经国深谙老爸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的格言。同时，他在多种场合批评少数人“惟恐天下不乱”，告诫“革新派”，要靠决心、勇气和魄力来贯彻“革新”路线，“唯唯诺诺的工作态度”，“优柔寡断”，必然会影响“革新”路线的推行。他一再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增进我们内部的团结”。同时，蒋经国在1986年底国民党中常会上和1987年元旦祝词中均声称：要以“新的认识，新的做法，开展新的形势”，要“努力追求革新”。蒋的谈话与文告明白宣布了：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坚持既定的“维新”路线。
而今，蒋经国早已作古，他发起、推动的“政治革新”也因国民党丧失“政权”而告失败。对于蒋经国推行的“政治革新运动”，岛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估：一种观点认为，“政治革新”的推行，使国民党从此迈向一个新时代。另一种观点认为，蒋经国的“政治革新”是换汤不换药，不会给台湾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笔者则认为：这两种评估均有不妥之处。应该看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有利于加速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革新”党务有利于改善国民党自身的形象。同时也应看到，因蒋经国晚年的政治举措占有很大比重的被动因素，加之他的阶级立场与指导思想所局限，也有许多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又被台湾当局不断扩充，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诸如：既宣布“解除戒严”，又制定所谓“国安法”；既同意开放“党禁”，又不放弃反共“国策”；既让台胞赴大陆探亲，又设置多种限制。这些政策充满了自相矛盾，因之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根本解决台湾岛内存在的诸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