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中的事情，胡雪岩早已分析透彻，因而信心十足地说：“肯，一定肯!只看怎样说法。其中还有个道理：打仗两件事，一是兵，二是粮，叫做足食足兵。粮食就这么多，清兵和太平军双方又是在一块地方。我们为官府多运出一分粮食，长毛就少一分粮食；我们抢得了粮食，清兵打仗就有了后盾，相反长毛缺粮就不会支持太久。所以，我去一说这层道理，官府方面一定大力支持。”
说到这里，胡雪岩站起身来，十分自信地挥着手说：“做小生意迁就局势，做大生意就要先帮公家把局势扭过来。一旦大局出现了好转，我们的生意就自然会红火起来。你们等着，总有一天我再回杭州，重起炉灶，另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原来，胡雪岩不仅看到了上海在交通运输上的天然地理优势和大局变化将有利于粮食生意的发展，更看到了贩卖粮食可使官兵受益，有利于清军平定太平天国，可以“帮公家把局势扭过来”。也就是说，胡雪岩要利用“地利”和“天时”，为自己打开水路货运和粮食买卖这两桩大生意前景广阔的天地。
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能够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贸易口岸，就是以海运、河运的大力发展为龙头的。当年中国商人与洋商之间第一次最大规模的贸易战争，就发生在中国“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英国怡和、太吉轮船公司和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之间，双方贸易竞争的焦点即是争夺水运利润。由此可以看出，投资水路货运在当时的丰厚利润和巨大前景。
同时，胡雪岩当时要投资大规模粮食贩运，也是一桩有大利可图的事业。胡雪岩已经清楚地看到做粮食贩运生意已经具备了三个有利条件，而且这三个条件都与时势大局有密切联系：
首先，太平军正沿长江一线大举进攻东南，百姓四处逃难，大片田地撂荒，粮食产量大大地减少，正是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之时，贩运粮食利润很大。
其次，兵荒马乱，战事迫近，一些地方的百姓逃离，稻熟无人收割，白白糟蹋。一些地方粮食收起来了又因战火四起，交通不便无法运出来。而漕帮既有人手又有水路势力，此时组织一支船队在内河贩运粮食，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只要与官府合作好了，就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门生意”。
最后，官军与太平军战事不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对于交战双方都是决定军心稳定与战争胜负的关键。如果抢运出粮食，不让太平军得到，将对于官兵消灭太平军有很大的帮助，必然会得到官军的支持，粮食贩运也会顺利许多。
还有，胡雪岩一向主张，帮助官府维持市面平静，认为“只要有利官军打胜仗，即使赔钱也要干”，再加上这桩生意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已经注定了稳赚不赔，胡雪岩当然不会白白放过这一个能做大生意的机会。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般商人更多地想到是收缩商业战线和自保实力，而胡雪岩却始终想到的是发展，并且总能准确地把握时局准确地应对，在乱世夹缝中为自己开出一条条的财路。胡雪岩善于把握时局，不断开辟新的投资方向，敢于大胆投资的气魄的确让人钦佩。
胡雪岩曾经很是大气地宣誓：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看过瘾就完事。我有了钱要用出去!成功的生意人就应该有这股子大气。钱放在那里不动，永远不会产生利润。有了钱就用出去，也就是用钱去赚钱，用钱去“生”钱。以现代经营理念来讲，就是要学会并且敢于投资，要不断地以投资的方式去扩展经营范围，去获取更大的利润。一个不能够准确发现新的投资方向，或者不敢大胆投资的人，换句话说，有了钱不想着用出去或不敢用出去的人，也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能够在商场上纵横捭阖、呼风唤雨的大实业家。
胡雪岩白手起家，不几年间便成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以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红顶商人”。就是因为胡雪岩不限于一门一行，始终能够不断地为自己开拓着新的投资方向，并且一旦认准了可以赚大钱的生意就大胆投资，没有丝毫的犹豫。比如胡雪岩在钱庄刚刚起步实力十分单薄之时，便开始以有限的财力筹划投资生丝业务，而生丝“销洋庄”正在节骨眼儿上，胡雪岩又抓住了上海向国际贸易金融大都市发展的趋势，十分果敢地买地建房，投资房产。此后又根据当时时局的发展与变化，相继投资药店、典当业……在胡雪岩事业的鼎盛时期，生意范围几乎涉及到所有行当：长线投资如钱庄，丝茶、药店以及典当业和房地产等；短线投资如军火、粮食等。所有这些生意在当时社会环境中都是能赚钱，而且能赚大钱的生意。显然，如果胡雪岩没有那种有了钱一定想方设法用出去的大气，仅仅是安于现状，固守着自己熟悉的钱庄生意而不思开拓进取，胡雪岩的事业决不可能做得如此轰轰烈烈。
当然，胡雪岩的超人经商胆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商战中不断地磨炼出来的。胡雪岩之所以胆识过人，气吞山河，完全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敢争天下先的激情和豪迈，善于在各种繁纷复杂情况下准确地把握时局，抓住商机。
胡雪岩有句话“顶要紧的是眼光”，他认为：做生意怎样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算不得什么!只有眼光对生意的成功才是“顶要紧的”。这话道出了眼光在生意运作中的重要性。胡雪岩所说的眼光，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要看得“准”，能够从一般人看不到“戏”的地方看出“戏”来，即要善于从时局变化中发现商机。比如胡雪岩由战争影响粮食生产看到贩运粮食的前景和丰厚利润，就可谓看得准。二是要看得“开”，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自己熟悉的那一行当，要视界开阔，放眼世界。比如胡雪岩做钱庄和“销洋庄”，却看到了粮食贩运自己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一新天地，就得之于他的眼界开阔。
从选择和拓展经营范围的角度来说，“看得开”对生意的长远发展十分地重要。胡雪岩过人的气魄和胆识，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一个在商场上没有开疆拓土气魄的商人，也就根本无法看到自己在本业之外还有可以另有一番作为的新天地。因为做事没有魄力限制了他的见识，眼光短浅，反应迟钝，使他无法看得“准”看得“开”。比如同在一起“销洋庄”的古应春和尤五，天天生活在大上海，对上海的熟悉程度远胜过胡雪岩，而且也都认识到战乱年代粮食的价值，由于人的见识和眼光的限制，他们就是想不到要去做粮食生意。生意人与生意人的不同，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了。
见识卓远，乱世称雄
当时在商界这么认为：胡雪岩眼光之远是能在乱中取胜。因为胡雪岩在第一桩销洋庄的生丝生意取得成功的时候，就极具远见地想到要开始投资两桩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都必能给他带来滚滚财源的事业：一桩是开药店，另一桩是典当业。
胡雪岩想到投资典当业，是因为他极为熟悉和了解那个时代五行八作的生意行当。战乱频仍、粮食短缺的年代，城市农村当中，不要说那些家底薄弱的穷家小户，即使稍稍有些积蓄的人家，也会因社会环境所致，不时陷于困窘之中，急难之时，常要借典当以解燃眉之急，因此当时典当业十分兴旺，遍布所有市镇商埠。据《旧京琐记》记载：道光、同治间仅北京一地就有“质铺(当铺)凡百余家”。熟悉商界，眼光开阔的胡雪岩，一眼就看到典当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可以有大作为。事实上，胡雪岩早就动过开当铺的念头。然而，真正促使胡雪岩要把典当业当做一项事业来做的直接原因，是他与朱福年的几番交谈。
朱福年原籍徽州，是庞二在上海的丝行“档手”，胡雪岩在联合庞二销洋庄过程中将朱福年收到自己门下。中国历史上，典当业的管家，称作“朝奉”，大多出身于徽州。朱福年的叔叔就是朝奉，朱福年自幼就十分熟悉典当业。胡雪岩从朱福年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典当业的运作方式、行规等知识，还认识到了典当业是一个很让人羡慕、很赚钱的行当，比如朱福年就叹息自己当年没有入了典当业，是一种失策，因为“吃典当饭”，是三百六十行中最舒服最赚钱的一行。
与朱福年的交谈，坚定了胡雪岩投资典当业并将其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的决心。胡雪岩让朱福年为自己笼络典当业方面的人才。不久胡雪岩就在杭州城里开设了第一家当铺“公济典”。其后不几年，他的当铺发展到二十三家，在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华中、华东大部分省份都有胡雪岩的典当行。
胡雪岩开办典当业，在为了赚钱的同时，还有另一种平静市面的目的在里面。胡雪岩认为：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胡雪岩开当铺不仅仅为了自己赚钱，也是为了方便穷人的急难。事实上，天下又哪有不赚钱的典当?只要粗略估算一下，即使当铺的利息很低，真的并不全为赚钱，胡雪岩的当铺也绝对有不小的进项。
当铺的资本称为“架本”，按当时清代惯例不用银数而以钱数计算。一千文兑换银一两，一万千文即相当一万两银子。一般的典当业，架本少则五万千文，实力大的有二十万千文。胡雪岩开在各地的当铺，规模大小不一，平均以每家典当铺架本十万千文计算，二十三家当铺仅架本就达二十三万两银子。按当时典当铺的行业规定，如果以“架货”折价，架本至少要加一倍。这样，二十三家当铺，架本至少也是四十五万。四十五万架本以一月周转一次，生息一分计算，一个月胡雪岩仅当铺这一项产业就可以净赚四万五千两银子，一年就有五十四万。而当铺架本周转一次，绝对高于一分息的利润。《旧京琐记》记载：当时当铺取息率至少“在二分以上，巨值者亦得议减”。古应春在算了这笔账之后兴奋地对胡雪岩说：“小爷叔叫我别样生意都不必做，光是经营这二十三家典当好了。”胡雪岩当然十分清楚，只要将典当业经营好了，就可以在商界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看来，典当业确实是胡雪岩开辟的一条新的、能够赚大钱的投资渠道。难怪那位眼光极高的七姑奶奶会发自内心地赞叹胡雪岩的眼光“才真叫眼光”。由此可见，只有像胡雪岩一样始终向前看，向远处看，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向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投资机会，而且看得那样准，看得那样开，才是真正有大作为的生意人的“真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