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住的小区，现有车700多辆，车位只有500多个。俺又是常常夜深中摸回家的，车位有的时候少，没的时候多，只能见缝插车，十辆的位置往往挤进二十辆。有一回，俺附近小区一座二十多层高的楼上有一套房子，被战斗力很强的焰火点着了，消防车只能干瞪眼，因为都被车拦着了。见缝插车也是很有学问的。有一些车就停在车库的斜坡道上，不要小看这些坡道，进口出口有好几辆可停呢。这样停车就有个手刹问题。手刹一定要拉的，俺听说有几个人出去旅游，在斜道上停好车，司机刚下车，一转身，车遛到几十米的沟里去了，原来是忘了拉手刹。有人说，手刹不能长时间拉着，如果长时间拉着，手刹就会失去作用，关键时间用不上。但俺经常见人家停着车过夜，一夜起码十几个小时啊，而且有人经常这样停，他的手刹有没有问题啊？俺还没找着机会问呢。反正俺胆小，再没有位，俺也不敢长时间停在斜坡上。理论问题不解决，总是块心病啊。
陆地妈妈有天对俺讲，你有空应该去学学换换轮胎，不要有事了抓瞎。俺把这事一直记在心上，有空也经常看看说明书，先弄清楚换胎的原理。有次还认真地向小车班的师傅提了个请求：什么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到负一楼指导俺换胎，俺是真想学啊。没几天，俺晚上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按常规打方向，不想花坛边白天刚刚装上铁的地栅栏，坚硬得很，很响的声音迫使下车检查，黑咕隆冬没看出什么。但一上高架，车胎的声音总有点不对劲。第二天早上，还没走到车旁，好心人就笑着对俺说，你的胎破了。哎呀，实践来了，俺理论还没有学好呢？幸好，一位大个子保安很热心，但也只是热心，他也不大有经验，两个人七手八脚，站起趴下，满手油腻，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换好了胎。
俺还研究了很多东西，比如雨刮器怎么开？水怎么加？灯怎么开？不研究不行啊，这些教练都没教过啊，俺现在读报纸最关心的就是汽车版面了。
一个人的对
血见愁：主心气，通流血脉。
一个人应该是绝对的少数，一个人的对而不是错，说白了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从现实情况看，一个人的对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强权下的一个人的对，那就是领导最后拍板，对就是对，不对也对；另一种情况就是标题要表达的，在弱势情况下，一个人的对，没有一种精神，没有一种品质，怕是坚持不了的。
前段时间关于怒江建13级梯级电站的事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写了篇《筑坝的咏叹》表示异议，但终究人微言轻，何况也不是一个人的对。前两天看了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为这位著名的水利专家从黄河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而折服，一个人的对，有时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修三门峡大坝，许多专家对苏联专家的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反对，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有了坝就可以省掉当时每年二千万的防汛费是不正确的，认为水土保持会使黄河水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怕的急剧冲刷，“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严重后果。
可惜的是，我们有许多事情往往都是让结果来验证的，也就是说，如果按黄万里的意见，三门峡大坝不建，黄万里一个人的对就不能很好地显示出来。据黄万里讲，只有他一人根本反对修建大坝，并指出此坝修建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他退而提出：
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但施工时，苏联专家还是坚持原设计把六个底孔堵死了。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黄万里一个人的对：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被打开；今天的黄河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河床严重淤积，西安已面临威胁，陕西省强烈呼吁彻底解决三门峡问题。
这样一个坝，不建也罢，可还是建了，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但利和弊总要考虑透彻啊，三门峡大坝是在困难时期修的，建大坝用的水泥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钢筋是一吨猪肉换一吨从国外运来的，40亿元（还不包括改建）当时可以救多少人的命啊！
一个人的对是很难坚持的，有时不要说坚持，就是说几句真话都不容易。梁思成在谈党对科学的领导时说党是能领导的，党可以从政治思想、计划等方面领导，但不要管得太具体了，如盖房架几根柱子也要去问毛主席怎么行？这是很一般的道理，但当时没有多少人敢这么放言。
忽然想到了“不可行性研究”。现在都重视“可行性研究”，计划书、报告书往往一大堆，专家会论证会往往开了又开，百年大计嘛，从上到下都不马虎。因此，类似三门峡大坝之类的事情今天已经很少了，但并不是没有，因为多数人对的习惯思维还存在，“不可行性研究”
远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有的时候，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价值，并不在于他做了多少事，而在于他什么事没有做。
一个人的对侧重的就是后一点。
雍正赐我两眼
镜韭：安五脏，除胃中热。
雍正赐我两眼镜，当然不是赐给我的，是赐给当时的云贵总督高其倬的。雍正在给高请安的摺子上批谕说：赐你眼镜两个，不知可对眼否？我读到这条史料的时候，当时在卡片上随手写下了以下几个字：眼镜是个稀罕物，贵人才配戴眼镜，古人近视怎么办？
眼镜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个身份的象征。15世纪中期，这种西洋玩意儿才传进中国。普通老百姓是戴不起的，故而皇帝当作好东西赐给大臣。我在看电视剧《刘罗锅》时，那个罗锅好像也戴了个眼镜，还有根链子缀着；《铜嘴铁齿纪晓岚》里，张铁林扮演的乾隆也是一天到晚地扇子摇摇，东串串，西转转，戴着墨镜装酷。那可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哪，我好像没见过古代的影视剧中布衣百姓戴眼镜的。《说岳全传》中的大奸臣张邦昌是个近视眼，官位那么高，还没眼镜戴，估计当时肯定没什么措施。
最让我困惑的是，古人患近视怎么办？这个问题困扰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后来又拿这个问题问了不少人，许多人说我是闲吃萝卜淡操心，替古人瞎担忧，你自己戴着眼镜就行了呗。
可我仍然不屈不挠。双休日的一天，就这个困惑和陆地同学极认真地进行了探讨，说来议去，最后得出了如下两个结论：
一是古人患近视眼的概率不多。为什么？他们没有电脑，不用一天到晚盯着屏幕看；他们没有游戏机，不用担心孩子在网吧里几小时甚至几天不出来；那时的学生读的书没有现在的学生多，以前只有四书五经，一本《论语》要读好几年，现在却是每学期十多门几十门，连一个小学生的书包都有十来斤重；那时也没多少人读得起书，书香门第毕竟少，没有书读自然不太会近视了；以前的书都是大字，虽然没有什么标点，但字号大，而现在小小一本书却有数十万字，那些报纸的字更小，密密麻麻几十版甚至上百版；以前的书没有现在的好看，现在什么书都有，有的还很吸引人，白天不敢读或者读不完，晚上在被窝里继续用手电照着读，几个晚上下来，那些孩子的眼上就多了一幅眼镜。一句话，我们现在的眼睛太累，太累，眼睛的负担太重，太重，不近视是不正常的，近视才是正常的。
二是古人患了近视也没有办法。概率不多不是不得，由于遗传、职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古人还是有不少的近视眼，这从一些史料和笑话中也可以看出。明代有人作了一首嘲讽近视眼的诗是这样的：笑君双眼太希奇，子立身旁问谁是？日透窗棂拿弹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画壁磨伤鼻，为锁书箱夹着眉。更有一般堪笑处，吹灯烧破嘴唇皮。眼老昏花，到处磕磕碰碰，只能在云山雾沼中过一生的近视眼形象在这首打油诗中已经栩栩如生了。要是现在，除非是极少极少的玩固近视，一般说来都不成问题，两块玻璃或树脂，不管是有形的还是隐形的，都能使你的视野更上层楼。你看看现在的广告，非常庞大的治疗近视眼产业每天都在召唤已经近视或者即将近视的。
讨论中，眯着双眼的陆地同学突然冒出一个新想法。他说，从第二个结论看，李白、陆游及许多诗人都是近视眼，只是人家没有发现，他们自己也不说。我说，何以见得？他说，有诗为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近视眼，明月光怎会看成地上霜？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路都差点找不到，不是近视眼又是什么？
我一听他的高论，立即决定：下周我们就去配眼镜。雍正赐我两眼镜，一定要对他的眼。
1234年，杭州衣食住行的几个细节
佛甲草：甘寒微毒，汤火灼疮。
年。随意写下的一个年代，只是顺手。肯定是南宋的哪一年。于是查历史年份表：
年，宋理宗赵昀联合蒙古灭金，史称“端平元年”。1234年，金太祖完颜阿骨大定都北京（中都）。1234年，肯定还有许多的历史事件。历史交替间的每个时间段里也许都会有惊心动魄的符号。
年。南宋的杭州，已是一个接近百万人的富庶胜地了。看杭州人当时怎样的衣食住行。
衣。锦绣地衣。该城的人们“无论男女均白皙漂亮，大多数人均身裹绫罗绸缎。这是因为在整个该地区盛产此种织物，再加上商人们还不断地从其他省份大量运进它们”。即使很穷的人上街也要穿鞋戴帽，齐齐整整，只有和尚才会光着头在街上走。这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段关于杭州人当时的穿着描写。虽然他是走马观花，但看到的肯定是事实，杭州人不会因为迎接他这个外国人而专门去搞个欢迎仪式的。和衣有关的关于洗澡的细节甚是有趣。在杭州城内有许多的澡堂，其门口悬盆以为标记。其间一位日本僧人在杭州逗留期间，曾进过一家澡堂，他在旅行手记中这样写道：洗一次澡索钱10文，当时这类商业性的澡堂有3000家之多，而且每一家都可供100人同时入浴。我估计这样的数字肯定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一定是南宋的外宣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许多的宣传资料可供游客随时索取。杭州城的人几乎天天都要光顾那里，澡堂里供应的是从湖中取来的凉水，那里也有为外国人提供的热水浴，不洗得干干净净就不会进餐。真是生活品质之城啊。另外，据马可波罗的采访，很可能只有平民百姓才常到澡堂里去，因为富裕人家都有自己的浴室。澡盆分为木制的、金属的和陶瓷的。大宰相王安石的轶事却和杭州这么多的澡堂不相协调：王是出名的不讲修饰，蓬头垢面，我不知道这样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人，怎么当得上宰相呢？皇帝真的能够容忍臭哄哄的宰相每天向他汇报工作？好在他的两个朋友还真够意思，强迫拉王每个月洗两次澡。当然同样也有非常爱干净的，干净得让人难受的先生。那个很有名的大画家和大书法家米芾，对任何一点不洁都带有宗教般地厌恶，每隔几分钟就要洗一回手。估计生活中的米确实爱干净，大概太要干净了，于是被某位不爱干净的好事者记下并调侃了，或许他也只是在画后或书法后去洗洗手而已，谁让他每天都这么认真地搞创作呢。
食。精细地食。《武林旧事》中提到过的一个盛大的宴会，让人瞠目。宴会不仅列举了席间的200多种菜肴，而且连上菜的顺序也记下来了。其中的41道菜是用鱼、虾、蜗牛、猪肉、鹅、鸭、羊肉、鸽肉做成的，烹调手法则有煎、烤、炸、煮等。另有42道菜为水果和蜜饯，道为蔬菜，9道菜为各种材料熬成的不同粥品，29道菜为干鱼，还有17种饮料，19种糕饼，59种点心。我不知道现在的楼外楼做不做得出这样的菜，但即便做得出，也得下大功夫才行。当然，这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可杭州的富足也略见一斑。南宋的工商和城管部门（估计还有卫生和质监部门）很有水平的，把杭州的夜生活经营得非常丰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当时的农业技术也已经非常发达了，老百姓的菜篮子很丰富，说是仅杭州地区本身，就栽种了18种不同的扁豆和黄豆，9种稻米，11种杏，8种梨。几乎任何一种蔬菜和水果都有大量的变种。
住。舒适地住。有数字表明，南宋在确定要定都杭州后，发展是极其迅速的，在1270年前的二三十年间，户籍数已达186330，也就是总数已近接近百万了。这么多人要在当时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内居住，肯定是密集型的，房子的高度起码在三到五层（鲍丁南说杭州的房子有8到10层，而各位阿拉伯的旅行家则说3到5层）。皇帝如何来解决这些居民的住房呢，我想肯定和我们现在的思路差不了多少，多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呗。马可波罗有一段很形象的描写：国王驱车遍游杭州城的大街小巷时，他突然发现两座堂皇的宅院中间有一座小屋，于是国王便问这所房子何以如此窄小，一人禀告说，那所小房子的主人太穷，无力修造像别家那样大的宅院。国王随即下令由他自己出资把那所小房子修建得同样富丽高大。而设若那所小房子为某位富人所有，则他就要马上命令他将其拆掉。由于有了这道命令，在其王国的首都杭州，没有任何一所房子不是富丽高大，除此以外就是随处可见的大量巨型宫殿和府第。
这些个南宋皇帝也是极要面子的人，你看，他这么个圣旨，当然是那个小老百姓得好处了，可也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自已出资，他有钱吗？不就是政府出资嘛，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面子工程，老百姓还是得实惠的，起码比那些不着边际的奢糜要好得多了。居者有其屋，说说简单，做做却是很难的啊。
行。悠闲地行。当时的杭州就已经形成了运河和街道双重的交通网络。马可波罗写道：
这座城市的地势是，其一端是一个清澈新鲜的湖泊，另一端则是一条大河。湖水输入若干条大小不等的运河，而这些运河则分别流经该城的不同街区，把所有的秽物运走。然后，河水再流出城市，淌进大海，使城内的空气清新宜人。人们可以取道于这些运河，乘舟遍游城市，正如在街道上行走一样。运河与街道均甚为宽敞开阔，故这边可以行车，那边可以载舟，十分便捷，运来居民所需之物品。这不就是中国的威尼斯嘛，但我相信，那时的威尼斯绝对没有杭州繁华，现在的威尼斯也才几十万人呢。你看，西湖水面上的船只总是成百上千，形形式式，每条船都有自己的名号：百花、七宝、金狮、黄船等等。那气派，那场景，真是浩浩汤汤。还要描述一个细节。人多，地小，街挤，必须要十分十分地注意环境卫生。所以，杭州城每年总要进行两次大扫除。一次是每年的七八两月，天大热，如果环境不好，瘟疫将会迅速蔓延，就像前几年的沙斯和这些天的猪流感一样，很麻烦的。另一次大扫除则是每年逢新春之际，地方官署便会对街道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并对运河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
读者朋友一定看出来了，以上许多叙述文字的原料其实来源于当时的名人们对杭州的所见，他们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还有吴自牧《梦梁录》，还有周密《武林旧事》，还有现代法国人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年，我很相信杭州城是一片的歌舞升平，奢华和欢乐，富裕和开心，暖风熏得游人醉嘛，但所有的一切肯定都和乡间的贫困及农民的艰辛俭朴形成强烈的反差，否则就不真实了。
真希望穿越时空，回到南宋的1234年，感受她的繁华和富足。
无疑，1234年，杭州，一定是世界上最辉煌最优秀的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