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化装成国民党军，深入到敌人前沿据点及其纵深地带进行侦察。
他们捉了一个伪保长，强令他交待敌军的驻地、番号和火力配置等情况，开始伪保长交待了一些情报，但对有些情况的确不知晓，侦察兵们在彻底将其控制住的情况下，教他了一些了解情报的办法，很快获得了大量真实的情报。
他们与游击队相互配合，很快对这一段敌人的兵力部署、指挥位置、炮兵阵地、舰艇停泊位置等及其活动规律，以及兵力调动、换防情况，敌纵深道路、桥梁等交通情况了如指掌。
很快，他们获得的情报通过电报或者直接派人传送，源源不断地送回军指挥所。这些情报，不仅对第27军，对第9兵团，而且对整个长江边的前线指挥员正确地部署兵力，进行指挥起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尤其是他们侦察得知敌人从芜湖调一个军西移，以增强对解放军渡江正面的防御力量。这一情报具有重要价值。
在江南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先遣营神出鬼没地在江南开展敌后斗争，就像一把插入敌人软腹部的利刃；尽管他们称不上什么大部队，但在敌人心目中却无疑是共产党派过江来的第一支“正规军”，他们搅得敌人寝食不安，草木皆兵，对敌人在政治上、军事上、心理上所起到的震慑作用，甚至超过了这一行动直接的军事意义。先遣营在渡江战役中的功绩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八、总前委制定“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指导渡江战役胜利的最根本的指导方针。这一“纲要”的制定，凝聚着中央军委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贯穿着总前委高明的指挥艺术，闪耀着全军指战员集体智慧的光芒。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即1948年，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洞察全局、深谋远虑，不失时机地提出实施渡江作战。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5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为常委，粟裕、谭震林为委员。
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给负责指挥淮海战役的总前委：“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清泉）、李（弥）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汁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
中央军委的电报还明确了渡江作战的基本作战方针：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两军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东北我军……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包括夺取武汉、岳州、长沙、常德、宝庆、衡州、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在内，第二步夺取两广”。并强调指出，“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
12月17日，在安徽省萧县蔡洼村一户普通民居内外，布满了岗哨，喊备森严。离这幢民居不远的大树下，停放着几辆美式吉普车。这里原来就是华东野战军的指挥部，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主要首领组成的总前委正在开会。
会议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召开的。屋内的墙上贴着长江流域地形图，图上标有国民党军部署的基本情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围坐在火炉旁，形成一个圆圈，旁边坐着几位担任记录的参谋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记录。
会议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的电报。然后，大家除商谈了淮海战役的最后部署和部队休整、整编问题外，着重讨论了未来的渡江作战问题。
五人畅所欲言，不断地统一着思想认识，进一步理解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地完善并形成完整的思路，最后终于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总前委的总体意见。
会后，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带着总前委的意见，风尘仆仆地前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西柏坡，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汇报。
他们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从而确立了渡江作战的基本方针。
刘伯承、陈毅在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分别于1949年1月22日和2月11日返回了部队，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也就全面展开了。
2月3日及3月20日，中央军委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准备于4月间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京沪杭地区，为尔后向华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为了做好渡江准备，开辟渡江道路，可提早攻占敌长江北岸据点。
同时明确：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中央军委的上述决定，为渡江作战进行了战略性的部署。
在此期间的2月9日，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城里召开了一次渡江作战会议，中共中原局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会上，经过前委们充分的讨论，形成了《关于渡江作战问题的讨论情况致中央的报告》。报告就部队渡江时间、部署、开进、出动、指挥机关移驻地址、粮弹物资供应等均带有时间性的8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在渡江时间上，以在3月中旬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为什么选择3月底呢？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此时敌人还处于混乱期间，不可能取得一致，故在军事上也可能尚在坚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城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方面徘徊，部署尚未完成；在季节上，4月初水小雨少，便于渡江作战；在准备工作上，虽然有些仓促，但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可以基本完成作战准备。若推后1个月，敌人可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更多的准备，尤其是到了春雨桃花汛期间，渡江作战困难增大。
在战役部署上，战役突破地段选在芜湖至安庆之间。战役布势方面，由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中原野战军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分别负责江阴至扬州地段、南京东西地段、芜湖东西地段、铜陵至贵池地段、安庆东西地段；中原野战军另2个兵团，除以1个军在黄梅、宿松，望江地段担任佯动进攻外，其余5个军作为渡江作战总预备队，在第一梯队后跟进，适时渡江钳制敌人。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建议东北野战军以3个军20万人迅速南下，在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集团。
在开进安排上，逐步将部队向长江推进，保证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在指挥机关开设上，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分别在合肥和六安开设，负责渡江作战的具体指挥。
在地方政府的建立上，建议尽快建立中共安徽省委，组织好地方力量，以适应作战的要求。
在出动的准备上，在弹药、通信器材、货币、地图、运输工具、粮食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这个报告便是随后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草案和雏形。
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总前委的回电，同意“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为了发挥好总前委的作用，明确，“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继续指挥渡江作战，从而从组织上保证了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有了一个坚强团结、足智多谋的领导核心。
次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等的电报。强调“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派出由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12兵团的两个军，昼夜兼程直奔预定地域。
3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就第12兵团两个军的任务专门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他们不要绕道太远，加速行进直奔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崇禧部。
为了加强对第12兵团先头两个军的统一指挥，充分发挥他们的牵制作用，2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给萧劲光等的电报，命令他们接受刘、邓的指挥，并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意旨行动。
大战前夕的3月26日，总前委在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召开了会议，重点讨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经过会议讨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正式出台了。3月31日，总前委正式上报和下达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对敌人直接担任江防的和在战略纵深的，以及可以机动使用的兵力，都作了了如指掌的精确计算：“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二十四个军七十二个师，共有四十四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十八个军四十九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六个军二十三个师。，可做机动使用者，大约有四个到五个军。”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对我军的战役目的及作战部署作了明确的规定：“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定以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分别组成中突击集团和东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整个渡江战役划分为3个阶段，即达成渡江任务，实行展开；割裂包围敌人，断敌退路，分割歼灭被包围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