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越来了武工队
思普军政干校第二期学习结束后，2000多学员有部分回部队工作，大部分组成工作团队，深入边疆、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做民族上层统战工作。
1949年8月，镇越武工队在队长邹建民、副队长张之平的率领下，分三批前往镇越。
第一批队员出发前，地委领导亲自交待了任务：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尽快建立农村基层政权。为了便于工作，在武工队内设立了一个特别党支部。全队仅有4名党员，武工队长邹建民担任特支书记，副队长张之平担任组织委员，余平和朱赤两个分队长，分别担任宣传和武装委员。除了4名党员，周围有9名“民青”成员，在当时算是比较健全的支部、较强的阵容，政治素质都很高。
武工队到达曼乃后，先驻扎在曼乃，由分队长余平带一个同志先到易武街找黄枫、黄理中联系。
黄枫和黄理中听说邹建民、余平他们到来，非常高兴，马上通知刘会元、郑广生、胡顺光、温树宽等人。二黄告诉大家说：“邹主任他们又回来了。老邹现在是武工队长，带着二纵队的武工队回来了。”大家听说邹建民同志回来都特别高兴，一些同志负责安排武工队食宿，一些同志准备协助武工队开展工作。
武工队的第一次情况综合分析会是在黄理中家的堂屋里召开的。
邹队长早先到过易武，而且是江越支队的政治部主任，镇越县行政部的政治负责人，对镇越的情况比较熟悉，说起话来有根有据。他首先对镇越的情况进行分析说：“镇越县辖一镇三乡，一镇是易武镇，三乡是勐仑、勐捧、勐腊。三乡以傣族为主，我们江越支队曾到三乡与国民党93师残部打过仗。有群众基础，王少和同志家还有亲戚在三乡。易武镇的情况余平同志就比我更熟悉，他家就在易武街上。还是请余平同志讲讲。”
余平对易武街太熟悉了，那里的街坊，那高低不平错落有致的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谁也数不清有多少马帮商贾从这长满石花绿苔的石板上踩过。春季家家杀年猪挂香肠；冬季户户风吹豆豉随风飘香。余平介绍起易武的情况如数家珍。最后他告诉大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内地移民很多，即使是周围的傣、哈尼、瑶、彝、佤等少数民族也大多会讲汉话，这一点是我们武工队开展工作的最有利条件。”
根据镇越县的情况，武工队、特别支部研究决定先搞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试点选定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曼乃、曼腊、曼洒等地。由张之平、余平、朱赤各带一个组分头行动。
武工队进村后，分别住到群众家里，说明来意，主动帮助群众做家务。山区群众吃米都用脚舂，舂米是力气活，武工队员就争着抢着为老乡家舂米；山上人用水困难，要到大箐或小河边挑，武工队员住在哪家就每天帮房东把水缸挑满。通过做好事、交朋友、拉家常，很快与群众打成丁一片，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武工队员过去大多是青年学生，他们住在哪家，晚上就首先把哪家的大姑娘小伙子邀约出来，烧起人火边跳边唱。不多久，连邻村的青年人也逐渐被吸引来了。大家都感到武工队员真好玩，在一起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每天晚上活动时间，都会有一些衣裳褴褛的穷人来观望，但你怎样邀请他也不肯入伙，后来才知道他们衣裳破旧怕人笑。武工队员听说后，主动接近他们，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参加革命。武工队员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穿好衣裳，都穿烂衣裳？”他们开始觉得武工队问的问题怪怪的。人家有新衣裳为什么不穿，就随便笑笑说：“我没有钱”。武工队员又问：“你为什么没钱，钱到哪里去了？”有人大胆地说：“交租、还债、捐份子，……”
武工队员进一步启发说：“对啊，假如不交租，你有不有钱？”
“不交租？”有人想了想说：“租人家的田地咋个能不交租。”
武工队员说：“我们共产党武工队来你们这里，就是为了让你们不交租，让大家都有田地种，有钱买新衣裳穿。”
这些话，说到穷人的心坎上了，他们非常爱听，追着武工队员问：“你们说的可是真的？”
武工队员：一再说：“是真的，是真的。”老百姓高兴了。武工队员问：“你们参不参加我们的活动？”
“参加，参加。”
“我们组织农会，你们参不参加？”
“只要是武工队叫做的事，我们都愿意参加。”
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启发动员，农会组织起来了；民兵组织起来了；妇女会、儿童团也都组织起来了。武工队就带领着他们走村串寨，深入最穷苦的山寨、农户，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要打倒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要反对国民党的“三征”等道理。当时，武工队还把宣传内容编成歌，歌词是这样的：
打倒尼蒋介石，
人人有饭吃；
打倒尼孔祥熙，
人人得穿衣；
打倒尼宋子文，
人人有书读；
打倒尼陈立夫，
人人有房住。
武工队教妇女们唱：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复苏，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
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
像火花，
像炸药，
像天上的太阳一样
光明无比……
还有一首当时人人都会唱的《金凤子开花》：
金凤子
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
要翻身
这世道才像话。
在武工队的宣传动员下，群众的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知道了贫穷的根源，并要向直接压迫剥削他们的人进行清算。
在曼乃，佤族群众一致要求胡老侯废除所放的高利贷；
在曼腊，老百姓把民愤大、罪恶大的保长杨义兴抓起来，清算了他的剥削帐。
通过诉苦教育，清算斗争，各族群众都看清了共产党才是穷人的大救星。他们从怀疑、观望到亲近，最后认定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帕西河有一位名叫范老婶的老人，听了共产党的宣传，看着共产党武工队做的一桩桩一件件让老百姓放心的事，深受教育。终于有一天，她抱着一支老步枪来找武工队。一进门就竹筒倒胡豆，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原来她上山劳动时在草丛中捡到一支步枪，就带回家珍藏起来，以备将来之用。
武工队的同志听完她的叙说，也很受感动，叫她在群众大会上跟大家说说，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开大会时，她抱着枪走上台说：“我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姑娘，本来想招了姑爷后，让他们靠这支枪过日子。现在国民党打跑了，不怕哪个来欺负了，这支枪就交给民兵，由民兵来保护我们。”
二、穷人执掌“刀把子”
经过清算斗争，群众觉悟有了提高，他们认识到政权就是“刀把子”。过去乡保长掌握了这个“刀把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现在闹翻身求解放，为的就是人民群众要自己掌握“刀把子”，才可以真正当家做主人。
武工队把道理一讲，老百姓个个乐开了花。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四乡五邻都知道武工队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要帮助人民建立乡村政权。
在建政工作中，武工队提出具体要求：由于边疆地区人烟稀少，村寨比较分散，有些村子才两三户人家。这次建政要把几十或十几个自然村合并建立一个行政村，相当于一个乡政权，学习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设立行政村委员会，村委会由村长、宣传、组织、生产、福利、武装、妇女等委员组成。委员侯选人在武工队指导下，由农会、民兵、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组织推荐。18岁以上的村民都可以参加投票选举。选举会场比较庄重，由武工队员精心策划。被各组织和群众推选出的侯选人坐成一排，他们每人坐的小凳子后面放着一只大土碗。投票前，不管候选人是几个，宣布要选几个委员，就规定发给每个参加选举的村民每人手里几颗黄豆。同意谁就在他后边的碗里放一颗黄豆，不同意就别放。
武工队宣布“投票开始”，村民们排着队朝前走，依次把代表着信赖与支持的黄豆粒投放在自己信得过的人后面的碗里。形式古朴，但它是真真切切的民意的体现。
在易武镇，整个小镇划分为两条街。一条叫武庆街；另一条叫易平街。用民主选举办法推选出了街长。镇上农户少，不好成立农会。有些商人，但是行商多，坐商少，搞商会也不太好搞。武工队党支部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研究决定组织一个青年联谊会和一个妇女会。
青年联谊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通过有组织的学习一些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结合青年人的特点，开展文艺活动。学唱革命歌曲，跳解放区军民跳的舞蹈，学扭大秧歌。青年联谊会还在易武、曼乃、曼腊、曼撒、麻黑、曼落、曼秀等地办起了七所小学，还积极倡导破除陈规陋习，主张婚丧嫁娶礼节从简，得到老百姓的普遍拥护。
行政村和街道联谊会等政权组织建成后，武工队又积极筹建镇越县人民政府。武工队队长、党的特支书记邹建民同志担任镇越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
1949年11月6日，镇越县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7日召开庆祝大会。县长邹建民大声宣布：“镇越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场上立时响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纯朴的山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真诚拥护。
易比村的村民用葫芦装着鱼提到会场，意思是希望人民政府和人民永远保持鱼水关系；
麻黑村的妇女会把捐献给武工队的军鞋捆成大方块，一面写着“联系群众”，另一面写着“脚踏实地”。
曼洒人送来一面写着“赤心为民”的粉红绸缎锦旗；
曼腊村10多个化了妆的青年男女手持木制锄头，唱着“挖断蒋根、挖断蒋根……让它永不再发芽”的歌儿，载歌载舞入场……
三、农村有了党团员
镇越武工队是分三批到达易武的。第一批是1949年8月，第二批是10月初，第三批是10月中旬。全队48人中已有6名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0月，特支研究同意发展陶仕忠、杨霖2同志入党，党员增至8人。三批武工队都到齐之后，特支决定把武工队编为三个区队，第一区队由余平任区队长，冯金碧任副区队长；第二区队由朱赤任区队长；第三区队由陈子祥任区队长。同时决定增补陈子祥同志为特支群运委员。
随着乡村政权的逐步建立，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有的担任村长，有的担任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的领导，成长为基层工作的骨干。为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武工队特别党支部研究决定开展农村建党工作。经过用党员标准进行衡量确定了党员培养对象，然后由本人提出入党要求。开始时有的人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武工队的党员同志去动员积极分子入党，他们感到不太理解，认为参加武工队组织的活动就算参加了共产党，怎么还要再入党？党员同志告诉他们，共产党是无产者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武工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既使是我们的武工队员，也有大部分同志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还要争取加入党组织。经过耐心的帮助教育，对党的基本知识有了了解。他们又说，自己不会写入党申请，于是由武工队的党员同志代笔帮他们写。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有曼乃的赵顺才、叶家才，之后又有曼腊的徐顺才、范恒昌、阿朗、孙三，曼洒的宋鉴尧、王文华、姚春福，曼落的雷玉安、高定光，麻黑村的张显忠，易田村的王兆荣、陆小七、贺小老、姚理明、陈有兴15人入党，共17人。这批党员后来大都成为各级政权和各项工作中的骨干。
在建党的同时，在一些村寨还发展了大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第一批发展的团员有：冯克仁、阿达、杨树吕、杨寿福、陶桥福、车学礼等。
四、群众信任的武工队
车佛南武工队（对外称车佛南武工团，1949年10月以后改为车里武工团，未向外公布）和镇越武工队是同时组建的，队长余松同志兼任（未履职）。早该出发了，但迟迟不见副队长戴发吕（1949年10月前代理队长职，10月后任队（团）长）等同志从昆明赶来。同志们眼巴巴地等，一直等了10天，戴发昌他们终于到达宁洱。
跟戴发昌一起来的同志，全都是早先昆明学生运动的骨干，他们热情非常高。走了10多天的路，有的脚都走肿了，打了不少血泡。但一想到很快要投入新的战斗，马上又精神抖擞起来。
武工队从宁洱出发时，正遇上省工委传达贯彻批判“富农路线”，要求学习“华南经验”。思普地委要求武工队下来后要执行好“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霸”的阶级路线。但武工队到达傣族地区，就遇到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情况。
武工队到达普腾坝（现普文镇），走进傣族村寨，老百姓都远远地躲开了。偶尔有人实在让不开，窄路相逢，他们爬篱笆、下水田也要躲瘟疫似地躲到一边。穿坝而过的大开河当时正发洪水，滚滚向前的洪峰卷着白色的泡沫冲毁了稻田、谷地，也阻隔着武工队行进的步伐。
熟人怕鬼，生人怕水。谁也不敢贸然过河。有人提议到附近村寨清个向导，但问了几家都一问三不知：“模糊，模糊”（傣语：“不知道”）。没有办法，戴队长吩咐懂民族语言的武工队员去向老百姓打听寨子里的头人在什么地方。头人叫来了。—看来了很多带枪的人，立即热情招呼，端茶倒水。他听说武工队要过大开河，立即派人找来几个身强力壮、水性好的青年帮助武工队拿东西，牵扶年小体弱的队员过河。
武工队到勐养那天，以总叭为首的11个大小头人亲自到寨外迎接。他们事先派人打扫了佛寺及周围环境卫生，准备了粮草，瓜果蔬菜。主动征求武工队的意见：分散住，可以住在头人家；集中住，可以住在佛寺里。戴队长向头人说明来意，请他们召集群众来开会。不一会，寨子里响起了头人们通知开会的吆喝声，“比侬档来（傣语：各位乡亲），武工队来了，要开大会，每家每户必须来一个人参加开会！”
武工队员早早就烧起大火堆。每家每户都有人来，大多是主事的家长，也有派小孩子来听会的。武工队临时住地大佛寺外面的场地上站了不少人，还有好些妇女及儿童站在会场外观看。由于语言不通，队领导讲一句，由懂傣语的武工队员翻译一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要帮助边疆各族人民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各族人民翻身作主人。共产党来了，以后再也不会有派夫派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