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之后，梁山一百零八将虽没有被打散，但他们受到奸臣排挤，处处受窝囊气，其英雄豪气荡然无存。如第八十三回写宋江原班人马被派遣征辽，朝廷犒赏，中书省的两名厢官“贪滥无厌，徇私作弊，克减酒肉”，引起梁山将士不满，与一位梁山军校发生冲突，一厢官被打死，宋江对那名军校说：“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惧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俺如今方始奉诏去破大辽，未曾见尺寸之功，倒做下这等的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宋江不得不挥泪斩军校。梁山整体虽然巳被招安，但其地位仍很尴尬，得不到朝廷的信任和封赏，长期没有正式的官职，甚至梁山数万将士一直没有稳定的驻扎地，常年东征西讨，奔波于战场，“受了许多劳苦”，但大多仍是无功无官，甚至在平定王庆之后，宋江等到东京报捷，都不许进人京城，只许在“城外下营屯扎，听候调遣，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人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差人赍榜，径来陈桥门外张挂榜文。有人看了，径来报知宋江。宋江转添愁闷，众将得知，亦皆焦燥”。这种悲剧性的遭遇当然更符合历史真实’作者的不成功不在于他写了这些，而在于他没有能力处理这个悲剧，在悲剧中梁山好汉的性格发展停止了，没有任何作为了，最后只是让它们在征方腊时死去大半，宋江、吴用等梁山领袖和中坚被赐酒毒死，草草了事。没有能揭示招安前后宋江等人的心理变化与矛盾，前七十一回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到了后四十九回发生变异，前后没有一贯性。作者不善于写在官场中挣扎的原江湖人。
施耐庵在南宋“水浒”故事基础上塑造了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又在元代北“水浒”故事影响下发挥艺术想象力，把梁山泊写成造反的英雄好汉的坚不可摧的革命根据地，把梁山团伙写成拥有数万精兵悍将的强大的革命武装集团，又有一流的军事领袖与谋士，并且得到广大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和真诚支持。梁山的事业正是如日中天，攻城略地，战无不胜，与朝廷交战，也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甚至俘获主帅。宋王朝倾其全力，想要一举消灭梁山全伙，但最终以惨败告终。这样写把梁山的八面威风是做足了，可是在面对历史的真实时就未免捉襟见肘（现代历史小说！李自成》也犯有这个毛病）。在这一点上！大宋宣和遗事》写得比较简单，言宋江等人大闹东岳以后“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宋江等人顺水推船，“归顺宋朝”。而《水浒传》不仅张大了梁山反抗的烈火不可扑灭性，而且还有忠奸斗争这一条线索，朝中“四贼”处处破坏“招安”，这更增加了招安的难度。从小说情节中展示的生活的逻辑性来看，招安几乎是没有可能了。但作者又不能改变自宋代就巳经定下来的“招安”这个情节’这样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突出宋江对招安的积极性，而且积极得有些不近人情，大悖情理。为此，他不惜自降身份、自取屈辱，对一切可能有利于招安的人低声下气地表白和求助（注重“革命气节”的一些评论家便据此对宋江大加谴责）。这与前七十回宋江的形象发生很大的不同。例如梁山好汉对年轻女人多是采取斥拒态度的，对妓女更是这样。宋江对阎婆惜的冷淡和仇杀都与其他好汉的做派是一致的。可是七十回以后对李师师的态度则与其他好汉大异；这种不顾生活逻辑和人物形象自身行为逻辑的写法是《水浒传》写作艺术上的一大缺点。每当情节的发展可能令作者尴尬时，他便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制造情节，凭自己的意志处理人物，不顾生活的逻辑。如秦明一家与扈三娘一家被杀后上山的表现，仿佛秦明对妻子老小之死的愤怒只是丧失一件东西似的，宋江把花荣的妹子嫁给他作为赔偿也就都解决了；在攻打祝家庄的战斗中，扈三娘不仅未婚夫被杀，而且转瞬之间一大家子都被李逵砍死了，而她被当作战利品嫁给比武大郎略强些的矮脚虎王英，又成为宋江的义妹和梁山的头领，面对这巨大痛苦和尴尬，扈三娘毫无反应。不知道作者是不善于描写这些，还是不关心这类问题，或是认为这类问题无足轻重！
大家知道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为了忠于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甚至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和感情倾向（例如作者本来打算把安娜写成荡妇，但写着写着，她变成性格率真和虚伪的“上流社会”的叛逆者），人们称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而中国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只是受到作者意志的干预，叫他死他就死，叫他活他就活，任意性很大（《红楼梦》是个例外）＇作者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倾向左右人物的命运和走向是司空见惯的，这在江湖艺人的作品中更为普遍＇既然宋江“招安”的历史不能改，那么只有在宋江这个形象上做手脚了。因此宋江越来越变得萎缩，令人生厌。
（2)南北“水浒”故事整合中的失误
《水浒传》虽然产生于明代，但它对南宋说话中的水浒故事和元杂剧中的水浒故事都有所继承，这两个时代的水浒故事都是写宋江集团的，然而选取题材时其着眼点有异，其立意主张也不同，把两者整合起来本来不是件容易事。
南宋“水浒”故事起始于说话，“说话”按照其题材不同有分类，这一点我在前面谈“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的章节中巳经说到。这两类故事是以写英雄传奇为主，宋末罗烨《醉翁谈录》的《舌耕序引·小说开辟》介绍“说话”诸家，所载的“小说”目录中有“公案”类的“石头孙立”；“朴刀”类的“青面兽”；“杆棒”类的“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这些作品虽不传于世，但从题目上便可知是属于“水浒”系列的，是以写“水浒”英雄人物杨志、鲁智深、武松、孙立等人为主的。周密《癸辛杂识》中所记载的“三十六赞”赞美的也是个体英雄。
元代北方杂剧作家写“水浒戏”（今传于世，并可以确定为元末以前写作的共有六出）则着重写梁山群体。现存元代“水浒戏”开篇背景是一致的’即梁山群体巳经形成’一百零八将聚义巳经完成，所有“水浒戏”都突出梁山的武装力量的强大’并做了极度的夸张。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宋江的道白中说：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
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朦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达天庭，聚三十六员英雄将。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
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宋江也说：
我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威镇于梁山。俺这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阔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咸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艘朦艟；三十六座宴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播华夷，三十六员英雄将。
这还是梁山么？简直就像一个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
由此可见宋元作者写宋江集团故事时其着眼点是不同的。
这是由不同时代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差别决定的。前面说过南宋说话艺人为了在首都临安推出宋江集团故事，把其描写的重点放在“忠义”及其载体招安上。
而元代“水浒戏”除了“忠义堂”这个特有名称外，再无“忠义”字样，更没有招安。“招安”一词虽有出现，但南“水浒”正相反是梁山泊去“招安”还在主流社会的英雄好汉下海上梁山。如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宋江上场自报家门之后接着说：“今东平府有二人，乃是刘唐、史进，这两个都一身好本事。
他二人有心待要上梁山泊来，争奈不曾差人招安去。”李逵奉命下山，他见了刘唐、史进也对他们说“本奉宋头领将令，着我下山招安你两个”。“水浒戏”中不是江湖人回归主流社会，而是江湖人拉主流社会的良民“下水”了。
元代“水浒戏”还宣传了一个南宋水浒故事中没有的主题一替天行道。现存的六出“水浒戏”除了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外都提到了“替天行道”。如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宋江的上场诗：“涧水潺潺绕寨门，野花斜插渗青巾。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结尾点明题旨：“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结尾宋江上场，宣明全剧主题：“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呈气概，结交尽四海豪英。”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剧终时也是宋江上场：“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黑旋风拔刀相助，刘庆甫夫妇团圆。”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宋江上场介绍自己：“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元杂剧所展现的梁山泊故事巳经不是一个个英雄好汉闯荡江湖，最终报效国家、彰显忠义的故事。而是宋江集团这个群体靠着梁山泊山水寨有利的地形和强大的武力，打抱不平，“替天行道”。从“水浒戏” 的故事中可见这个“替天行道”也不神秘，就是替代官府平反冤假错案，或者打抱不平，为弱者撑腰。元代政治黑暗，其中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就是严酷的民族压迫和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现存的元代“水浒戏”一开始就为替天行道准备了强大的后盾，所演绎的故事就是在替天行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水浒戏”？因为当时是异族统治，人分四等，汉族属于三等或四等，又长期停止科举考试，绝大部分文人士大夫没有出路，与朝廷离心离德。蒙元初期，特别是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朝，其武装初人中原，对文化先进的农业地区还缺少统治经验，北方地区大部分实权还是掌握在一批乘乱而起的“世侯”手里。他们中大多发迹于金末战乱中结寨自保的武装自卫运动。
这些人中既有率军归顺的金国官员和将领，也有不少江湖造反的领袖。他们可以自辟僚属，罪得专杀；其官职差不多也可以世袭。这样的汉人世侯，遍布于北部中国各地。梁山泊所在的东平路，很长时间内是被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所统治的。严氏父子礼贤下士，喜欢接待各种文人学者，得到当时很多重要文人士大夫如元好问、王若虚等的赞美与颂扬。“水浒戏”的作者把宋江集团写成一个割据一方的武装力量，让他们高举“替天行道”旗帜（这也类似世侯领地内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不仅体现了汉族文人士大夫疏离于蒙元朝廷，也包含有对割据势力的肯定。
明代施耐庵的《水浒传》对宋元两代水浒故事都有所继承，从总的倾向来看前七十一回取宋代故事为多，后四十九回则有不少是撷取于元杂剧的。但其思想倾向更偏重于南宋，由于明代是大一统时期，宣扬“忠义”更符合社会舆论的要求。因此《水浒传》都要写作《忠义水浒传》，有的径直作《忠义传》，在宣扬“忠义”方面施耐庵是做足了文章的。然而《水浒传》中梁山泊的规模乃至氛围却依照元“水浒戏”来写，并且也在山头、忠义堂前竖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仿佛是个割据自雄的政权。
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没有像“水浒戏”中一样大模大样地去捉拿奸夫淫妇、贪官污吏，去拯救弱小，为冤者伸冤，为受害者复仇，从而替天行道。这个矛盾施耐庵并没有发现，反而让具有割据能力的梁山泊去与大宋王朝的官军对抗、开打，而且一次次把大宋王朝打得落花流水，写到得意时甚至忘了这是大悖忠义宗旨的。读！水浒传招安过程总觉得它缺少内在的逻辑合理性，这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