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真正认识青铜器，知道哪里有青铜器，哪里就有权力存在，却是在认认真真追读一些研究青铜器典籍以后。我记得2009年秋季的一天，我在黄昏的光线中阅读青铜器时，竟然仿佛步入了青铜时代一样。当时的光线十分柔和，空气清冽，我竖着衣领，衣袂飘飘，一路向前。我非常清晰地看见了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伊朗人、土耳其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青铜器的壮丽，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人、埃及人迈进青铜时代的蓝天，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男子，在夏代，守着炉子冶铜的背影。这些影像告诉我，当人类迈进青铜时代时，表明人类的智慧发展，已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时代。
打电话的人在家中等待我们，他的家里摆满真假古董。一幅“文革”期间的样板戏《红灯记》画报，成为客厅的点缀。一把杀气腾腾的日本军刀与一支已经不能使用的鸟铳，则以对称的状态挂在他的卧房的墙上。我的血液一下冷了下来，我想到了战争、劫掠、杀戮，甚至肢解。“刀枪挂在墙上，据说可以辟邪”，他笑着解释。
没有多余的交谈，他将军刀取下递给我们，然后又捧出一对陶罐，一方墨砚。军刀似是真军刀，有血槽，有编号。墨砚是仿制品，他说还有米芾的画。“米芾无画传后人，老话了，不看不看”，同事说。但是，他还是坚持着把画展开，解说画的来历。谁都知道，对于一个贩卖假古董的贩子来说，把假古董说成真古董，说到买者信以为真并把假古董买走是他最可夸耀的本事，剩下的事对他来说就是晚上小酌几杯，计划把另一件假古董说成真古董。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假古董。他也清楚，我们不是来做买卖的。所以，他一点都不犹豫地从床底下拖出几个破烂纸箱，撕开层层包裹，将一套包括青铜剑、青铜钺、青铜镞等在内的青铜器，呈现在我们眼前。一下看到这么多具有使人沉迷魅力的青铜器在自己眼前毕现，我的心狂跳不已。粗看一遍后发现，其中的二十多件完全一样，另几件彼此相同，其余各具心裁。虽然，我量不出这些青铜器的深浅，但能隐约感到它们的价值。是的，这批青铜的颜色、形状和总的特色以难以描述的庄重、沉静与锐利震撼了我，让我瞥见了青铜时代的画卷。其中两块铜渣和一个形状奇特而又精美的曲折纹陶瓿，更使我的心思纵横驰骋。铜渣，意味着一个遥远的青铜器铸造遗址，意味着是谁创造了岭南青铜器文明史。陶瓿，那可是考古学上断代的重要依据。
我在同事大声问着“还有什么”的时候，拿起一把青铜剑看了又看。我想看清它曾经刺破过什么的时候想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想起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我也拿起一把青铜钺仔细端详，想了解它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用途，分别都在什么地方派上用场。同事说出“战争年代用来割人头”时，我打了个冷战，却又忍不住拿起其中的另一把青铜钺慢慢端详。青铜钺上的寒光，依然咄咄逼人。假如，这些青铜钺在战争时期确实是用来割人头的话，那么，和平年代里，它应该是可以用来收割庄稼的吧。至于这些带翼的箭镞，消灭敌人用它，消灭野兽应该也是再好不过的武器。随后，我拿起英雄的宝剑、壮士的宝剑。它们既添英雄、壮士英武，又供英雄、壮士杀戮。既是青铜时代的青铜艺术，又是青铜时代的实用兵器。这些兵器，曾经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谁拥有它们，谁就能在斗争中占领上风，谁就能在战争中稳操胜券。
封闭自己的情感，我们打了张欠条就仔细恭敬地把这批青铜器重新放进纸箱，垫上泡沫，打包出门。然后，非常谨慎地提着走出村庄，上了一辆中巴。乘车时我把易碎的陶瓿抱在怀里，唯恐有一丝一毫闪失。
入库，上报，财政部门第一次爽快地给我们单位下拨了征集文物款，我们不再担心它被用心不良的人偷运出境。
一个月后，农民怀揣着薄薄的欠条依约到来。他激动地说，不少文物贩子得知永吉出土青铜器的消息后垂涎欲滴，暗中窥视，同时明目张胆地亮出高价企图占有，得知他已上交国家后方才偃旗息鼓。所长笑笑，向他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他紧张极了，脸部神经完全僵硬，所有笑意全部消失。他显得非常激动，一边精神高度集中聆听，一边琢磨着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以及应对的办法。最后，像是经历了某种复杂的精神跋涉，如释重负地接过所长递给他的奖金，夺门而出。
当我们踏上永吉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的自然村落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是开着摩托车前往的，抵达时是上午9点。但是真正找到具体挖出青铜器的人家，又花了不少时间。
这是一户门前有棵黄皮果树的人家，黄皮果树的树阴把门前的空地都遮暗了。我们一步不停地穿过树阴，朝屋里走去，屋里却突然冲出几只大黄狗来。
我不敢过去，大叫同事回头等我。话音刚落，屋里出来个红衣女子。因为还不敢肯定，就问她：“可知道村里一个挖出青铜器来的村民家在哪里？”
她说：“就是我家啊！”我说：“真是巧了。”她又问：“你们来干什么？”我说：“我们是文物管理所的，想来了解今年2月青铜出土的情况。”她说：“早没了。”我说：“我们知道，只是想为出土青铜的地方拍个照片存档。”“这样啊”，她明白了，带我们走到屋边沼气池站定，说：“就是这里了。”她丈夫不知从哪冒出来问她，“他们是谁？”我替她作了回答。
他们接待了我们。可惜挖出青铜器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已经毫不令人意外地变成了沼气池。沼气池是一个正圆形的水泥砖池，池里有半池清水。
池边全是泥土，堆得很高，把青铜器出土时的地貌完全覆盖住了。池的一边有房舍，四周有田野和山峦，整个景色充满了诗情画意。我在接近这个沼气池时停下来，打开相机镜头，开始拍照。所长在沼气池上走来走去，沉思，久不久问上一句。所长问一句，他们答几句。他们对那天挖出青铜器的情景似乎感触很深，因此争先说着。
我在他们的问答中一边拍照一边远眺，一边就望见了广西的青铜时代，从远古走来，十分遥远，又十分逼近，像是梦中弥漫的景色一样。我注意到周围的自然地貌特点，田野平坦，春草满坡，林野杂花，芳华四溢。沼气池旁边，还有一条小河。这条二三米宽的小河，很久很久以前会是一条大一点的河，一条为青铜冶炼、铸造提供过水源保证的河流吗？永吉三面环山，一面通往外界，也许正是一个古代“兵工厂”的所在地。但是，真的是吗？真的会是广西青铜时代的铸造遗址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的居住遗址和青铜器铸造遗址都藏在哪里呢？藏在山坡？藏在山谷？还是藏在山地里，化成泥土的模样？小草儿，是他们，它们么？小花儿，是他们，它们么？小矮林，还是他们，它们么？
“就没有再挖出别的东西了吗？就没有了吗？”所长反复再问了几次，试着从中发现无限大的可能。但是，他们一再说：“没有了，确实没有了。”
更多村民围拢过来，补充了几个挖出青铜器时的细节。他们的讲述有点杂乱无章，但我还是留意到了其中几个细节。其一，这对夫妇挖出青铜器那天，他们自己认为这种东西放在家里不太吉利，就乱七八糟地丢在猪圈檐下，以防遭来不良后果。几天后，以400元的价格卖给了闻风而动的文物贩子。当得知文物贩子得到的奖励远远比给他们的报酬多得多时，心里满是懊丧。其二，所有这些青铜器，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挖出来的。其三，挖出来的铜鼎，见天就碎。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都很激动，也很纠结。这是一些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青铜器。引人注目的还有那两块铜渣，这在窖藏中是极为少见的，它说明当时成熟的冶铜业已经出现。出土物如果像村民说的那样还有两件铜鼎，那么其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应该很不一般。因为鼎和剑都是权力、地位的象征，钺是征伐的重要武器。
我喜欢这种探索奥秘的心情。出生于小商人之家的我，显然极少有机会见到、甚至谈到青铜器，但是，冥冥中总有一种暗示，引导我朝存放青铜的地方而去。我记得那些青铜器格调的高贵，简直就是生活艺术化的象征。
永吉青铜器，同样流进我的记忆，潜入我的灵魂，渗入我的肌肤。无需把脉我也知道，我爱上了青铜器，一如我爱上了青花、丝绸。
我的梦里开始出现永吉，出现青铜时代的工人开工冶铜铸造青铜器具的情景。祭司手捧美酒，洒向空中，万物有灵的神啊，你保佑这批青铜的成功铸造吧。通红的铜水，流了出来，流进模具。铜水上面漂浮着的泡沫，则被当班的工人一一舀出，泼到地上，凝成铜渣。工人们劳累着，喘息着，伴随着铜水流进模具的滋滋声，大量青铜兵器终于流出来了。战马嘶鸣起来，长矛如林，方阵紧密，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战马的嘶鸣声和如林的长矛方阵所淹没。
当然，永吉青铜器作为梦的存在，显然远远不够，得找到它实实在在的出处。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天亮赶到单位，再看看几个月来一直魂牵梦萦的那批青铜器。赶到永吉，再看看幽灵一样轻轻流过的小河水。在桂林李宗仁官邸举行的一个会上，我把永吉青铜器的照片递给广西考古领队李珍。随后，我们单位先后迎来一批又一批包括李珍、覃芳、贺战武、蓝日勇、蒋廷俞等在内的广西考古学家，我们像亮宝一样把永吉青铜器一一亮出。
我陪覃芳、贺战武两位考古学者去了永吉，这是2011年的一天。这一天阳光明媚，和煦宜人。时值春末夏初，草木繁茂，鸟鸣喧豗，庄稼叶盛，生机盎然。当我们来到永吉自然村时，那对夫妇碰巧全都在家，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永吉青铜器出土时的过程。
置身在青铜器出土的田洞上，两位考古学者一眼看出这里原先是个不小的土包，因为取土变成平地。我没有从山包截面去考证青铜器出土的本领，我跟在他们身后。我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才能破解永吉青铜器的一切——我的愿望如此强烈。是的，我带着一种毫无现场考古经验的茫然与忐忑跟在他们身边，他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瞥，我都看在眼里，直到鼓起勇气提出问题。至于他们两人，可没有因为这道山坡截面的阻隔而看不到远处青铜时代的辽阔风景。他们在琢磨着沼气池边上这个山坡截面的各种可能，最后断定沼气池原是小土包的另外半边，挖掉的土壤应为墓葬封土。
累土为坟源于春秋，这一发现很快改变了我们原来认定的窖藏之论，换言之，永吉青铜器是随葬物而非窖藏物，出土地是一个墓穴，一个什么年代什么人的墓穴。
这个结论的改变带出两个神秘莫测的问题：“墓主人是谁？”随葬器物的具体年代属于哪个时期？
中国古时各朝代，有着极其严格的墓葬规格，春秋以前的周代尤其突出，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考古发现。随葬的礼器，天子、国君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春秋晚期时，墓葬规格由于奴隶制度的逐渐动摇，越礼现象开始出现。在永吉，一个享有数十件青铜器作陪葬的人，生前的权力应该是不小的，这是越礼的，还是死后受到的礼遇？荔浦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建县，境域包括今荔浦、平乐、金秀、蒙山、永福大部或局部。这个来自春秋晚期的墓葬，这个来自蛮夷时代的墓葬，难免不让人思绪万千。因为蛮夷时代的荔浦，人口还不多，一个有着这么多随葬品的古墓在这深山野地里出现，我的想象再次无力了，内心也无法安定下来。但是，没有墓碑，没有墓志，没有首饰，只有兵器，显然这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性墓主。我的思想驰骋起来，一动不动站着，仿佛灵魂出窍。我猜想墓主的气息、容貌、为人，一件一件，多么神秘。
只是，他的这些青铜器出土未经正式发掘，缺乏出土地层及清楚的墓葬形制，器物上也没有铭文可资考证，因此，这批青铜器的具体年代亦很难判定。好在这批青铜器中的铜戈、扁茎无格剑、靴型铜钺、铜斧与恭城秧家出土的青铜器相似，秧家青铜器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这批青铜器中的铲形钺，在广西属于首次发现，与湖南衡阳、广东清远、江西南昌市郊一些古城遗址出土的铲形钺相类似，而发现这种铲形钺的墓葬、遗址，年代都在春秋晚期。这批青铜器中的柱形器为岭南地区所独有，始铸于春秋时期，终于战国。综合这些元素，考古学家认定，永吉青铜器的年代，约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个时段。
我在这个时代旅行，景色全是与青铜器相关的色彩。一些是佩戴着青铜宝剑的男子，脸上焕发出英武的气息。一些是摆满青铜器皿的祭祀场面，盛大而又庄严。我甚至看见了永吉青铜器墓主身挂青铜宝剑的威仪，也看见了他下葬那天的情景。他的家族用青铜器具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唱着送别的哀歌，直到这些包括青铜剑、钺、斧、矛、凿、戈、镞、刮刀、镦、铜渣等数十件，曲折纹陶瓿1件，砺石1件在内的器物，完全被土壤掩埋。
典礼的火光与气氛已经暗淡下去，排列着的人群也散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青铜时代，一个人一生长久浪漫的光阴，转眼间化为虚无。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注入这个人的生命，引导他重返21世纪来欣赏现当代人对他和他所拥有的这批青铜器进行研讨。他的不能，促使我思考。这思考，把我引进一个时代的迷宫，又引出一个时代的迷宫。
青铜器，青铜时代的权力象征，又如何？
(原创于2011年12月)
认识水稻
上篇
在我家屋后两三百米远的地方，有一片平坦的水稻田，我往我家的阳台上一站就能看到。播种、插秧、收获的季节，我都喜欢站在窗前，久久凝视。凝视水稻，凝视水稻从种子变成禾苗、稻穗、稻谷的过程，我心翱翔。
我的梦里一直飘着那久远的稻香，我虽然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也清楚地知道，植物在地球上已有5亿年的历史，比动物在地球上的历史要长。
但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在哪里？最早种植水稻田的人，又是用什么工具来耕耘的？这些是半路改行从事文物管理工作的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的事情。
我所知道的水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有过无数纷争。争论焦点是，水稻起源于印度、中国还是东南亚？曾经，人们普遍认为水稻种植起源于印度，其原因是印度发现了4300年前的稻谷遗存。这种观点持续了很久，直到1973年，中国一个名叫河姆渡的地名出现，百年争论才停止了。这次考古传出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消息。在河姆渡距今约7000年至6500年前的土壤深处，有厚达数十厘米的稻谷、米粒、稻根、稻杆堆积。这些堆积物证明，早在7000年前，中国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虽然还处在远古的渔猎与采集时代，但也是一个人人参与种植水稻、人人食用水稻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