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想着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城澧县鸡叫城遗址的灌溉系统，我继续在认识水稻的路上行走。一边走一边聆听鸟的鸣叫，惊叹不已。这个灌溉系统出场时依然保持着鸡叫城先民最初的使用模样，静静横陈在地上。当一个现代人情不自禁地凝视这个时间与空间交错的水稻灌溉系统时，那看似简单而又四通八达的水渠，竟是一件足以让人啧啧称赞的艺术精品了。没错，这是原始的系统，但也是超出我想象的系统，是符合现代农业灌溉基本特征的系统。
再迟钝的人面对它，也能想象它灌溉水稻田时哗哗作响的壮丽景象，以及灌溉中给人带来的幸福。甚至可以想象，几千年前的稻子熟时，鸡叫城所翻滚着的平静金浪，有多迷人。因为与这个灌溉系统一起露出地面的，还有鸡叫城人当年使用的生活、生产的器物，以及堆积如小山似的炭化谷糠。这些谷糠与河姆渡、彭头山、玉蟾岩、城头山出土的稻谷一样，光辉灿烂，熠熠生辉。认识它们，就好像认识一列缓缓驶来的水稻种植历史的专列，又犹如观看一部放慢了镜头的无声电影，各种各样的水稻种植画面自眼前掠过。
还有蔚蓝的天空、碧绿的土地、一再金黄的水稻田，史诗般地宁静而又妖娆。
下篇
这就是我认识的水稻，是我认识的稻作农业金黄如狂醉的旋律。在印度，拥有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稻谷。在中国浙江的河姆渡，拥有距今约7000年前的古稻谷。在中国湖南的澧县彭头山，拥有距今约9000年前的炭化稻壳。
在中国湖南的道县玉蟾岩，拥有距今约14000多年的古栽培稻粒。在中国湖南的澧县城头山，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距今约6000多年。在中国湖南距今约4000多年的古城澧县鸡叫城，拥有大量炭化谷壳和完整的灌溉系统。
我认识的水稻，此外还有另一种节奏的文献记载。大约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交，中国水稻北传朝鲜、日本，南传越南。汉代，传到菲律宾。公元5世纪，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新大陆发现后，再由非洲传到美洲以至世界。
列完这份水稻起源与传播的清单，我再次站在中国21世纪的一扇窗前，站在岁月里。目光越过窗外的水稻田，同时也越过远处的河流与山峦而发现，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名字，像珠穆朗玛一样迷人。袁隆平祖籍中国江西德安，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上天让他大学毕业来到湖南，仿佛就是为了杂交水稻。他在湖南一呆就是几十年，绝不盲目的足迹几乎踏遍湖南的山山水水。他领衔研究的杂交水稻，引人注目，又令人喜悦。他的名字与杂交水稻紧紧连在一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杂交水稻还是一件鲜为人知的新鲜事情，许多人都还不知道它与人类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袁隆平领衔进行的杂交水稻试验，却已一再取得重大突破，不断创造出一个个新品种，不断刷新自己创造的杂交水稻亩产纪录。时序进入20世纪末期，杂交水稻远播亚、非、拉，使数以亿计的人类终于摆脱了饥饿，有效地遏制了世界性的饥饿加剧势头。袁隆平因此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声名远播。
人是地球的物种之一，水稻是人类食物多样性中的主粮之一。若以人类每人每天的人均粮食消费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袁隆平，一个伟大的水稻改良者，他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竖起的，就是不可磨灭的丰碑。因为，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而可耕种的土地却越来越少。也许，我一生都无缘见到袁隆平院士，但我知道他有一颗对人类充满爱的心。知道他的理想，就是让更多的人吃饱。我还知道袁隆平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我不是在办公室里，就是在试验田里；不是在试验田里，就是在去往试验田的路上。”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站在中国21世纪的一扇窗前，站在时光里。我虽然不知道窗外这片水稻田种的是什么样的水稻，但知道它们一定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从湖南来到桂北，散发着香气和光亮。我喜欢朝着它们无尽地看啊看啊，一边享受它们金黄的景致，一边怀着单纯的感情穿过弯弯的田埂走向它们。远远地，就有醉人的稻香前来迎我。这香，自然不是从某一块水稻田里传来，也不是从某一年的秋天传来。它来自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力量，将我一再推到那生生不已的水稻田中。“唰唰唰”、“唰唰唰”，镰刀的声音令人愉快和自信。我弯腰折下其中一串，在秋日的阳光下看那稻芒的尖锐。又从中捋出几粒放进嘴巴咀嚼，极原始的味道充斥我的味蕾，再加上田野的芬芳，清新的空气，感觉又糙、又香、又飘然。这就是生活，是水稻赋予了我的生活。当然，这也是水稻赋予了你的生活。因为起源于中国的水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袁隆平院士，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一粒水稻是如此的渺小、孤单、沉寂，但是亿万粒水稻聚拢在一起，就变成了改变人类、改变世界的无穷力量。作为中国岭南人，从小到大到现在，我见得最多、最广泛的就是水稻了。从栽培稻的祖先种到杂交水稻，人类种植水稻的历史，光辉灿烂。然而，如同文明的任何一把利剑都具有双刃性特点一样，杂交水稻从20世纪末叶起开始备受质疑。原因是杂交水稻在解决人类温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敏感尖锐的转基因话题。
据说，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粮食。非洲人宁可饿死也不吃转基因产品。而一些打着“健康营养”的转基因食品流向中国人的餐桌，早已不是什么秘不可宣的事情。当我懵里懵懂地听说转基因食品也许已经悄悄流向我家餐桌时，听说转基因食品会将人体里的好细胞转变成坏细胞时，恐惧便深深侵入我的身心，像冰雪侵入荒原。
什么是转基因粮食？如何辨识转基因粮食？转基因粮食会改变人类命运吗？我朝窗上喷了一口热气，窗玻璃立即变得雾蒙蒙的。窗外的景色，也变得模糊不清起来。我去百度、去谷歌、去搜狐搜索，向认识的考古学家请教。
我背起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转基因背离自然。转基因是一粒叛逆的种子。转基因被赋予巨大的基因改变力量，还没有经历时间检验，还需要繁复的基因分析。如果科学家的科研数据准确，那么，转基因带给人类的未知风险将难以预测。这很可怕，也很可悲。人类有能力种出转基因粮食，却无能力保证转基因粮食进入人体后有百利而无一害。毁灭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类从征服自然到被自然遗弃，也许不会需要太多时间。无数人类文明莫名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证明了这一点。懂得这个道理，也就真正认识了水稻，认识了传统水稻之后的水稻前景。
这是我站在中国21世纪的一扇窗前，凝视水稻领略的快乐与忧郁。此刻，我依然站在窗前，站在今年的秋天已经进入尾声的一扇窗前，思想穿过稻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起桥梁。就人类而言，水稻种植是一块里程碑，种子储存是一块里程碑，杂交水稻又是一块里程碑。但在真正认识转基因之前，谨慎小心地对待转基因，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由衷地祝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使更多的人受益，因为杂交水稻毕竟不是转基因水稻。杂交水稻仍在中国推广，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水稻种植会否走向极端？水稻的未来，会把人类引向哪里？我一再地对稻谷已经收尽的田野郁郁寡欢，对碗中的米饭忧心忡忡，甚至猜疑、恐惧。
但愿我的猜疑、恐惧，仅仅是猜疑、恐惧而已。
窗外满月当空，这是多么好的世界啊。
(原创于2011年8月)
荔浦山川笔记
——第一篇2007年7月31日北海拿证
年初在办公室听说全国要搞第三次文物普查，我的内心喜极。我没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好命好运，高考时失落的考古专业，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得到弥补。厌倦八股公文的我在单位上班是乏味的，到田野去，有山水，有风光，还有飞鸟在歌唱。我记得我们桂北的乡间，到处都是果园与菜园交错，水田与旱地相连，高山与河流互为陪衬，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稻子熟时，田野金黄，沿路飘香，驰目望去，近似梦想。但又心存怀疑，文物普查，不会是个形式主义的普查吧？
观望中迎来广西文物普查业务培训开班，我和二百六十余位文博界的同行，于2007年7月下旬前往北海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培训。住北海市迎宾馆811，与临桂县文物管理所J同居。教务组和后勤组分别设在我们楼下的510房间和512房间，了解信息、寻找资料都非常近，非常方便。
学习期间得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1年12月结束。范围是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的文物。一句话，是从古代意义上的文物，延伸到近现代的重要文化遗产。整个普查将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是2007年4月至9月，主要任务是制订普查实施方案，发布规范和标准，组织培训和试点。第二阶段是2007年10月至2009年12月，任务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实地开展文物调查和信息数据的登录工作，普查数据资料采取边采集、边整理、边审核、边建档的办法进行。第三阶段是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务是进行调查资料的整理、汇总、数据库建设和公布普查成果。
来自国家“三普办”的专家，在学习期间就文物普查的相关标准、规范和普查数据的采集技术，特别是GPS卫星定位仪的使用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讲解与答疑。专家的讲解与答疑于我而言不同凡响——须知他们都有从事文物工作十几二十年的经历，这种经历蕴藏着一种难以解释的魔力。我在这样的魔力吸引下，参与了分组讨论、田野实习、作业练习和讲评。我在田野实习、作业讲评中学会了如何登记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等等。
我发现我们需要采集登录的数据信息真多，它包括不可移动文物的名称、位置、地理坐标、年代、类别、数量、文物特征、保存情况、损毁情况、损毁原因和文物周围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物所有权、使用管理情况等。此外，还有绘图、拍摄等专业技术极强的工作要做。这是我来学习前没有想到的。学习结束时，我拿到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普查员资格证书”，我的证号是450157。
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的毁灭者。我在全体学员赴合浦县山口镇参观广西现存最好的明代四排楼——永安大士阁时兴奋起来，用热情迅速编织了一个足以让自己激动不已的普查“新发现”巨网，心驰神往。我想我在“三普”中一定会造访到一些跟永安大士阁一样罕见的古迹，发现一些久已失传的故事。同时打算在今后的“三普”工作中，写一组不失历史真实的“三普”手记。写一组不失历史真实的“三普”手记，无异于写一组造访古人的传奇札记，这对我来说是喜欢的，我会把它当作一种文学创作来做。当然，我既不会把它们记成流水账，也不会写得深奥难懂。我的文字既有力量又有分寸，相信能够打动人心。
世上的古桥、古路、古亭、古庙、古碑、古墓葬……一句话是古建筑、古遗迹和其他重要文物点总归会越来越少，因为它们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这组日记，我会尽我的努力记好，我相信我能记好。北海学习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普查重点和要点。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把田野工作采集到的科学数据真实地记载下来，让决策部门、决策人物了解基层的文物现状，为文物保护走向更加和谐的发展与保护轨道尽一份绵薄之力。
文物普查，说到底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保护、为了传承。我希望喜欢我文字的读者，能对我的这组“三普”手记产生兴趣。
——第二篇2007年8月5日拟定
计划这个星期向分管文物工作的局领导汇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北海学习和培训的情况，局领导又向县领导汇报。县里还算重视，很快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了荔浦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所有工作都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是惯例。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荔浦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很快制定完成了相应的《荔浦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最重要的是，文物普查经费据说要列入县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县里还计划以政府采购的形式，为“三普”数据库建设采购一台电脑。我会打字，立即被确定为“三普”数据库的微机操着人员。我在我们单位还算是年轻的，同时被确定为县“三普”工作队下乡普查的一线队员。
全县共有13个乡镇，147个村街委员会和近两千个自然村。按照县里的地理位置，想象着朦胧的田野，我参与制定了我们县里的“三普”计划和路线。我们的计划是在国家文物局启动田野普查的准点时间——9月30日开始，那时秋高气爽，正好凭借自己的脚力，寻找久已失传的文明。我们的线路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在全县进行拉网式的普查，同时希望在一天的时间里尽可能多跑几个地方。
我们的普查队长也就是我们文物管理所的所长，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骑着自行车亲历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很有一些经验。他的嗅觉相当灵敏，可以根据群众讲述的蛛丝马迹，找到那些文明的踪迹。那些踪迹对我极富诱惑力，那是一种近似于向往的诱惑。
当然，我不会忽略田野工作的许多危险，比如乡村的狗、野生的蛇。我知道在山川田野中，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是沉着。事前的防范是重要的，蚊子和山蚂蝗不喜欢风油精的味道，得先在身上抹点风油精的味道。
对于乡村的完美忆念，使我对这个计划和线路满怀憧憬。我的憧憬不是拥有，而是发现。
——第三篇2007年9月30日从古塔开始
今天是国家启动“三普”田野调查的统一时间，是一个重大特殊的日子。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全国有十几万人(数字来源于《中国文物报》)将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印上参与文物普查的足印。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当地人称为宝塔的荔浦塔。荔浦塔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现存规模最为雄伟壮观的古塔之一，曾是荔浦县城的地标性建筑。从前的过往船只只要远远地看见宝塔，就知道荔浦县城到了。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荔浦塔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塔的建造，在荔浦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方智慧，为镇压蛟龙而建。
二是东方精神，为祭祀魁星而造。几百年前，荔江河面宽阔，大河奔流，涨水时河水冲出河岸，袭击民房。民众认为蛟龙作祟，遂建宝塔镇压。荔浦县志则记载，荔浦宝塔原为魁星楼，始建于南宋。明朝贡生张宪为祀文昌复建魁星阁，后倾塌。清康熙四十八年改建为文塔，共5层。上层为魁星阁，内塑魁星神像。光绪五年增建2层，是为7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