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唱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路，我心中的路是得胜路。得胜路是故乡荔浦旧城的一个缩影，想起它，我有缅怀古迹之感，眼前还会浮出那如同踏莲来去的鹅卵石路面，那寂静而又温暖的街景，那记事后在得胜路上听过的动人歌谣。怀乡忆旧时，我唯一可走的，便是这古老的得胜路了。我知道得胜路迟早会在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消失，但没有想到它会消失得这样快，这样迅速。
得胜路是乾隆年间就排列成街了的，最初只有临江的半边街。半边街有三个水门口，分别称为上水门口、中水门口、下水门口，也有人称它们为上水码头、中水码头、下水码头，每个间隔三四百米，是荔浦县人经商下广东的唯一出口。对于那些向往远方、向往更多名誉、更多财富、更多女人的男人来说，这些风光的水门口就是通道，就是出口。
我的出生地——得胜路25号位于中水码头与下水码头之间，去哪个水码头挑水都近，挑水挑上几十级石阶，再走一二百米，肩都不要换一下就可以把一担水挑到家了。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下水码头的对面有个石阳宾馆，中水码头的对面是粤东会馆，上水码头的对面为孔庙，都是很好的景致。我小学的低年级和高年级就分别是在粤东会馆和孔庙上完的。
相传，半边街形成以前有桥，称得胜桥，在西关外，也就是今日通往五公井的地方，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半边街的对面也陆陆续续排满房子后，仍旧还叫半边街。半边街改称得胜路，传说是缘于一百多年前守城的官兵与张高友的农民起义军打仗老吃败仗。某年，官府从湖南调兵过来增援，才开了打败张高友的先河。官兵很威风，一个个趾高气扬从半边街上走过，就把街给改名叫得胜街了。后来，又改称得胜路。得胜路在2009年春节前后一下就进入了消失的行列。虽然它往后仍叫得胜路，但已不再是从前的自然景致了。
得胜路上的建筑，完全遵循自然法则而建，拥有岭南建筑艺术的所有特征：小青瓦，人字型屋顶，二进、三进或四进深。看上去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但明眼人还是能够一眼分辨出这些貌似差不多的房子的，一些是民房，一些是商铺。不同的是，有钱人家的房子有推龙门，有宽大的院子。有推龙门、有院子的房子多为得胜路上的富户居住，一般的房子就是一般的居民居住了。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得胜路已经享有广西“小南京”的盛誉。
这些盛誉，是通过大量的商业交易传播的，与得胜路人息息相关，给人以和谐的感觉。80年代初期以后，这条曾经十分风光的老街，开始显露老气横秋的端倪，看上去风烛残年了。热闹的是仍常有各类走街串巷讨生活的工匠来到得胜路，坐下，抽烟，干活，一丝不苟。通常，补锑锅、脸盆的刚刚吆喝着远去，磨剪子、戗菜刀的又来了。
我的思想常常懒散地沉迷其中：夜空繁星点点，水井倒映着天上的明月也倒映着井边的桂树；雪花一点点填满鹅卵石路面，以至把所有鹅卵石覆盖的情景；斜向成行或人字形排列的大雁往南飞去；荷塘的翠绿与清香；斜风细雨燕归来的春天，骑竹马、跨木枪的童年……空茫的内心一点一点得到充实。
尽管得胜路的日益衰败，使许多人对于自己成长在得胜路上的身份感到很不光彩，但我依然为自己有幸生在得胜路而骄傲。因为，它是这座古城渊源的历史见证。
从事物发展规律来看，得胜路总归是要消失的，但我还是虔诚希望，作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它的消失越晚越好。所以，当得胜路在小城春秋中被整体推倒而从县城一隅消失时，我看到了现代文明对古老建筑的轻蔑一笑。
我知道，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南方还是北方，类似的事情一直是现代城市一再发生的。尽管许多地方的许多人为了老街的修复，写了这样那样的提案，但是，传统的、人文的老街还是一步步地被推倒了、被吞食了，没有理想的继承与发扬，只有纯粹的商业价值。当然，从形而上来讲，每座城市的老街，都会在城市进化中一点一点消失，但我依然担心，得胜路的推倒是不是为了更好地重建——既有整体推倒计划，又有整体人文价值的重建。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走进得胜路是2009年元旦那天，我的侄儿结婚，在得胜路25号我出生的地方结婚。门口贴着对联，屋里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气球，依然可见的平和街道。接亲的、送亲的、来喝喜酒的，把平和的得胜路弄得喜气洋洋。
我和我的两个姐姐站在我们的出生地——得胜路25号的大门前聊天，聊了很久。隐隐中感觉这次回来，包含着与得胜路街坊告别的深刻含义。我的内心因此而产生一种无法逃避的疼痛。我想到得胜路上那些“低矮的”、“没用的”城市历史将被人一一当作废物从得胜路上拉出去倒掉，也不知倒在什么地方，与什么东西为伍的邋遢情景，内心的疼痛又增加了一点。
我甚至一遍遍回忆自己在这条路上背着书包出门、呼朋唤友去上学的情景，回忆放学回家被邻居请去家中代写家书的往事，新邻居搬来的欢悦，老辈人过世的恐惧，望莲发羊角风时的叫喊，狗妹吊死的传说，挨家挨户的小脚女人，走过鬼屋的慌张，戴上猫骨手镯的心理平衡，感冒碰阳的习俗，过年时的抢花炮，年初一到十五挨家挨户的舞龙抢青，春社、秋社祭祀社王，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
甚至，那些用不着敲门就可以走进别人家去的岁月，那些顺着瓦背从东家蹿进西家寻找旧日爱情的猫……猫们将集体失踪，难以重返。幸有重返的，也将被关在未来有铁门铁窗有猫眼的屋里——它们再也不会捕捉老鼠，养尊处优。只是，猫眼能辨生人、熟人，能辨善恶忠奸吗？
全面推倒得胜路的消息是揪心的。那是今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消息来得突然，来得意外。我从梦中惊醒，被电话那端的亲人告知得胜路即将拆迁的消息，内心的诧异真是难以形容。我一下就睁开了睡意蒙眬的眼睛，坐起来，拥着被子，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已经开始拆了吗？拆到我们家了吗？”我问得小心翼翼，电话里的亲人就说还没有，就说拆到我们家的时候我通知你。不不不，不要通知我。我又虚弱、又难受地挂掉电话，没有勇气去面对我出生我成长的得胜路一瞬间被拆迁的挖机挖得稀里哗啦的现实。
后来才知道，得胜路是从路口的几家开始拆迁的，然后往得胜路的深处拆去。在那拆迁的日子里，人们忙着装运家具，忙着搬家，搬迁。每天都是一队队的人从得胜路口涌出，往四面八方而去。搬家车的后面，还是一些搬家的人，肩上背着、手上提着贵重物品，从得胜路上走过。人们打着“你家领了拆迁款没有”的招呼，互相通报各自房屋的拆迁情况，通报拆迁将带来的种种好处与拆迁而引起的争执。有人本不想拆，看见先拆的拿到补助，就也稀里哗啦跟着拆了。暂时还没有拆迁的人家，东一家西一户的，一下就变成了空地上的孤寒屋子。
再后来，我听说拆迁的挖机开始在得胜路上行使权力的时候，有个老人站在自家的屋门口不停地擦眼睛。他一定是想起了往事，预感到得胜路上这古朴的生活将不再延续，而这都是他往日的生活。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儿女要带他迁向哪里，只知道他要告别这好看的花街，告别相处了大半辈子的好邻居，住进有铁门、铁窗和猫眼的家，望着坚硬的水泥路面从自家的楼下，朝向远处延伸。
当然，拆迁以后也没有什么可怕后果，居民也谈不上什么损失，因为这拆迁，先拆的还有补助，很诱人，也很有人性。损失的只是一座城市的古迹，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而已。
缘于一种完全可以称为千丝万缕的牵挂，我带着年货，也带着沮丧颓废的心情重返得胜路。那是除夕前一天的夜晚，那是华灯初上的时节，我小心翼翼地靠近拆迁后已经一览无余的得胜路。置身在完全空旷的得胜路上，我顺着拆迁的得胜路口慢慢往里走，可是，我没走到二十米就停了下来——习惯鞋底与鹅卵石路面碰撞发出好听声音的我，再也没有捕捉到得胜路上那纯粹的音乐。
透过还没有拆掉的一两户人家的灯光，我渐渐看到了它全裸在风中的一切：推倒的房子，推倒的理念。旧日街巷，早已消失在拆迁的寒风之中，鹅卵石的花街，也已安安静静地躺在泥泞里。不再纯粹而干净地通向这里那里，不再圆润光亮，而明天的重建还没有半点轮廓。
推倒的房子静得出奇，这里那里，全是一堆堆还没运走的旧墙泥，灯光落在松散的墙泥上，没有墙的反射，十分黯然。夜风吹来，一些松散的墙泥乘风飞起，望眼迷乱。我知道，对于一条老街的拆迁来说，全面推倒不过是几天的事情。但我，依然喘不过气来，心在乱跳。我站在街上，四顾茫然：
满老虎呢？水码头呢？粤东会馆呢？醒着回答我的，竟只有夜色中的风了。
低低的，沉沉的风声呀，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吹到哪里去。在这一直称作故乡的地域，往后，我不知道哪里还可以留恋，哪里还可以流连了。
我记得那些景致，那些由能工巧匠建成的灰青瓦厦，那些浮雕着的民俗故事，浮雕着的起伏花草，在老街的主体建筑或附属设施上左右排列，有的还涂有色彩，起着强调的效果。我非常喜欢那些刻在壁上的画面，它们非常地富有神秘色彩，连局部都刻得十分精细。现在，它们有的被卖到了异地的旧货铺，有的不知所终。
我记得多年来我一直不停地在文章里提到得胜路，目的在于引起有关人士的兴趣。得胜路一旦消失，就是永远地消失。现代文明要能在一座城市里保留一点点城市的原貌，或按城市原貌的格局重建一条街该有多好。
然而，我的一切努力并不能阻止甚至延缓得胜路全面推倒的来临，一种叫挖机的怪物还是大踏步地开进了得胜路，挖机挖掉老街的声音一下就划破了得胜路往日的宁静。短短几天，得胜路已经面目全非。当然，挖机走后会有人在得胜路上重新建起名叫什么什么小区的高楼，高楼将像森林一样在得胜路上罗列。如花的鹅卵石路面，还将被人铺上硬邦邦的水泥，使得胜路的所有情节坚硬无比。
在这里，我将见到简化成棱角分明的小区、直线的街道和直线交叉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见到铁门、铁窗、猫眼、防盗网。我从依然称为得胜路的街上走过，会有人用阴冷的眼光看我，用戒备的语气盘问我找谁。我说起一二个人或更多人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我走，我的身后会有人叹息，谁家被盗贼进入，谁家的贵重物品被偷。
若干年后，也许会有一个人站在得胜路的某个位置上长叹：打着现代文明旗号的拆迁，是多么愚蠢，多么无知。几百年后，这些覆盖着现代城镇乡村的水泥大楼，这些文明的建筑，该会成为我们这个星球多么多么可怕的建筑垃圾——造物主的意愿，原是让人习惯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活生生不息的。
夜深了，我朝得胜路口走去。一个人慢慢走，走到自己家从前的位置，驻足，蹲下，抓起一把得胜路25号的墙泥放进包包，然后走出纵深。在我背后，是越来越远的得胜路；前面，是五光十色的大街；中间隔着文明。文明抵达哪里，哪里的自然就要受到威胁——一种性质的文明向另一种性质的文明过渡，必定会产生一种新的垃圾，这是毫无疑问的。
(刊《广西文学》2011年9月号)
过去
过去过不去。猝然撞见过去的一霎，我的头一下就晕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一不小心全都轻而易举地复活过来，我的灵魂又回到了那个吵得要命的世界，知青宿舍的低矮轮廓梦一样地呈现出来。
记忆是从桃花深处涌出的，当时已经饿极。陪同我和我的朋友在桃花深处赏了半天桃花的乡长，领着我们从一群“现代红卫兵”正在夸张演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临建舞台前穿过，来到刻意在旧日知青四合院上写着“知青食堂”的地方用餐，我的脸一下走了样，我僵在原地。“知青食堂”几个字写得又大又歪，横贯整个门楣。墙上是鲜红的巨幅标语，耳边是号角般的高音喇叭，正以召唤般的旋律播出张三、李四、王五的“扎根”誓言。雄纠纠、气昂昂的“红卫兵”手持菜单来让刚刚落坐的我们点菜。过于雄壮的声音和过于威武的步伐，让我的心又颤了一下，所有食欲全部逃遁。我看见十六岁的知青沈小英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凌空吊在知青宿舍里的影子，在寒风中晃来晃去。
1977年7月，中国最后一届应届高中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此前，老师早已在课堂上、劳动中慷慨激昂地向学生灌输过“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旨在让这种思想在学生心中生根，初中或高中毕业后满怀豪情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大部分尚未成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按照每个家庭只允许留一个子女在城里的政策，或高兴或忧伤地把户口从城里迁到农村去落户了。我没有去。我的家庭成分不是太好，属于可团结教育好的对象。况且我的父亲在四十七岁上才有了我，到我十六岁上完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应当下乡时，我的父亲老了。我的两个姐姐早已出嫁，我的哥哥插队数年尚未回城，我舍不下我垂垂老矣的父亲。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办了个因病留城的手续，留在城里当起了令人羡慕的小学代课教师。
我有四个同窗好友期待着我在她们离城插队的日子去送她们，她们插队的地域天各一方。我没有分身术，在闺阁里发呆，然后抓阄。我在四张小小的白纸上写着不同的四个女孩的名字，两个十五岁，两个十六岁，都是如花似玉、梦想读书的年龄。
热烈欢送应届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的仪式非常隆重，地点选在可容万人集会的体育广场。主席台上扎着松门，松门两边分别悬挂着鼓舞人心、壮怀激烈的对联，横幅是“热烈欢送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仪式开始后有各级领导讲话，知青代表讲话，知青家长代表讲话，贫下中农代表讲话和少先队员给大哥哥、大姐姐献花，等等。最后是敲锣打鼓、点燃鞭炮，把头上罩着光荣光环，胸前佩戴着大红纸花，背上背着崭新铺盖，手上提着提桶等日用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送上各乡镇派来迎接知青的大卡车或高高的中型拖拉机上。
大卡车或高高的中型拖拉机一路“嘟嘟”、“嘟嘟”地把知青们拉得离城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多愁善感的一路走一路掉眼泪，豪情万丈的一路走一路高歌。我和我十五岁的同学挤站在敞篷的卡车车厢里一直执手相对无语。
谁都知道这一别就意味着学生时代永远结束，意味着城乡差别，意味着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水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