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有一个保险箱，里面的内容只有他一个人知晓。他去世后，其长子于望德为了寻找父亲的遗嘱，特地请来“监察院”副院长李嗣德、“立法委员”程沧波等数人作证，打开了这个箱子。箱子打开后，里面并没有大家期待的什么宝物，所能见到的唯有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以及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剩下的都是借据，包括他的三儿子于中令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四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向副官宋子才借款的账单。台湾的报纸对此感慨：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因为找不到遗嘱，最后治丧委员会便以于右任1962年所写的《望大陆》作为他的遗嘱。
李叔同档案名 号\原名文涛，学名成蹊，字叔同，又字息霜，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另有二一老人、晚清老人等诸多名号，据统计各种名号超过三百个，在近现代名人中堪称翘楚生卒年\1880-1942籍 贯\浙江平湖出生地\天津家 世\生在天津一个声名显赫的人家，其父李世珍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至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经营盐业和钱庄，成为津门巨富艺术领域\书法、音乐、篆刻、诗词、戏剧、绘画代表作品\《送别》（乐曲）、《裸女》（油画）、《西洋美术史》（艺术理论）、《李庐诗钟》（诗集）、《悲欣交集》（书法）、《李庐印谱》（篆刻）等经典名言\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特殊嗜好\赏梅种菊评 价\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赵朴初）李叔同：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应使文艺以人传
艺术家李叔同和高僧弘一，这是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尽管他本人从来不把前者放在心上——哪怕是在出家前，但显然，少了前者的垫托，后者在高度上可能要降低很多。
李叔同弟子刘质平评价出家前的恩师：“先师在俗，咸推为近代最伟大之艺术家。我国艺术，有今日之成绩，未始非先师首倡之功也。凡文、词、诗、歌、字、画、音乐、篆刻乃至戏剧，无不研习，而皆尽善尽美者，实以先师为第一人。”学生说老师，偏心或多或少有点，但这段话言之凿凿、确可信据。
李叔同的艺术天赋似乎与生俱来，早年读书即以多才多艺着称，同窗王吟笙有诗为证：“聪明匹冰雪，同侪逊不如。少即嗜金石，古篆书虫鱼。”青年时更是才名远扬，东渡留学前，他作《金缕曲》，词中有“二十文章惊海内”之句。1906年，二十七岁的李叔同赴日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期间在东京音乐学校兼修音乐理论与钢琴课，前后历时五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学艺术的留学生。此后十余年，是李叔同艺术天才全面爆发和丰收的阶段，在我国艺术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
戏剧方面，1906年冬，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和同学曾孝谷一起创办了“春柳社”，这是中国最早的话剧社，从而拉开了中国话剧之序幕。“春柳社”排演的头场戏，也是话剧百年在中国的“开场戏”，由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着《茶花女》改编而来。李叔同亲自上阵，扮演女主角。为了演出，他不仅自己花费了一大笔服装费，还牺牲掉了辛苦留着的美须，可能还专门为此节食减肥，后来他在浙一师的学生李鸿梁看到老师化装茶花女的照片后，惊叹“其腰之细”！由此可见当年李叔同对于话剧演出的热忱与投入。
功夫不负苦心人，李叔同的演出大获成功。直到他出家后，一位日本评论家仍然对其演出难以忘怀，撰文说：“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他还说，假如李叔同朝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岂容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剧界”。这话未免溢美，但不难看出李叔同留给这位日本评论家印象之深。
美术方面，李叔同在东京学了五年油画，归来之后已经造诣颇深，其画风崇尚印象派，浙一师的同事兼好友姜丹书赞其画“近看一塌糊涂，远看栩栩欲活，非有大天才，真功力者不能也”。1912年，他在上海担任《太平洋报》编辑，开设“西洋画法”专栏，介绍石膏写生、木炭、油画等画法。画家吕凤子推之为中国传统绘画改良之第一人：“李先生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把西洋绘画思想引介于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的改良思潮，而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在实质上都是接受了李先生的影响，进而为对于中国传统绘画运动的推进者。”
刘海粟、徐悲鸿应该对此言论没有异议，这两人尽管彼此势不两立，但是对于李叔同都是极其钦佩的。徐悲鸿曾在弘一大师六十岁寿辰为其画一油画肖像以表敬意，刘海粟则公然宣称：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人。
1912年至1918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执教的这几年，是李叔同美术事业的巅峰时期。1913年李叔同和夏丏尊等人发起成立了漫画会和乐石社，指导学生研习木刻和金石技法，并印制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木刻版画集《木刻画集》。他还于1914年秋在美术课堂上使用裸体模特，开创了中国第一堂人体写生课，这比刘海粟的上海美专还早三年，不过李叔同用的是男模，所以没有像美专那样引起轩然大波。
1914年，李叔同加入了着名的西泠印社，年富力强的他创造性地丰富了篆刻技法：“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李叔同独创椎刀，刻成后线条流利自然，丰神跌宕，别树一帜。
浙一师的六年同样是李叔同音乐事业的巅峰。他成了中国校园歌曲的奠基人，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学堂乐歌，其中包括中国第一首分声部合唱歌曲《春游》，还有那一首百年来传唱不息的《送别》：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送别》曲调取自约翰·P.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一首舶来的西洋曲子，李叔同填以中国古典之词，竟然天衣无缝、古色古香，好像这首曲子就是原本为了这歌词而诞生的，让人不能不拍手称叹。
1918年，随着三十九岁的李叔同遁入空门，“诸艺皆废，唯书法不辍”，他也就未能继续在上述领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这对于中国的艺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不过，李叔同出家对他其他方面的艺术天赋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书法则是一件幸事。
李叔同的书法早年学黄山谷，中年专研北碑，他强调练习书法应博采众长，各种书体兼习。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各体无不精通。李叔同的字还有一点容易被人忽视的，那就是他在青年时期学油画时已经潜移默化地将西洋绘画的技法运用到中国的书法当中，这种洋为中用恰恰是其他书法家所罕见的。他在出家后的多次讲学中都谈到自己在写字中是依“依西洋图案画之原则”，其中对于章法尤其重视，他认为书法的优劣，字之工拙只占十分之四，布局却占十分之六，这就颠覆了很多人心中原本的概念。
李叔同在俗时的最后一幅书法作品是为姜丹书之母强太夫人写的墓志铭，书成的第二天他就悄然入山了。原本预备出家的李叔同本已辍笔多日，有感于姜丹书之诚才又拿起笔来，完成此篇。书写完毕，李叔同将毛笔折为两段，这一细节透露出他准备与过去一切决绝之心，甚至连书法也一并摒弃，所以写作此篇是他的第一次“绝笔”，向俗家生活告别的绝笔。
李叔同五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1905年其生母去世，正在外面买棺材的李叔同连最后一面都未见着，引为终身之憾，他说：“我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1930年，出家十二年后的李叔同于慈溪金仙寺听天台静权法师讲经，当听到静权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竟然当众哽咽涕泣如雨，座上讲师亦为之目瞪口呆。此乃时任金仙寺主持的亦幻法师亲忆。
此刻，李叔同写着友人之母的墓志铭，心中必定想到自己的生母，想到三十余年来的种种事情，然而，他心中又有另外一股势力，即对于出家的憧憬与渴望，所以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悲欣交集”的重大时刻。这样的情感汹涌而至，凝集宣泻于纸上，自然会逼出生平之功力，因此这幅书法可谓李叔同出家前的代表作。
然而，出家后的李叔同并未真的舍弃书法。我觉得其原因有三：第一，书法倡导的平心静气之精神，以及在练习书法过程中对于身心的磨炼，和佛教修行的精神是契合的；第二，李叔同仍然不时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写字，比如和友人、弟子通信，而写字必定用到书法，因而这技能是很难忘掉的；第三，李叔同的书法为他弘扬佛学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他出家的第二个月到嘉兴精研寺小住，当地很多人知道他是个书法家，纷纷向他请要墨宝，李叔同颇觉为难，他对范古农居士说：“已弃旧业，宁再作乎？”范古农说：“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庸何伤！”这可能是以后李叔同以书法与人结缘、以法书弘扬佛教的开端。
李叔同所赠人的书法大多是一些佛经的字句，晚年把《华严经》上的偈句，集成楹联三百，有人请他写字，总写这些联语和偈句。这一时期李叔同的书法在技法上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他自己说将所有的常人注意的笔法乃至所有的碑帖流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以无态而备万态，因无法而得万法，脱略行迹，戛戛独造，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在气韵上则正如他的人格一样超凡脱俗，远离一切的功利之心。他自己亲口对人说：“字如其人，某人所写之字或刻印，多能表现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体现朽人之字者，冲淡、恬静、中逸之致是也。”
对于李叔同晚年的书法，弟子丰子恺评价说：“脱胎换骨，自成一家，轻描淡写，绝无烟火气。”刘质平说他：“晚年已臻超然境界，绝无尘俗气，宜乎鉴赏者之倾倒也。”李叔同评八大山人晚年作品“平淡无奇，浑若天成，无丝毫修饰，静穆单纯”，这用在他自己身上不也很合适？
李叔同曾担心自己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赏识自己的作品，他对刘质平说，也许只有像黄宾虹这样的大鉴赏家才懂得自己的作品。李叔同未免低估了自己，包括鲁迅、郭沫若、朱光潜等诸多名人在内，都以得到他的书法为无上光荣。也许是书法传道的成功，使得李叔同此后在其他艺术方面偶尔也随缘施展，他创作佛教歌曲，刻印图章，暮年以写字的笔法绘佛像，清新劲练，天趣盎然，线条如生铁铸成，笔笔不苟，间有设色，也雅淡可爱。李叔同素未习国画，但以书法入画，无师自通。
在出家前，李叔同就常常告诫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观其一生，当之无愧。
从翩翩公子到苦行僧
1918年，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刹那间惊世骇俗的转变，至今让无数世人感到困惑，有人将之和王国维自沉、周作人附逆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三大迷案。
李叔同出生在津门一个声名显赫的人家，其父李世珍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至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经营盐业和钱庄，成为津门巨富，病逝后，李鸿章亲为之点主。李叔同虽然五岁丧父，但凭借分到的巨额财产和产业，年少的他照样过着让人称羡的公子哥生活，每天与书画为伍，从未尝过人间疾苦。
1898年，李叔同携母亲南下，到上海自立门户，掌管李家在上海的钱庄柜房。丰子恺曾在一张照片上看到过当时的李叔同：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裤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一切都是光绪年间最时髦的打扮，丰子恺赞道：真是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这样一位翩翩公子自然要留下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津门名伶杨翠喜据说是李叔同的初恋，两人的感情有一个浪漫的开始和伤感的结局，后者或许源于两人身份的差异，这样的情节戏台上每天都在上演。分手后李叔同还为之写过相思之词，其中有“痴魂消一捻，愿化穿花蝶”之句。
上海名妓李苹香曾与李叔同形影不离，李苹香出身徽州望族，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只是由于家道没落才沦落青楼，她与李叔同一见倾心，彼此引为知己，留下了不少唱和之作。数年之后，李叔同由于母亲病故，心境大变，决意告别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远赴日本留学。临别时，他给李苹香留下了四首赠别诗，其一为：“慢将别恨怨离居，一幅新愁和泪书。梦醒扬州狂杜牧，风尘辜负女相如。”诗中李叔同自比杜枚，隐含“赢得青楼薄幸名”之意，而“一幅新愁和泪书”则表现了他用情之深，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当年和李叔同交往甚密的青楼名妓还有谢秋云等人，真是走马章台、厮磨金粉，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李叔同到日本留学后，看来仍未改变风流本性，五年后他从日本回国，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位日籍妻子。这位日籍妻子姓甚名谁，什么身份，至今都是一个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是位美人。
李叔同出家后，他的日籍夫人曾经到杭州去找他，在城东女学校长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黄炎培夫人王纠思的陪同下，走了好几个寺庙，才找到出家后的李叔同。三位女士和李叔同一起在岳庙前一家临湖的素食店共餐一顿，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这段情形，毫无疑问是黄夫人回去后向黄炎培转述的，黄炎培这样描写四人分别之景：
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我也来说说李叔同先生》）
这般“终已不顾”的情形，我记得只在《史记》中司马迁描写荆轲刺秦、易水送别的那一段见过：“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想不到李叔同出家竟是如此的决绝！
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从浪漫之致走向孤寂，正是有了前面一段生活的对比，李叔同出家后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才会让人如此难以忘怀。
李叔同入山之日，浙一师有一个名叫闻玉的校役担着行李萧然随行。等到进了虎跑寺，僧袍一穿上，李叔同便以和尚自居，称闻玉为居士，闻玉居士请坐，闻玉居士喝茶，顿时和在学校中相比，主宾易位。一会儿，李叔同穿上草鞋，自己打扫屋子，闻玉要替他，不可；自己扛起铺板架床，闻玉强请代之，又不可；闻玉见状，不禁伤感涕泪，李叔同反而安慰他，催他赶紧回学校。闻玉徘徊不忍离去，到了晚上才痛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