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五代词
从广义上说，词也是诗，是一种格律化、有固定字数的、句式长短不齐的古代抒情诗样式。
关于词体的起源和形成，历来说法不一。根据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和张炎《词源》上的说法，词最早产生于隋代。但词的正式兴起却是在唐代。
同其他文学形式的产生一样，词也起源于民间。现存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敦煌曲子词，共一百六十多首，其中也有少量文人词。
中唐时期，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些文人学习民间词，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描写水乡风光，借理想化的渔人自道隐居江湖之乐，寄托了自己爱自然、慕自由的情趣。在格调上似七绝，而第三句字数略加变化。韦应物《调笑令》（胡马）描写草原风光，也很出色。至于白居易、刘禹锡“依曲拍为句”作《忆江南》等词，则是词体宣告成立的一个突出标志。
晚唐时期，写词的人渐多，其中要数温庭筠写词最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花间词》录温词六十首，他是花间词派的鼻祖。文人词的传统，严格来讲，是从温庭筠开始的。他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然温浓而韦淡，各极其妙。
在花间词之外还有南唐词，主要指冯延巳、李璟和李煜三人的作品。冯延巳“著乐章百余阕”（马令《南唐书·党与传》），超过温、韦，是唐五代词人中作词最多的。李璟是南唐中主，作词不多。李煜是南唐后主，其词比之《花间集》中的温、韦词及冯延巳《阳春录》，皆为短少，但艺术造诣很高，感染力很强，对词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很大。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李煜的词确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之而来的即是宋词的兴盛景象。
二、宋词兴盛的原因
词兴起于隋唐，至两宋而极盛。在当时，词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作者不仅有士人，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至帝王将相、高官贵人，下至伶工伎女、尼姑和尚，莫不竞作“新声”。就现存的宋词总集《全宋词》看，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作家达一千三百三十余人。以词调而论，清人万树《词律》所收词调六百六十调，词体一千一百余体，大多来自两宋。就质量而言，无论是思想内容的丰富还是艺术形式的完美，宋词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其名家之多和作品流行之广，更是唐五代词所不能比拟的。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词以它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姿态，与唐诗、元曲相互辉映，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词在宋代盛极一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国家统一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特别是在汴京等一些人口集中的都市里，秦楼楚馆竞睹新声，歌词的创作，随着市民生活的需要而兴盛起来。一时间出现了大批词家，如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词作。
南宋时期，国破家亡，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不但不图恢复中原，反而进一步向金人屈膝求和，以求换取东南半壁河山的苟安。这种耻辱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的正义呼声，于是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词人和词篇，成为南宋词的主流。当南宋偏安已定，朝廷上下又文恬武嬉，继续过着“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林升《题临安邸》）的腐化糜烂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又造成了艳词的发达。
除上述特殊的历史条件外，宋词的兴盛又是为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梦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都有着自身的规律。唐朝盛兴的律绝，至晚唐已盛极难继，故人们遁而改作曲子词以解脱。从现存的词集来看，词在中晚唐和五代已经成长起来。宋人王灼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碧鸡漫志》卷一）宋词就是在晚唐五代词人的影响下，在“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唐五代词的“稍盛”，宋词也难以形成大盛的局面。
君主之提倡，也是促使宋词兴盛的原因之一。宋代统治者鉴于晚唐五代战祸频仍，竭力争取边境和平，限制武功，提倡文治，最高统治者如太宗赵光义、仁宗赵祯，《宋史·乐志》上都说他们“洞晓音律”，还亲自度曲制词。由于君主的提倡，一时朝野上下，均以能词为荣。有人因能词得到奖励和提拔。如宋祁作《鹧鸪天》，仁宋以宫人赐之；俞国宝以《风入松》词受赏高宗，即日得官。风气形成，于是本来已经有了相当声势的词，这时就由诗的附庸而蔚为大观了。
三、北宋词坛
宋初的词，基本上是晚唐五代华靡婉约词风的余绪。作者多是达官贵人，如晏氏父子、宋祁、欧阳修等。他们的词以小令为主，内容不外乎男欢女爱、惜春伤别、歌舞升平，格调不高。但在艺术风格上却多少摆脱了花间词的华丽秾腻，显得比较清新、淡雅、婉转，近似南唐词风。晏殊和欧阳修的词虽同承冯延巳，但前者得其俊，后者得其深；晏几道虽与其父晏殊并称“二晏”，但因家境没落，情调感伤，词风更接近于李后主。这一时期除婉约词人外，值得注意的词人还有范仲淹和王安石。他们留下来的词作虽不多，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有新的开拓，气魄较大，对后代豪放词的兴起有很大影响。
北宋词风的改变，是从柳永开始的。他是一位以词为主要创作体裁的著名词人，对词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柳永词除写男女恋情、相思离别外，还有大量描写城市风光和倡优歌伎的生活情态以及个人羁旅行役方面的内容，使词呈现出较为宽阔的生活画面，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他大量创制慢词，发展了长调的体制，使词在形式上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善于铺叙，长于白描，且以大量俚辞俗语入词，使词由雅向俗转化，深受市民阶层的欢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卷三）。
但是，尽管柳永在词的题材、情味、语言上对词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但词的婉约风格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抒写儿女之情，列入侧艳之科，仍然作为词的本色而与诗有别。
真正指出向上一路，开一代词风，给宋词带来“质”的变化的，是杰出词人苏轼。他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大到词的领域，无论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语言运用、风格特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成功地创作出了数量较多、题材广阔、“如诗如文”（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的作品，增强了词表情达志的功能，且词风放纵遒劲，感情豪迈激荡，开创了与传统婉约词派并行的豪放词派，为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悲歌慷慨的爱国词派开了先路。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词，无论在风格还是情调上都大异于婉约者流，令人耳目一新。在音律上，苏轼不受传统声律束缚，所谓“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陆游语），使词摆脱了作为乐曲歌词而存在的附庸状态，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
苏轼虽然是豪放派词的开创者，但他的词在豪放的风格以外，也有不少清新婉丽的篇章。实际上，苏轼的词是兼具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的。
北宋后期，在词坛上占主要地位的是秦观、贺铸和周邦彦等。当词的发展已经因苏轼的出现而扬起一个“诗化”之高峰的时候，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词的创作上却很少受苏轼的影响，而是继承了《花间》、柳永的婉约格调，成为宋代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贺铸词以深婉密丽见长，但也有悲壮慷慨之作。如其《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写一豪侠少年，豪迈不羁，一心报国，结果身任卑职，无路请缨，只能“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词风苍凉沉郁，开启了南宋辛弃疾、刘过等人的词风。周邦彦则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他熟谙音律，曾在朝廷音乐机构大晟府供职，在乐曲的整理和创制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词继承柳永而有所变化，市井气少而宫廷气多。言情咏物也比前人更为工巧，开创了用长调咏物的风气。同时他的词在音乐格律上特别精审，对词的结构、布局、遣词造句都十分讲究，语言典雅庄重，结构缜密工稳，对词的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
四、南宋词坛
词至南宋，又出现了新的局面。南宋初期，由于金人入侵，中原沦陷，人民爱国情势高涨，于是词坛柔糜婉约的词风为之一变，一批充满豪气的爱国词作应运而生。首先是一些抗金的将领和竭力主张抗金的有为之士，纷纷发出激昂悲壮的求战呼声：“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苏武令》）“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赵鼎《满江红》）而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更是一首“壮怀激烈”的战歌，“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围绕着朝廷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张元幹、胡铨、张孝祥等人，也都以词参加斗争，表现出对和议政策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由苏轼到辛弃疾的发展进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其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一些在北宋后期开始创作生活的词人，词风亦为之一变。早年词“甚婉丽”的叶梦得，晚年词风转为“简淡中见雄杰”（《题石林词》）。前期常写艳情风物的向子湮，后来却多伤时忧国之作，自己把词分为“江北旧词”和“江南新词”。生活在北宋末年并跨入南宋的李清照，是我国词史上著名的女词人。她前期的词多写闺情相思，风格清丽明快而饶有韵味；而南渡以后，词风有明显改变，表现出一种深沉哀怨的情调，有向豪放派接近的倾向。她所作《永遇乐》，使刘辰翁“为之涕下”，“每闻此词，辄不自堪”，可见感染力之强。李清照不仅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词学理论上亦有建树。她的《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限，重视词自身的艺术特点，在词论史上有重要地位。但这种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词的成就。
南宋爱国词，至辛弃疾出而达到高峰。他继承了北宋苏轼的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传统，用词这种形式来表达抗金爱国的愿望，抒发壮志蹉跎的悲愤，批判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和主和派的误国，使词的内容更为深广，境界更为广阔。辛词的风格，虽以苍凉、雄奇、沉郁为主调，但也有浓丽、清新、婉媚之作。特别是他能“摧刚为柔”，在一首词里造成内外两种不同的意境，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再者，苏轼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散文和古近体诗上，词只是他的“余事”；而辛弃疾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上，现今留传下来的词计有六百余首，在宋代词人中数量最多。他运用语言特别高明，苏轼“以诗入词”，到辛弃疾则不仅融化了诗文，而且不论经、史、古典古事、民间口语都能纳入词中，从而大大开拓了词的表现天地。就辛词所取得的成就看，清人陈廷焯称他为“词中之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辛弃疾的影响下，与他同时的陆游、韩元吉、陈亮、杨炎正、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等，词作也多豪迈的爱国之音，后人称之为“辛派词人”。
南宋后期，宋金对峙的局面已比较稳定，词坛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日渐微弱，代之而起的是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风雅派和格律派词人。他们在政权危亡的时候，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词作内容比较空洞，缺乏社会意义。不过这时婉约派的词风已不再像晚唐五代和北宋初期那样以轻艳绮丽为特色，以男女恋情为主要内容，而更多地表现为寄情山水、流连光景，风格也比较雅洁高远。尤其是他们承袭周邦彦的词风，刻意追求形式，讲究词法，雕琢字句，推敲声韵，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
南宋末年，在词坛上占主要地位的有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他们仍然是姜夔的继承者，词风与之大体相类。不过，由于他们处于家国败亡之际，亲身经历了亡国的痛苦，所以发而为词者，大多是那种“哀音似诉”的“亡国之音”。从这些词人身上，我们既看到南宋王朝最终覆灭的过程，又看到了宋代词坛在它结束之时所发出的最后一点如萤火似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