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梁济自己的说法，他的死是为了“殉清”，他认为大清朝灭亡了没有几个士人相殉是可耻的。然而，这种说法遭到了人们的反驳，因为从梁济的生平来看，他即使算不上改革家，至少也是个开明的绅士，况且等到这个时候再殉清，黄花菜都凉了。
几年后，徐志摩在看了梁济的遗书《敬告世人书》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梁济的死不是为了尽忠清室，而是对于新旧时代鼎革之际，人心不古，“礼崩乐坏”的失望与愤懑，“所以决意牺牲自己的性命，给这时代一个警告，一个抗议”。也就是说梁济准备以自己之死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儒家良心与传统，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梁济之死是为了殉清，不如说是殉道。
对于父亲的死因，梁漱溟的看法跟徐志摩或多或少有点接近，后来他在自己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梁漱溟的根据是梁济在遗书《敬告世人书》中的一句话：“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不管怎么说，父亲之死对于青年梁漱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许多年以后，梁漱溟回忆起与父亲最后的那次谈话，仍然难以平静，他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于是，梁漱溟从出世开始走向了入世，正如1917年他所写的一篇长文的名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不过梁漱溟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脱离佛教，他说小乘佛教才是完全出世的，大乘佛教则是出而不出，不出而出，仍回到世间来。
父亲去世的第三年，梁漱溟结婚了，这标志着他完全放弃了出家的理想。梁漱溟的第一次择偶很有趣，原来，有一天他和好友伍伯庸聊天，谈到自己的择妻条件时，梁说：“别的不要紧，只要宽和仁厚就好了。”伍伯庸说，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了。原来伍伯庸的小姨子黄靖贤年届二十八，尚未婚配，已经是老姑娘一个，伍伯庸整天被老婆催着给小姨子介绍对象，正好碰上一个冤大头，不禁喜出望外。
在伍伯庸安排下，梁漱溟在黄家见到了黄小姐，发现她既不漂亮也不聪明，穿着极土，梁漱溟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还待字闺中，感叹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但梁漱溟没有辜负朋友，还是毅然同黄小姐结为伉俪。
梁漱溟的第一段婚姻持续了十三年，由于思想上的差异，他跟妻子很少交流。1934年，黄靖贤死后，梁漱溟在伤心之余作了一首奇特的悼亡诗：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十年后，梁漱溟再次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叫陈淑芬，陈比梁小四岁，毕业于北京师大。按理说，大学毕业的陈淑芬应该跟梁漱溟更有共同语言，可惜陈淑芬脾气不好，喜欢河东狮吼，这使得梁漱溟不得不经常离家思考问题。不过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一个悍妇往往能够成就一个哲学家。
中国的甘地
在北大教书的这几年，是梁漱溟由佛入儒的关键时期，梁漱溟自承是“陆王（陆九渊、王阳明）派”，他终身服膺王阳明，并且实实在在地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
晚年梁漱溟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说自己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搞社会运动，二是奔走国事。
梁漱溟所谓的“搞社会运动”主要是指他中年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梁漱溟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儒家不是宗教，是一种生命和生活的学问。不过，梁漱溟又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宗教，但是重视伦理，中国社会是建立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的。为此，梁漱溟提出了“从乡村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并把乡建看作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复兴之路。
1924年，梁漱溟放弃了令人艳羡的北大教职，从小到大生长于城市的他来到农村，在各地先后搞了几次村治实验，其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莫过于30年代在山东邹平苦心经营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践。
梁漱溟要在地方搞村治实验，离不开军阀的支持，而支持他在山东邹平搞实验的竟是传说中以大老粗闻名（事实上很有文化）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当梁漱溟找上韩复榘提出想在山东搞乡村建设后，韩当即表示欢迎，并且爽快地拨给梁10万元作活动经费，实验地点任其挑选。反正山东是我韩某人的，就给你一块地方让你折腾去吧，最多也才损失一点GDP而已，当时的军阀就有这种度量。
1931年6月，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两年后，山东省政府正式划定邹平和菏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此后，乡村建设试验工作在邹平全县范围展开，梁漱溟亲自担任邹平研究院院长，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
梁漱溟首先进行了县政改革，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把原来的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进行合署办公。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严格考勤制度，所有公务员衣着简朴，统一在食堂用餐，不能搞特殊化。
在梁漱溟的改革下，邹平县的公务员们各司其职，政府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同时“三公消费”大大降低，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今非昔比，政府面貌焕然一新。
邹平被划为实验县后，梁漱溟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原有的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全取消，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在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上，梁漱溟要求杜绝一切强制手段和官僚作风，而是通过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作用，做到社会学校化，使乡村管理由过去的行政命令改为知识道德感化，以此消除农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达到自治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乡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邹平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四年后，其成功经验已经推广到整个鲁西南地区。然而梁漱溟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理想是要将自己的乡村建设理想推广到全国。
遗憾的是，1938年1月24日，梁漱溟的靠山韩复榘在抗日战争中，因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轰轰烈烈的邹平乡建试验就此谢幕。
梁漱溟所说的第二件大事“奔走国事”，一是抗战时以第三方身份奔走呼吁国共双方携起手来团结御侮，一是国共战争时作为中间人奔走调停以促成双方和平统一建国。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喜欢调和，不喜欢斗争，他很乐观地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国共两党的黏合剂。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可惜，这在国共两党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梁漱溟的主张两面挨耳光，他自己也像一个皮球不断地从一方被踢到另一方，劳苦却无功。
认识到个人力量的有限后，1939年梁漱溟与第三方人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第二年他又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成立后继续致力于国共双方的调停，但是收效甚微。
深谙中国文化之道的梁漱溟总是高估中国人的和平诉求，他认为天性散漫的中国人肯定打不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手握枪杆的双方之间提出各种不着边际、令人啼笑皆非的解决方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以至于在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后，深感内疚的他执意引咎辞职，并从此脱离民盟。
但受此重创的梁漱溟似乎还没有完全清醒，直到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际，他还接受李宗仁邀请，在那里书生气十足地呼吁和平。
不过，中国历来不缺思想者，缺的是实践家，一个虔诚信佛的书生始终能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对于国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光这一点梁漱溟就值得我们尊敬，所以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把梁漱溟称为“中国的甘地”。
其实，与梁漱溟所做的两件大事相比，他于此间表现出来的胆气与骨气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8个月，这期间险象环生，有几次几乎杀身成仁。例如6月25日他的《日记》记载：“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了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口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但一路上，不论发生什么险情，梁漱溟总是神色自若，若无其事，让同行的人对这位夫子刮目相看。
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当时正值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高潮期，梁漱溟却依旧我行我素。一天，有人躲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上居然放着一张藤椅，一问才知道是有人在空袭时搬藤椅出来看书，这个人正是梁漱溟。
也许是屡次大难不死，让梁漱溟有了一种“天命在吾”的理念，一种“舍我其谁”的狂劲。
1941年，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光明报》创刊并发表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后，“民盟”才为海内外熟知。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先后派王云五和杜月笙等人劝说梁漱溟回大陆，但梁漱溟不愿为政治左右，予以拒绝。
直到这年的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才离开香港到澳门，并在澳门海上一霸吴发的帮助下，乘坐运棉纱的货船趁着夜色偷渡到大陆。中途，梁漱溟与同行的友人互换船只，结果友人的船只被海匪劫去，而梁漱溟所换乘的船只却安然无恙。
在回忆这天晚上的险境时，梁漱溟对自己的儿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