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用尽一切恶毒语言对鲁迅展开“清算”的时候，叶公超却与她背道而驰，他花了一番不小的功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重读了一遍，不到两个星期后就在报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文中他一一列举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高度赞扬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之伟大，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叶公超如此尊崇自己的敌人，就连不久前还在狠狠批评苏雪林的胡适都感到难以理解。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却答：“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一个月后，意犹未尽的叶公超又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鲁迅》，此文洋洋五千言，一气呵成，文中他再次毫无保留地称赞鲁迅的杂文：“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叶公超虽然秉性懒，脾气大，不过他有一点很为人称道。我们现在的一些名人喜欢用迟到来显摆自己的大牌范儿，但叶公超却非同道中人，他平生以守时而着称。1976年12月，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为博士生张静二举行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叶公超应邀担任口试主席。指导教授之一的张捷按习惯提前一小时出门，到了会场发现更有早来人，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叶公超早到了。原来叶公超住在天母山上，他担心路远和交通堵塞，一早就让司机出门了。张捷感叹道：“叶先生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物，守时一定也必是他的人生常则之一。”
对于叶公超的性格与生平，陶希圣的一句话总结十分精辟，他说叶公超是“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还是书生最自由
据推断，叶公超最早萌生从政想法源于执教西南联大时期，抗战时期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就连一向养尊处优的教授们也为生活消得人憔悴。一向名士派头十足的叶公超居然也做到了与时俱进，放下了教授架子到菜市场买菜，且每次买菜必斤斤计较，每次价钱讲妥，他还要从摊贩菜堆里再抓一把放在自己菜篮里，但他的长处在于动口而非动手，因此十有八九会被菜贩把菜夺回去。经常陪叶公超去买菜的吴宓对此有辱斯文之举忍无可忍，对叶公超说：“如果你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习惯不改，我就不再陪你逛菜场了。”
生活真是一把无坚不摧的杀猪刀，它可以把你瞬间从贵族改造成无赖。如此困境，不免让出身公子哥儿，享受惯安逸的叶公超牢骚满腹，他经常对人说：“还不如去从政呢！”国家困难时期，也只有公务员们有可能衣食无忧，生活水平还可以保持“稳增长”，这一点，古今无不同。
这样的牢骚话没有几个人会当真，包括叶公超自己，但随后发生的一场牢狱之灾却让这一戏言成真。
叶公超自小失怙，由其叔父叶恭绰抚养成人。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又擅长金石书画，他收藏有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西周毛公鼎，上面刻有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1937年抗战爆发后，叶恭绰避居香港，来不及带走的毛公鼎被留在了上海的家中。叶恭绰有一妾，没能跟其夫一起避难，颇有怨望，欲趁机侵吞这件价值连城的宝鼎。叶恭绰得知后，便写信给在西南联大当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让他前往上海取得毛公鼎，信中谆谆嘱咐：“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现在把此任务交付于你，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馆。”
叶公超见信后，立即赶赴上海，抢先找到毛公鼎，将它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叶恭绰之妾侵吞财产未遂，一怒之下向日本人告密。日本宪兵队跑到叶宅一阵大搜特搜，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毛公鼎，便以间谍罪逮捕了叶公超。
叶公超被关在大狱中四十九天，遭到了七次提审和两次鞭刑、水刑，但他表现出了一个书生难得的英雄气概，誓死不屈，大义凛然。后来，其兄叶子刚仿造了一赝品交给了日本人，又出具重金，才将叶公超保释了出来。叶公超出狱后即秘密带着真的毛公鼎赴港。此鼎几经周折，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次入狱，让叶公超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他希望有更直接的机会投身于国家的抗战事业。叶公超的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趁机动员他出山，就这样，叶公超走向了投笔从政、以身报国之路。
1941年，叶公超到重庆外交部任职，凭借着一口华丽的英语以及天生的贵族气质，他在中外的上流社会之间游刃有余，短短几年间，如坐直升飞机一般，历任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直至“外交部长”。
叶公超担任“外交部长”起于1949年，终于1958年，这十年叶公超能够屹立不倒，成为老蒋手下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外交部长”，已经足以证明他的能力与魅力。
即使当了大官，叶公超也不改他玩世不恭的秉性，他向部下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
然而，表面上春风得意的叶公超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滋润，最具标志性的是他的脾气变得比没当官时更加暴躁了。一个人戴上官帽脾气容易变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叶公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发脾气采用了“乾坤大挪移”的方式，一旦他在老蒋那里挨了骂，他回头马上把这窝囊气转嫁到他的下属身上。其副手、政务次长胡庆育曾这样描述叶公超的脾气：“他的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见他时会遇上哪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时还好，下午就被骂了出来。”
很多官场上的老油条挨了领导的骂不仅不会伤心，反而深感荣幸，因为他觉得这是领导器重他，把他当自己人看，所谓“打是亲，骂是爱”。但叶公超出身名门，骨子里一股傲气，他的座右铭是“见大人则藐之”，现在反过来被大人“藐之”，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年他过得有多么不开心。
1958年8月，叶公超结束了他“外交部长”的生涯，转任“驻美大使”。赴任之前，蒋介石在桃园角板山宾馆设宴为他践行。临别时，蒋介石亲送至角板山宾馆门口，目送叶公超上车，犹挥手致意，可见叶公超在老蒋心目中还是有很重的分量的。
然而，领导都是演川剧出身的，喜欢玩变脸，刚才还把你捧在天上，瞬间又把你踢下阴沟。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入会案，由于台湾的外交只能仰美国人的鼻息，叶公超带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投了弃权票。偏偏老蒋在外蒙古问题上带有很强的“忏悔”意识，认为叶公超应该投反对票。事后，尽管老蒋碍于美国的面子，勉强同意弃权，却将这口恶气撒在了叶公超的头上。
没几天，蒋介石一纸电文急召叶公超回台湾“述职”。回台后的第三天，蒋介石派人告诉叶公超：你不必回美国了。传说，叶公超见到蒋介石，还跟他顶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
随后，叶公超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任命为政务委员，实际上成了一个戴着官帽的张学良，行政院开会时，他连大小便都要被人贴身“保护”，这等于变相地被软禁起来。朋友安慰他至少还有一政务委员的高职，他愤怒地称自己有“务”而无“政”——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
赋闲在家的叶公超聊以书画度日，他称自己“喜画兰，怒画竹”，但他晚年画竹明显多于画兰，画竹后他还喜欢在旁边题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他自我解嘲：“书画不会得罪人，又无损自己，是好的养性方法。当一个人手执画笔的时候，世俗杂事都在九霄云外，宠辱皆忘。”
渐渐远离官场的叶公超也越来越有一种“误落尘网中”的感觉，他对自己的宦海生涯深感懊悔，有人问他：“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还有一次，他对一位搞宣传的朋友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与宣传对有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是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也。”
叶公超把自己在台湾的家安置在了天母山上，每天他最常做的事是牵着自己养的两条大狗在山上山下来回散步。陈立夫在美国办养鸡场，与鸡为伴，叶公超在台湾与狗为伴，两人这种繁华散尽的寂寞何其相似。
在这段闲居岁月中，叶公超还有一段发挥自己“夕阳红”的时光。他应梁实秋等人邀请到台大和台师大兼课，讲授“现代英美诗”。望着台下热情的青年学子，叶公超感叹：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然而叶公超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便在当局的干涉下草草收场了，此后他未能再登上心爱的讲台。
对于叶公超的从政经历，学者陆铿评价说：“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钩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