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路法治。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在被剥脱了言论自由之后，胡适写下了《人权与约法》，发表在《新月》杂志上。文中，胡适公开指责国民党统治下没有人权的事实，同时呼吁国民政府赶紧制定宪法，走宪政之路。
面对胡适的指责，国民党的狂热党员们则开始围剿胡适。国民党党部给胡适安上了“侮辱总理，背叛政府”的罪名，各地的国民党员则要求“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面对国民党的围剿，胡适更进一步地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和《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与此同时，胡适的战友罗隆基在《新月》上也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等文章，而梁实秋也发表了《论思想统一》一文，罗隆基、梁实秋的文字，与胡适的文字遥相呼应，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之后，胡适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文中胡适从思想层面上论证了国民党的保守本质以及摧残言论自由的反动事实，文中，胡适写道：
再举思想自由作例。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文章的最后，胡适写道：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胡适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月》第二卷6号、7号合刊上，对于胡适的批判，国民党再也不能忍受，下令查禁了这一期的《新月》。面对国民党的查禁，胡适则将自己与罗隆基、梁实秋等写的文章合并在一起，出版了《人权论集》。在此书的序言中，胡适写道：“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与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罗隆基等人对国民党的犀利批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慑于胡适的名气，国民党不敢对他下手，不过却迟迟不给私立的中国公学立案登记。为了不连累中国公学，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位。在此前后，罗隆基在中国公学上课的时候，也被国民党的特务逮捕。
罗隆基被捕之后，胡适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据胡适日记记载：
今天在蔡先生家午饭，席未散，忽家中人来说有学生为紧急事要见我。我回家，始知罗隆基今天在中公上课，下午一时忽被公安局警察捕去了。
对此，胡适密切关注，他首先请蔡元培保释罗隆基。后来，为了缓解罗隆基的不利处境，胡适又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人上书蒋介石，希望缓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胡适等人的奔走下，罗隆基顺利脱险。
虽然受到国民政府的压迫，但胡适、罗隆基等人并没有屈服。在《人权论集》出版时，胡适还通过一则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胡适写道：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
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胡适等：《人权论集》，第2页，新月书店1930年版。
与国民党激烈的论争之后，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的胡适，将人生的重心放在了重新振兴北大上。此时，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掌管着中英庚子赔款，他和蒋梦麟打算以此基金会为基础，重新复兴北大。
参加“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1931年9月15日，在胡适与蒋梦麟的精心筹划下，北大新学期正式开学了。整个校园的高兴劲还没过去，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境，胡适后来曾感慨道：
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在君在几年前曾很感慨的对我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怖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什么呢？
在这种情形下，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决定办《独立评论》，希望通过文章来报国。1932年5月，《独立评论》正式面世。在创刊号上，胡适写道：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正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独立评论》创刊之后，围绕着“民主与独裁”问题，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内部展开了一场论战。挑起这场论争的是胡适的好朋友蒋廷黻。
1933年12月，蒋廷黻在《独立评论》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这篇文章中，蒋廷黻认为国家之所以不能统一，乃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一个专制阶段。作为历史学家，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以英、法、俄等国的历史为例。他写道：
在16世纪末年及17世纪初年，俄国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革命。经过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智效民：《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当时实行专政独裁的苏俄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而病弱的中国还面临着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为了迅速完成统一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发展中国，蒋廷黻公开鼓吹“新式独裁”。
胡适是了解当时的国际潮流的，在《建国引论》中，胡适曾写道：
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行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
然而，对于蒋廷黻“要使国家统一必须先要专制”的观点，胡适则表示反对。针对蒋廷黻的文章，胡适在《独立评论》中写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来反驳他的观点。
在《建国与专制》中，胡适说：
我们读了他（蒋廷黻）的历史引证，又回想到他的标题，不能不推想到三个问题：（1）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2）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3）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中，胡适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说道：
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他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评判。我们看惯了英美国国会与地方议会里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认那种制度是很幼稚的，那种人才大都是很平凡的。
对胡适“民主宪政是幼稚园的政治”这一观点，不论是蒋廷黻，还是钱端升、丁文江，都嗤之以鼻，甚至认为不屑一辩。
蒋廷黻在《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中回应说：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并认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智效民：《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2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与蒋廷黻的观点相呼应，钱端升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中表示：
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智效民：《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
丁文江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中，也反驳胡适道：
胡适之先生说，“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句话是不可通的。理论的根据我们姑且不论；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的说的那样幼稚的。智效民：《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1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
对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人的反驳，胡适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中，胡适写道：
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想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真是王荆公的诗说的“扰扰堕轮回，只缘疑这个”了！
由此可以看出，在胡适的许多朋友都公开鼓吹“新式独裁”的情况下，胡适依然是民主宪政坚定的信仰者与扞卫者，依然主张“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宪政中学会宪政”的观点。
当然，也并不是胡适一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作为政治学学者的张佛泉就曾坚决支持胡适的观点。在《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中，张佛泉首先批判了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将“宪政看成高不可攀的理想”的错误见解，然后引用法雷特女士的话来说明宪政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应仅仅是目标，并主张：
我们在今日要设法，在可能范围内，得实行一分民治，便实行一分民治，得实行两分民治便行两分民治。在可能范围内我们要过民治的生活，而不把它悬作生活以外的一个空洞理想。这里所谓“在可能范围之内”，便指民治力量而言。智效民：《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16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
在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之后，因为日本侵略，胡适被战时征调，成为驻美大使，而胡适的朋友们也纷纷进入国民政府，为抗战中的国民政府效力。在任驻美大使期间，胡适在美国的演讲中多次强调：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乃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战争。他念兹在兹的，其实还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抗战胜利后，对国民政府通过1947年宪法来实施宪政的做法，胡适推崇备至，认为是中国政党史上稀有的行为，也正因如此，胡适从道义上支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
几十年过去了，作为后来者，我们重新审视这场论争，不得不佩服胡适的深谋远虑。在蒋廷黻、丁文江看来，民主宪政不是幼稚园的政治，而是高不可及的研究院的政治。因此，蒋廷黻、丁文江等人的政治主张，很容易让统治者以人民素质不高、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来推迟政治改革。而胡适的主张，则恰恰可以反驳这种种的借口与谬论。
纵观胡适的一生，可以说，胡适是中国的“自由男神”，当许多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产生怀疑的时候，作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总会提醒人们，要对自由民主充满信心，而历史的最终发展也印证了胡适的判断。如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胡适关于“民主宪政”的观点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