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是自由的，幽默与讽刺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并不是不能用，但要拿捏到位才行，与时人相关之作尤须注意，否则容易有后遗症。当年沈从文写《八骏图》就曾遭遇过这样的情况。遗憾的是，幽默与讽刺的文风历来不是冰心所擅长，所以这下有些画虎不成反类犬。林徽因在1936年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中就曾说过：“前一时代在流畅文字的烟幕下，刻薄的以讽刺个人博取流行幽默的小说，现已无形地摈出努力创造者的门外，衰灭下去几至绝迹。”这也可视为林徽因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回应。
在抗战期间，林徽因一方面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坚韧忍受各种艰难困苦，共赴国难；另一方面又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家国之情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表达不满，冰心在此时如此隆重地“飞往重庆去做官”，更激起了因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而结下的前怨，自然也就导致林徽因用讽刺的手法回敬冰心了。
就像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不能客观地反映“太太客厅”学术沙龙的聚会一样，林徽因对冰心“飞往重庆去做官”的评价，也有一些“不合”之处。1940年的年终，冰心完成了“宋美龄征文奖”阅卷及评奖工作之后，便婉言退回了文化事业组组长的聘书与薪金，后来还迁居到郊外的歌乐山。“做官”之事，林徽因恐有误会。但不管怎样，结怨的后遗症还是颇为明显的。1942年，傅斯年不忍见林、梁二人之困窘，主动写信给朱家骅替二人寻求帮助时，就有“其夫人（即林徽因），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之言，为林徽因抱不平。冰心虽只比林徽因大四岁，但文坛成名甚早，地位不低。林徽因在文坛只是“路过”，影响力稍劣于冰心，但在学术方面，林徽因则远超冰心，故傅斯年之评价尚属公允。但即便如此，说出来总是伤人情面，由此亦可见二人结怨之后遗症所在。除了傅斯年之外，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也受到了影响。在谈论冰心时，怨气溢于其言表。而当年柯灵主编“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意欲收入林徽因一卷，却因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世人皆知林徽因思维敏捷，谈锋机健，喜与人论辩，但众人亦晓林徽因之论辩未有伤及情感而结怨者，唯冰心之事除外。或许冰心也意识到了这一篇小说作得有些鲁莽，因此在这一件事之后，从未有剖白自己的委屈之举，也尽量少在文中或各种场合的言谈中涉及林徽因，以默默地忍受、静静地行动来面对这一后遗症，显示了她特有的风度。
其实，所谓的“结怨”也未必是坏事。在乱世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存环境艰难而奇特，有的选择独善其身，有的则选择摇旗呐喊。两相比较而言，冰心虽不是最“革命”最“激进”的，但比林徽因“自由主义”的做派而言，确实更站在时代的“前沿”。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林徽因的创作视野扩大，写下了《九十九度中》、《梅真与他们》、《文珍》等作品，这一方面与林徽因生活面的扩大、思考的深入、个人的成熟有关系，但冰心的讽喻或多或少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钱锺书的《猫》与清华版的“太太客厅”
关于林徽因家的沙龙，除了引起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这一段文坛公案外，之后又有续响，有人认为钱锺书所作的《猫》也是影射“太太客厅”的。而让这一联想走得更远的事件是：钱锺书家与林徽因家曾是邻居，而且确实曾发生过钱锺书“帮助”自家猫儿“欺负”林徽因所养的猫儿——“爱的焦点”的事。
1949年夏末，当时正在沪上的钱锺书和杨绛收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故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入住清华园后，恰巧与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为邻。当时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她卧病在家，而梁思成有事业要忙，孩子又不常在身边，挺寂寥的，所以就养了只猫，叫“爱的焦点”，名字起得很有林徽因的风格。巧的是，钱锺书家也养了一只猫。两巧凑到一块儿的结果，那必然是：猫猫相见，难免时有争斗。更巧的是，偏偏又遇到一个童心未泯的钱锺书，爱管猫事，不时亲自上阵帮忙，而且还振振有词，所以趣事一堆。关于此事，杨绛在文章中是这样记载的：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锺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地在锺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锺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锺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之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锺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于是坊间有人将两事合一块，就推出一个结论：钱锺书因为爱猫受辱之故，撰写了《猫》之文影射梁氏夫妇以泄私愤。后来甚至越传越神，出现了两家因此而失和之说。有的好事者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将《猫》中的人物与“太太客厅”中的座上宾一一对号入座：
李先生——梁思成李太太——林徽因
袁友春——林语堂曹世昌——沈从文
陆伯林——周作人傅聚卿——朱光潜
马用中——罗隆基赵玉山——赵元任、胡适
郑须溪——傅斯年陈侠君——徐志摩
由此，《猫》也就有了“清华版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之谓。
既然能“对号入座”，那免不了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些相似之处是否就能成为支撑起“对号入座”的合理依据呢？李太太的沙龙女主人身份容易使人联想到林徽因，但林徽因一生积极抗日，共赴国难，坚忍守望，共御外侮，怎么可能容忍小说里一班软骨头袁友春、马用中、傅聚卿在她客厅里大发“让步”日寇的谬论。小说里那个“心广体胖”的李先生很想当官，不仅雇秘书捉刀替自己写游记，还躲在门外偷听太太与男子说话。这个李先生从“形”到“迹”再到“神”，皆与梁思成相去甚远。而徐志摩在“太太客厅”形成之前就已失事身亡，小说里陈侠君那一番表演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竟然没有金岳霖！他反倒是走进“太太客厅”次数最多，与梁思成夫妇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由此看来，这样的“对号入座”实在牵强附会。
另外，认为钱锺书乃是为爱猫出头而作《猫》影射之论，是否有合理的逻章呢？钱氏夫妇于1949年8月底才搬到清华园与林、梁夫妇比邻，1952年秋即搬到新北大的中关园，故“打猫事件”肯定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小说《猫》又写于何时呢？作家吴泰昌在《我认识的钱锺书》里是这样记载的：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健吾先生和同在上海的郑振铎先生（西谛）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至1946年1月创刊，在这几个月内，西谛先生和他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平的一些文友求援。《围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约定的。健吾先生说……西谛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围城》连载，他同意了，并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版时，锺书先生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我们在创刊号发表《猫》的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锺书的《围城》在头条予以公布。健吾先生说，这是想给读者一个意外，也是为了避免作者变卦。
显然，小说《猫》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成的，并刊于李健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与三年之后的“打猫事件”无关。另外，林徽因寓居于北总布胡同三号院时所形成的“太太客厅”沙龙，在抗战爆发后既已宣告结束。抗战期间林徽因一家的表现以及“太太客厅”中各位座上宾的表现，皆有目共睹：他们并不是空谈误国，而是共赴国难，艰难守望。钱锺书写《猫》的时候，抗战已经胜利，钱锺书此时再以《猫》来影射“太太客厅”是不合时宜的。再有，《猫》这篇小说乃由林徽因密友李健吾经手发表的，后来钱锺书将其收入其小说集《人、兽、鬼》时，李健吾还亲自写了一则书讯，大加褒扬。当初冰心写《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时候，李健吾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林徽因给冰心送醋之事也是他爆的料。如果《猫》确实是影射林徽因的，李健吾的态度当不至于如此首鼠两端。最后，目前也没有资料证明两家有过什么过节，影射之说未免把钱锺书想得过于促狭了。
抗战期间，钱锺书困于上海“孤岛”，这座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在战时有着畸形的“繁荣”，声色犬马之中“没心没肺的交际”与时局形成鲜明对比，钱锺书敏锐的目光不可能没看到这一面，因此《猫》的笔锋应是针对“孤岛”中形形色色的交际人物，而非北京的“太太客厅”，只不过“太太客厅”太有名了，于是林徽因上演了一出“躺着中枪”的悲剧。或许正是因为担心这一点，钱锺书在包含《猫》在内的小说集《人、兽、鬼》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轨溜出书外。假如谁要是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
可惜，后人的孟浪比照与牵强附会还是辜负了钱锺书的一番解释，让钱锺书也“躺着中了一次枪”，蒙了一次冤。
最后要提的是猫的归宿。林徽因家的“爱的焦点”，没有记载，不知所终。而钱家的猫，杨绛在《我们仨》中有所交代：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锺书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旧居，捉了猫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儿。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