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英国文豪毛姆来北京，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见毛姆。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鸿铭来。毛姆后来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哪知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们英国人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措，只得安静地听着辜鸿铭接下来的言论。
30.外国人问辜鸿铭：“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回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人谴责中国妇女缠足的行为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
31.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辜鸿铭蜷卧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32.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秀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上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鸿铭的烟锅。
33.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
34.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1930年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便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对待中国文化和清朝
35.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在任何场合都不忘宣扬中国文化。
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鸿铭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像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36.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过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谈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做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37.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回答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38.19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辜鸿铭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意儿吧！”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有时连七还得不到，成了个大大的负数。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大窘，再无他语。
39.作为东方文化的扞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40.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当，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说道：“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鸿铭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之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41.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十二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42.到晚年的时候，辜鸿铭终于受到宣统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这个平时不可一世的狂夫，竟然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辜鸿铭来说，这次会见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对待新文化运动及民国
43.辜鸿铭十分讨厌新文化运动，对那些鼓吹学习西方文化的论调更是深恶痛绝。对于当时刊载此类内容的报纸，一次他竟然这样说：“当日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之烂报纸之主笔也。”
44.辜鸿铭对自己的北大同事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十分不屑。
他坚持认为，文言文是最美的语言，而白话文则是冗长低俗的用语，且传递信息的效率非常低下。据说他一次戏谑胡适说：比如说胡太太就这么走了，而阁下又在外地，家里要发电报通知，只需“妻死速归”四字，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这么一大堆字了，这不是既多花钱，发报时不是也浪费时间吗？
45.辜鸿铭对“改良”二字极为厌恶。刚入北大那年，在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现在的人作文用词极为不通，譬如说‘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现在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闻听此言，台上台下哄笑一片。
46.针对新文学运动中，胡适提出的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做法，辜鸿铭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47.辜鸿铭一直以清朝遗老自居。他对新生的民国基本持反对的态度。他虽然生活于民国，可是他对别人说话的语气，却全是满口的“你们民国”的字眼。
比如，他来到北大任教，他说：“我来北大，和诸位共事，最希望的是风气淳朴些。我为什么有这个希望呢？主要是缘于我的担心。你们中华民国的官场是腐败的，社会风气是浑浊的，我真的不希望我所做事的北大也染上了这个沉疴。”
他还说道：“你们民国成立以来，到现在越走越不是路，将近走到绝地了，这周围的空气之坏，真叫人窒息欲死。你们说，现在社会大乱，是什么原因的？我看主要是没有君主。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小），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说这话时，他声音高八度，说完还拍了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个‘王’字不行。”
执教北大
48.辜鸿铭去北大应聘，招聘人员见到一个衣着不整，头戴瓜皮小帽，头留小辫子，一副清朝遗老样的怪老头，十分吃惊，暗道这样的人能有什么本事来应聘呢。不料，老头微微一笑，说道：“祖籍福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十岁赴欧，先后在英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到过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言，获得世界各学位，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本土唯一一个学位是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招聘人员哑口无言了半天。这时，旁边同来应聘的一个人指着他大声说：“想来他就是辜鸿铭了。”
49.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官运还不错。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在各种压力之下请辞校长，辜鸿铭积极挽留，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但接下来的话语却是十分中肯：“蔡先生一人办北大，为国家中下读书爱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50.辜鸿铭在黑板上写下“democracy”一词，问学生此为何意。学生起立回答民主。辜鸿铭又写上demon、crazy两词，问学生这又是何意。学生答道魔鬼和疯狂。辜鸿铭满意地点头，说道，西方的民主就是魔鬼加疯狂。
51.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意在提倡新的道德观。该会把会员分三等，第一等最苛刻，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辜鸿铭最反对“不嫖”和“不娶妾”两项了。他说：“蔡校长搞进德会我不反对，因为他是好人，但我反对另一位好人加入进德会，他就是辜鸿铭，因为我是名士，自古名士哪一位不风流？”
52.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53.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辜鸿铭要求他们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挠腮。
54.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迭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好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