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像挂在中山大学礼堂的中堂，两边书有：把中国民族从根部救起来，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鲁迅欢迎会和孙中山逝世纪念会均在此举行。教务长鲁迅在首次演讲中，寄希望于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不能在革命的后方享福，应该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3月，他移居白云路寓所。夕阳西晒中，勉强穿了一件单衣，“满身痱子，有如荔枝”，看着书桌上浸在水中青葱可爱的水横枝，编定《野草》和《朝花夕拾》，正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居然有了一篇复仇色彩的作品《铸剑》。
不久，许广平被聘为他的私人助理，为他的公开演讲做翻译。二人移居白云路白云楼26号2楼。
深感自己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是在频频被邀请演讲之后，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仍是络绎不绝。他在香港青年会礼堂讲《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在黄埔军校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在知用中学讲《读书杂谈》；在广州市立师范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均是不忙不迫，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提起，还声明自己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这是一种战斗方式，譬如雄鸡的呆斗，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永不示弱。
然而，广州“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并没有像鲁迅所期待的那样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而是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这彻底摧毁了鲁迅“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观念。“四·一五”清党更是将知识分子和民众带进恐怖时代。鲁迅多方奔走，营救被捕学生未果，终于“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随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
“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鲁迅再一次被梦境放逐，在这无爱憎，无欣戚，无褒贬，不过剩下些索漠的广州。
上海十年
（1927·10-1936·10）
1927年10月8日，鲁迅携手许广平迁往多商的租界大上海，寓居景云里23号。他庆幸自己逃离了广州文艺界的沉闷现状。
然而，很快便醒悟到，延续至此的“弃医从文”生涯，却是逐渐陷入以言说为主要方式的生存，然而，战争以及人性的险恶始终在自己持续不断的言说中更加严峻地包围着他，他又因此而更加顽强地写下去，说下去。这种无奈的循环比医治好病人肉体，让他们继续麻木地走向死亡，又能显现出多少特别的意义呢？
一到上海，适逢《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于是有了江湾劳动大学的《关于智识阶级》，复旦大学的《革命文学》，真如暨南大学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东亚同文书院的《流氓与文学》，江湾实验中学的《老而不死论》，江湾立达学园的《伟人的化石》，还有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
未承想，十里洋场文坛之乌烟瘴气，最是棘手，比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文人之间的攻击法更加复杂而花样迭出，简直成了流氓世界，又四处避难，且飞丸入室，突陷火线，命在旦夕之间。
忽然就成了革命文人眼中有闲的知识阶级，被文豪们的笔尖围剿。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不断将新的名号射向鲁迅——“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没落者”，乃至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在创造社社员们的叙述中，鲁迅已经不再拥有革命者、启蒙者的资格，而成为被新一代取而代之的老人，正如五四时期“鲁迅们”将林琴南请下神坛一样。这使文坛换血后，即刻开始犹疑自己还能释放多少能量的鲁迅学会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判断，催逼着阅读了大量新浪潮者所依凭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乃至亲手翻译，这使学界对后期鲁迅的研究，不得不带上了浓厚的马列色彩。
1929年9月27日晨，五十岁的鲁迅做了父亲，为独子取名海婴——海边的婴儿——没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寄予。1930年5月12日，全家人自景云里迁入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A3楼4号。因为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会，以至于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严压下的鲁迅常因熟识者被逮，而不得不一再离寓避难。1933年4月又转住大陆新村9号，他将这里称之为“且介亭”，在此奋斗到最后一息。
在寓所内，被文学青年嫌弃为“绊脚石”的鲁迅依然热心不减地展读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们的信，他常常戴起眼镜来看，看到夜深，一如既往地帮助他们校订文稿译稿，并不顾“只要将他除去，自己的文章便可以光焰万丈”的冒失的青年的雄心。伴侣许广平不就是追随自己的文学青年吗？在上海，他扶植了柔石、萧军、萧红、叶紫等左翼青年作家。萧红搬到北四川路后，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刮风下雨，几乎没有间断。
1931年12月，蔡元培为他介绍的每月三百元大洋的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官饭美差，在干了四年后被裁，鲁迅一直思忖的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的问题，终于不再纠结，自由撰稿人生涯不容选择地开始了。然而也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已经刑讯”，“红军领袖”，“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云云。
峻急的时代，切迫的革命形势，使鲁迅无法为未来的文化设想潜心于鸿篇巨制，而是不断扔出“投枪”和“匕首”，那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不三不四集》相继出笼，然而它们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阿金》被检察官打上了“抽去”印章，禁止发表。
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写作也变得无奈。书坊店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做文章成了吃饭所必需，乃至和攻击者赌气，可又无法罢手，即便遇到危险。为此，他常常心粗气浮，离沪的念头不断冒出。
最让他痛心的还不是让人言语道断的文坛卑劣，而是他曾经的同道中人，不是在血泊中谈闲适，就是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无视中国现实的危机。在他眼中，这是对读者的极度不负责任，是漠视于中国有益的事业，是只顾一己之追求，图个人之消遣。
“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反映在他的杂文里。在他具备祛魅能力的文化批评视野内，中国的统治阶级在“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教徒吃教就像老英雄吃革命饭；小百姓们则生活在“无特操”的精神世界里，他们于国难之中，不救国土救月亮，不救灾民救鬼魂，即便是吃白相饭、揩油，也底气十足得很；上海的少女过分早熟；上海的儿童“顽劣，钝滞”；上海滩的文人一如狐鼠鬼蜮，充当着文虻、文官、文探、富家儿的鹰犬、叭儿和无赖、覆面英雄们的二丑角色。他们捐班、互捧，或是以帮闲的嘴脸插科打诨、玩笑扯淡，或是摆出心的腐烂来，却将之当作内面的宝贝，或是忙于投机欺骗，一味粗制滥造，增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他们用秕谷养青年，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
中国式文人构筑的文字世界充满了腐朽落后的因子，却成为广大“无特操”民众的精神信仰与想象源泉。这不能不使鲁迅悲哀地感到启蒙的最初目标，已离诞生于斯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越来越远。
写作杂文而外，他忙于整理、翻译、绍介、编章……特别是每天忙于翻译，几乎无生人之乐。上海十年，他译完了《小约翰》、《近代美术潮论》、《思想·山水·人物》、日本论文随笔集《壁下译丛》、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法捷耶夫的《毁灭》；编译了《现代文艺丛书》、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竖琴》和《一天的工作》、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果戈里《死魂灵》、高尔基《俄罗斯的童话》、契诃夫《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等。
他编章了《语丝》、《奔流》、《萌芽》；出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合编《十字街头》旬刊、《文学》月刊、《海燕》半月刊、《译文》创刊号；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抱病校订印行瞿秋白遗着《海上述林》。
他通过这些文化途径，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食粮，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他不惜一切扶植新兴的充满创造性而又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力量，焦灼地呼唤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
他日渐枯竭的内心，因遭遇版画家珂勒惠支而变得重新丰盈，有了痛感。活着，挣扎——珂勒惠支传递给他有力量的爱，特别的深度和美，使他在1931年的某一天被这最有质量的艺术感受能力击倒。他很快便将这来自德国的深广的慈母之爱引进中国，这就是刊登在《北斗》杂志创刊号上的木刻《牺牲》，画面是一个母亲，悲哀地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
珂勒惠支的木刻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令观者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她缓慢的觉知和咀嚼人间的大痛，与死神接触、拥抱、对话，作品透出的强韧的力量好像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从珂勒惠支的艺术中汲取了力量的鲁迅忽然对死感到从未有过的深切。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抱病整理，自费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临终前却没有看到。
和光阴偕逝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影的告别》
1936年3月，鲁迅病重了。
他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只剩下一个想。他感受到不可思议的当下的力量，那么靠近，又那么遥远。
只有一张苏联木刻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他常常是将头向后仰，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没有聚皱，面容平静、舒展。
先前还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是先前所没有的，不知何时感到了年龄的催逼。
渐渐地进入“无欲望状态”，终于引出关于死的预想来。
他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哪怕是墙壁、苍蝇，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自己有关。他存在着。
他需要这样的联结，联结到世界的完整性，联结到更紧密的大众，联结到更大的力量，联结到宇宙深处的灵感源泉。
他需要觉察生命的美丽、深刻和广博。
然而，他辜负着宋庆龄女士“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立即到医院治病的恳切希望，也辜负着史沫特莱女士劝他出国疗养的热切期待。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开始翻译《死魂灵》；在最后一个生日的前二十天，写下《死》——公开的遗嘱；前五天，写下《女吊》——首次将文学才情挥洒给复仇女鬼的凄美。
他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醒来第一句问就是：“有什么人来过吗？”
17日他略好些，开始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又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陪周建人谈天到深夜十一时。午夜时分，许广平催促他休息，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枝烟，你先睡吧。”
18日凌晨一点上床后，二时便被噩梦惊醒，三时半，坐起来，气喘不止，咳嗽困难，一直屈曲身子，双手抱腿而坐，苦不堪言，心脏跳得咚咚响，连在一旁担忧的许广平也听得清清楚楚。
六点钟，他坐在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给内山完造写便条。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许广平劝他不要写了，可以口述，鲁迅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下面的条子，也是最后的遗墨——
老板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草草顿首
拜十月十八日
很快，内山完造就来到鲁迅寓所，鲁迅正坐在台子旁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脸色非常坏，呼吸很困难。
内山与广平静静地按摩着鲁迅的背部，直到须藤医生踏进房门。期间，在劝阻下终于把吸剩的最后一颗烟卷丢了。
“从今天四点钟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请快替我注射。”鲁迅断断续续地说。
须藤已经把注射的手续准备好了，马上就在鲁迅的右腕上打了一针。
“怎么搅起的，总是没有效果。”鲁迅有些不耐烦。
八点多钟，日报送到，鲁迅问道：“报上有什么事体？”
许广平答：“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你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鲁迅说：“报纸给我，眼镜拿来。”
许广平把有广告的一张报递给他，他一面喘息着一面细看，看了好久才放下。
这是他最后一次关心别人的文字。
鲁迅的哮喘越来越厉害，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不得不请福民医院的松井博士诊察。然而，因为是礼拜天的缘故，松井不在家。后来鲁迅就睡在床上，问道：
“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历史学家记住了这个时刻，1936年10月19日上午5点25分，让它成为一种永久的纪念。
而在这一刹那，他终于不需要思索了。他已深味死亡的大痛与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