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比拔萃法更有功效的读书法，是再读。就是将已经加了下线的书籍，来重读一回。英国的硕学约翰生（S·Johnson）博士曾论及这事道：——
“与其取拔萃之劳，倒是再读更便于记忆。”
我以为这是名言。因为拔萃势必至于照自己写，往往和原文的意义会有不同。再读则不但没有这流弊，且有初读时未曾看出的原文的真意，这才获得的利益。
尤其是含蓄深奥的书籍，愈是反复地看，主旨也愈加见得分明。
八
还有一种读法，是我们普通的人，到底难以做到的高尚的方法。这就是做了《罗马盛衰史》的吉朋，以及韦勃思泰（D·Webster），斯忒拉孚特（Th·W·Strafford）这些人所实行过了的方法。吉朋自己说过：——
“我每逢得到新书，大抵先一瞥那构造和内容的大体，然后合上那书，先行自己内心的试验。我一定去散步，对于这新书所论的题目的全体或一章，自问自答，我怎么想，何所知，何所信呢？非十分做了自己省察之后，是不去翻开那一本书的。因为这样子，我才站在知道这着作给我什么新知识的地位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觉得和这着作的同感的满足，或者在全然相反的意见的时候，也有豫先自行警戒的便宜。”
这可见吉朋那样，将半生倾注在《罗马史》的史家，因为要不失批判的正鹄，所花费了的准备是并非寻常可比。然而，这是对于那问题已经积下了十分的造诣以后的事，我们的难于这样地用了周到的准备来读书，原是不消多说的。
九
要之，据我想来，颜色铅笔的下线或侧线法，是最为普遍的读书法。而在那上面，写上批评，读后先将那感想在脑里一温习，几个月之后，再取那书，单将加了红蓝的线的处所，再来阅读，仿佛也觉得是省时间，见功效的方法。但因为这方法，必须这书为自己所有，所以在图书馆等处的读书之际，便不得不并用拔萃法了。我的一个熟人，曾说起在图书馆的书籍上加红线，那理由，是以为后来于读者有便利。我觉得这是全然不对的议论。因为由读着的书，所感得的部分，人人不同，所以在借来的书上，或图书馆的书上，加上红线去，是不德义的。
也有说是毫无红线，而读过之后，将书全部记得的人。例如新井白石，麦珂来（Th·B·Macaulay）卿等就是。但这些人们，似乎是富于暗记的知识，而缺少批评的，冥想的能力的。我以为并非万能的我们，也还不如仍是竭力捉住要点，而忘掉了枝叶之点的好。
十
还有，随便读书，是否完全不好的呢？对于这一事，在向来的人们之间，似乎也有种种意见的不同。有人以为乱读不过使思想散漫，毫无好处，所以应该全然禁止的；然而有一个硕学，却又以为在图书馆这些地方，随便涉猎书籍，散读各种，可以开拓思想的眼界。
穆来卿对于这事，说过下面那样的话：——
“我倒是妥协论者。在初学者，乱读之癖虽然颇有害，但既经修得一定的专门的人，则关于那问题的乱读，未必定是应加非议的事。因为他的思想，是有了系统的，所以即使漫读着怎样的书，那断片的知识，便自然编入他的思想的系统里，归属于有秩序的系体中。因为这样的人，是随地摄取着可以增加他的知识的材料的。”
论办事法
［日本］鹤见佑辅作鲁迅译
一说到英雄之流，就似乎是很大方，很杂驳似的，但我们从他们的日记之类来仔细地一研究，实在倒是颇为用意周到的，细心的，不胡涂的人们。凡有读拿破仑的传记的人，就知道他虽至粮秣之微，也怎样地注意。无论是家康，是赖朝，是秀吉，都是小心于细事的。不过他们的眼虽在毫厘之末，其心却常不忘记大处高处的达观罢了。
说到底，就是英雄都是办事家。但在不觉其为办事家之处，即有他们的非凡的用意。那么，他们怎样地处置他们身边的事务的呢？这一事，应该是后世史家的很有兴味的题目。只因史家大抵自己不是办事家，所以英雄之位办事家的一生面，便往往被闲却了。
在这意义上，则去今百年，英国的官吏显理泰洛尔（Sir Henry Taylor）所记的，题为《经世家的用心》这一篇，乃是颇有兴味的文章了。而且对于日对繁忙的事务的现代活社会的人们，可作参考之处也不少。作者是久作英国殖民部的官吏，有捷才之誉，且是出名的诗人，那大要曰：——
一，文件的分类。
凡办理事务的人，一经收到文件，须立加检点，分别应行急速的处置与否，将这分开，而加以整理。
二，不无端摩弄。
既经分类之后，则除了已有办理此案的决断时以外，决不得摩弄这些文件。因为养起了懵然凝视文件，或无端摩弄的习惯，则不但浪费时间，且至于渐渐觉得这案件似乎有些棘手，渐成畏缩，转而发生寡断的性质。又，反复着一样的事，不加决断，也要成为抑制活动底精神的结果的。
而且要行文件的裁决，也须当这事件的新出之际。因为文件久置几上，则为尘埃所封，给见者以宛然失了时机的古董一般的印象，所以虽行办理，也觉不快，而有不适意之感了。
这泰洛尔的一言，是凡有略有办事经验的人，谁都感到的。尤其是，生活于日本官场的人们，都熟知久经搁置而变了灰色的旧文件，是怎样给人以不快的印象。这一点，和亚美利加的公署和公司等，横在几上的文件，是如何崭新，鲜明，活泼的相比较，颇为遗憾的。
三，于心无所凝滞。
又，凡欲作经世家的人们，当养自制之念。这所谓自制，乃动和静的自由的心境之谓也。就是，欲办理一事，则全心集中于此者，动也。与此事无关时，将一切从念头忘却者，静也。在经世家，最当戒慎者，是既非决定，也非不决，有一件事凝滞于心中。
四，整顿。
经世家所最当避忌者，是终年度着忙碌似的，混乱的生活。经世家须常度着整顿的生活。
五，写字的时候要慢慢地写。
凡当办事之际，有急遽的性癖的人，那矫正法，是在学习以身制心的方法。就是使日常的身体的举动，舒缓起来。这就因为身体也可以称为精神的把柄的缘故。然则，所当时时留意者，是决不匆促写字。慢慢地写字的习惯，是使精神沉静的。
六，整顿文件要自己动手。
整理文件，做得干净，实在是必要的事。而将这些文件安排，束缚，以及摘要等的工作，必须自己亲手做去，决不可委托秘书那些人。为什么呢？因为文件的整理，同时也是自己精神的整顿的缘故。
七，集中心。
当养成常将我心集中于一事的习惯。在办理一事的中途，忽然想起那怠慢了回复的信件等，是最宜戒慎的。
八，冥想时间的隔离。
经世家虽有于每一周中，以或一日作为休息日，加以隔离的必要；但倘能够，则将一日之中的或时间，作为冥想时间，隔离起来的事，也是紧要的。
以上，是泰洛尔所说的大要。可见粗看好像鲁钝的英国人，对于那各种设施，用意的周到。所说诸点，要当作经世家的要件，原是不可以的，但在经世家的资格中，算进这样见得最琐碎的事情去，却惹了我们的兴味。
一九二三，八，二六。
书信
两地书二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大约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则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胡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三月十一日。
厦门通信
H·M·兄H·M·兄：H·M·兄，指许广平，H·M·是“害马”拼音之首字母。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说许广平是“女师大事件”的“害群之马”，鲁迅用之作为对许广平的戏谑爱称。：
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捡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四围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掌柜的是一个女人，看年纪大概可以比我长一辈。
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我初到时，一个同事便告诉我：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还指给我石头看：这块像老虎，那块像癞虾蟆，那一块又像什么什么。我忘记了，其实也不大相像。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台湾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谓“圣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这一年，那“仁皇帝”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板“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
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花或无名小草的，朋其还将霸王鞭种在茶壶里当盆景哩。不过看看旧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给我抄一点么？
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在丛葬中，这是Borel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某而没有儿子的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
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再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涂，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的，从元朝到清朝就终于没有了局。
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
鲁迅。九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