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着名作家。1818年11月9日，他生于奥廖尔省一个贵族家庭，自幼厌恶农奴制度。1833年，屠格涅夫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希腊文和拉丁文。他曾与巴枯宁、别林斯基交往甚笃。《猎人笔记》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后，他又创作了《活尸首》《贵族长的早餐》《单身汉》《食客》《罗亭》《贵族之家》《幻影》《草原上的李尔王》等。他性格秉直，不为恶势力所屈服。作品大都流露出反对农奴制的倾向，他的创作风格简洁、朴素、细腻、清新，在国际上享有声望，是俄国文学史上最早受到欧美重视的作家。
1852年2月的彼得堡，气候比往年都寒冷。入冬以来的残雪还没有化尽，大地又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毯。那石头结构的房舍、俄罗斯风格的教堂以及那些贫民居住的低矮的小木棚上，都是一片银色。整个彼得堡，完全是一个冰雪的世界。它带给人们一片严寒。
在一条不太宽的大街上，屠格涅夫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慢慢地走着，脚下的积雪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阵阵寒风卷起片片雪花，不时地从他大衣的下摆里直往上钻。他那裂开的皮鞋口子里已经进满了雪花，屠格涅夫却毫无觉察。他面色阴沉，心情显得十分沉重。
人们常说：祸不单行。近几年来，屠格涅夫连续碰到了几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情：
1848年5月26日，他的好朋友别林斯基与世长辞。
1849年春天，好朋友巴枯宁在德累斯顿领导起义失败，被投入监狱。
1851年11月16日，他的母亲离开了人间。
不幸催人老。母亲的去世，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朋友的生离死别，使他失去了交流思想的知音。生适中的种种不幸，使这个只有三十多岁的青年很快衰老下来，他面目憔悴，两鬓斑白。
今天，屠格涅夫要到贵族会堂去参加《贫农调查协会》的例会。他走到一个拐弯处，突然看见《现代人》杂志的编辑、作家巴纳耶夫正在向人们述说着一桩新闻：
“……你们知道吗？果戈理死了。他死在莫斯科，大约有好几天了。死之前，他把自己的手稿全都烧了……”
“什么？果戈理死了？”
好似晴天霹雳，屠格涅夫顿时惊呆在那里。这时，纷纷扬扬的雪花落满他一身。他却像雪人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寒风不时地吹起雪花，扑打着他那痛苦的、痴呆的面庞。
果戈理是屠格涅夫极为崇拜的老师和朋友。早在1835年，屠格涅夫在大学读书时，就听过历史教授果戈理的课程。果戈理的大作《狄康卡近乡夜话》《彼得堡故事集》《钦差大臣》《死魂灵》（第一部）相继问世，名声大噪，被人们誉为“自然派”的领袖。屠格涅夫对果戈理的作品几乎一字不漏地阅读，有些精彩的片段，他张口即可背诵。通过果戈理那杰出的作品，使屠格涅夫感到他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此之前，他几乎还没有看到过如此淋漓尽致的文学作品。屠格涅夫每逢谈起果戈理来，就掩饰不住心头的激动和崇敬之情。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道：
“啊，他的名字有多么大的感召力啊！他的不少作品我几乎都能背下来……”
当屠格涅夫经人介绍第一次认识果戈理时，果戈理毫无大作家的派头，赶忙扔下手中的鹅毛笔，拉着屠格涅夫的手，高兴地说：“啊，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我们早就该做朋友了……”
这是多么亲切的话语！果戈理对人热情，非常健谈，关于文学的意义、作家的天职以及创作的方法，都能提出一些颇为精辟的见解。从果戈理的身上，屠格涅夫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
如今，果戈理死了。一颗俄罗斯的文学巨星殒落了。这使屠格涅夫本来就十分痛苦的心情又多了一份痛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再也没有比果戈理的逝世更使我感到震动了。”
然而，社会上对果戈理的死几乎毫无反应。人们在谈论果戈理之死的时候，好像也是饭后闲谈，顺便提及而已，十分冷淡。各种报刊对此都是无声无息，连一行悼念的文字都没有。
屠格涅夫愤怒了。
他佩戴着黑纱，故意出现在各种集会、宴会、公共场所。有一次，一位朋友碰见他，十分吃惊地问：
“老弟，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不幸？”
“不是家里发生了不幸，是国家发生了不幸。果戈理死了，你知道吗？沙皇死了一个，还可以再换上一个，可是果戈理还能再出现一个吗？”
屠格涅夫在各种场合，强烈谴责上流社会丑类们的冷漠和下层人们的麻木。为了阐明这一损失的社会意义，他满含热泪，奋笔疾书，写出悼文——《彼得堡的来信》。
屠格涅夫把它寄往《彼得堡新闻》杂志社，好多天过去了，却毫无音信。原来沙皇政府的书刊审查委员会禁止发表屠格涅夫的文章。他们认为，文中称“果戈理是一个伟大人物”，是非常不妥当的。
一天，屠格涅夫在大街上碰到那家杂志的发行人，便问他这是为什么。
发行人用比喻的口气说：“老弟，看不出来吗？现在是什么气候？嗯！最好连想都不要再去想了……”
“你可知道，那篇文章是无可指责的。”
“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根本就不准提果戈理的名字！”发行人瞪了屠格涅夫一眼，悻悻地走了。
为使悼文见之于报端，屠格涅夫写信给莫斯科的朋友瓦·彼·鲍特金和叶·米·费奥克季斯托夫（后者曾担任出版总署署长），问他们是否可以不署名，以彼得堡来信的形式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
由于鲍特金和费奥克季斯托夫的努力，屠格涅夫悼念果戈理的文章终于刊登在3月13日第32期的《莫斯科新闻》上。
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一个专门迫害进步政治活动家的机构——沙皇政府第三厅立刻派人追查。他们发现写这篇文章的原来就是屠格涅夫。第三厅厅长列·瓦杜别利特立即上书沙皇，提议应严厉训斥屠格涅夫这个“火暴的、不易制服的人”。
宪兵司令阿·费·奥尔洛夫则建议布置秘密警察监视屠格涅夫。
沙皇认为，以上的处置都不够严厉。他在奥尔洛夫的报告上批示：
“吾意此处过宽，为治其公然违抗禁令之罪，应予拘留1个月，然后遣返原籍，予以监视！”
大祸终于临头了。1852年4月16日，屠格涅夫被沙皇政府逮捕，关进了拘留所。
沙皇政府之所以对屠格涅夫进行如此严厉的惩治，除了因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外，还在于屠格涅夫以往曾发表过一些抨击统治阶层的着作，他早已成为沙皇政府的眼中钉。以往，曾有不少富农和政府官员上书沙皇，要求惩处这个“散布危险言论”的“危险文人”。这次，他正好被抓住了把柄。正如屠格涅夫所说：
“他们是想禁止由于果戈理之死引起的一切言论，同时也禁止我的一切文学活动……使我不再具有危害性”。
屠格涅夫被拘留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彼得堡。开初几天，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和熟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他。警察分局的门前，常常停满了马车。屠格涅夫对所有前来探望他的人们说道：
“我为什么会被拘留？就是因为我发表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果戈理的死并没有引起沙皇的震动，而我写了一篇文章。他们竟这样惊慌失措，这多么可笑啊！”
警察局长为此十分恼火，下令停止探视。1852年5月中旬，也就是屠格涅夫被监禁了一个月之后，他被流放到奥廖尔省斯巴斯科耶的农村。
屠格涅夫沿着不久前刚刚建成的一条铁路，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他衣服又脏又破，皮鞋裂开了口子，脚指头被鹅卵石磨破。他消瘦多了，几次想停下来休息休息再走，但是警察局长有令，在前往奥廖尔省的途中，一刻也不许停留。夜晚，他抱一抱干草，和衣躺在草堆中睡觉。冻醒了，他爬起来，跑上一段路，暖和暖和。经过一段艰苦的徒步跋涉，6月初，他终于到达奥廖尔省的斯巴斯科耶。
一个荒凉的农家小院，有几处围墙已倒塌，院中长满半人高的蒿草，一株干枯的老树，光秃秃的，在寒风中“嗡嗡”作响。屠格涅夫走进小院，几只躲在屋檐下的小鸟“扑扑棱棱”地飞了出来，灰尘落了他一身一脸。
如果一个人原先家境贫穷，对这样荒芜凄凉的地方也许不会觉得怎样。而屠格涅夫出生在一个世袭的贵族之家。这个家庭地位显赫，气派非凡，拥有四十多间房屋、十多座村庄和五千多名家奴。屠格涅夫从小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现在流落到如此境地，他连想也不曾想到过。
屠格涅夫生性刚毅，没有因为这种艰苦的环境而有所消沉。他想起了一位哲学家所说过的一段话：
“假如生活缺少了苦难，那么生命就要枯萎，人生便觉得乏味。没有苦难，就会败坏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义。只有苦难才能勃发人的生机，磨炼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欢欣和快乐。人正是在同苦难的抗争中才唤起了英雄的气概，才可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屠格涅夫认为这次被流放，虽然离开了豪华的大城市，但这是命运给自己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他后来回忆说：
“在那里，我得以从迄今不太熟悉的角度去观察俄罗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