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经秘语
我居于官场之久，向来行事秉性“卒（猝）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何况此有益无损之妄言！
——引自曾国藩《权经》之四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认为凡事要“不偏不倚，过犹及。”曾国藩做人行事也不元不认中庸之道为思想主导，无论领导打仗还是整顿地方都是如此，但是恰恰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和言行竟然完全割裂。
事物的发展是客观变化的，应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因此，曾国藩的主张是，一切以“时势”为根据，凡一切于大局无益之法都可抛掉。这便是曾公所讲的“法无定法，无法即法”。
■权经一：大局之重
——所谓大局，也就是指事物的主要方向，曾国藩认为做事应以大局为重，对于一切无利于大局之事，皆可抛掉。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揉权实战：“坐井”更要“观天”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倚为干城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曾国藩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逐日记录了从闰三月二十六日到四月十人日二十三天间的境况，其中几天很重要：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接左季高信，专人去英山迎接。
四月初四日中饭后，与季高畅谈。傍夕，与李高、次青畅谈。夜，又与季高久谈。季高言：“凡人贵从吃苦中来。”又言：“收积银钱货物，因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多见道之语。
初五日早饭后，与季高畅谈。中饭后，再与季高畅谈。傍夕，与（李）少葵（鸿章）、次青畅谈。是日接奉寄谕：“国金陵大营溃败，派都兴阿带五千人至江北，防贼北窜。”固与季高商谈大局，图所以补救之法。
初八日早饭后，与季高畅谈。中饭后，与李高畅谈。傍夕，与季、次、子白诸人谈。灯下接奉寄谕，令余会同（杨）厚庵（岳斌）进攻芜湖，直抵宁国。并谕询：左季高是否仍办湖南团练，抑在余处帮办一切。
初十日早饭后，与季高畅谈。未刻，与季高、次青久谈。胡宫保（林翼）自英山来宿松。将往罗（遵规宅会众，未刻到，畅谈至二更。
十六日早饭后，与胡中丞、左季高熟商一切。傍夕，与胡、左诸公谈江南事。
十七日早饭后，与胡润帅、左季高畅谈。申刻，与胡润帅畅谈至二更。季高、次青诸公同在坐。季高言及姚石甫晚年颓唐之状，谓：“人老精力日衰，以不出而任事为妙。”闻之悚然汗下，盖分精力已衰也。
此次会议，关系甚大。事后，曾国藩与书其弟国潢曰：“左季高在余营二十余日，昨已归去。渠尚肯顾大局。”又与书沈葆桢曰：“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与国奎及次青、筱空（李瀚章）少荃诸人畅谈累日，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几挽回于万一。”时胡林翼在宿松亦有书致焘侵曰：“季公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霖哥清恙，日索于心，三五日后，由水程返湘矣。”所谓“天心大转”，即指清廷以左宗棠出处咨询曾国藩之旨；所谓“霖哥”，则指宗棠长子孝威。左孝威时为其父之案，忧急致病甚危，故左宗棠亦急于回家探视。
宿松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湘军核心人物曾国藩的出处（位置）以及湘军如何应对这场突然的变故，尽快取代正规军成为朝廷的干城之具。据四月十六日胡林翼在宿松致函郭昆焘，曾透露出他们商谈的大旨，此一文献，极为重要：
金陵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不保。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不堪思议。近日奏请涤丈（曾国藩字涤生）办皖南者二人，均可不问。都中稍顾大局者，必力请办吴越军事。如果握兵符督符，则非林翼等所能挽留。皖北之局，又苦兵少，仍当速行筹募以益之。季丈（左宗棠字季高）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
十七日胡林翼又致书彭玉婉说：
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是地方之符乃可者，非此则必不可去也。
次日胡林翼复致函李续宣，并以此函附后，以足见此次宿松之会的重要性、曾国藩署任江督的上谕系四月十九日所下，宿松之会则结束于十九日（十八日左氏赋归，二十日胡氏离宿），故在江南大营演后，朝旨决定之前，湘军将帅之志在吴越，欲取代江南防务，取代两江总督，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至于曾国藩本人，于防地之争，表现得尤为敏感，观其四月十六日致彭玉麟信，可知其对张芾之不怿达于极点：
萧辅臣（萧翰庆字辅臣）定计由池州出江，后忽变计往援苏常，筱浦（张芾字筱浦）又揆韦（韦志俊）处一营留徽，皆出意料之外，想辅臣不愿援苏，或徽员有以参劾之言恐吓之者，遂惧而东行耶？此时苏常大乱，何、和皆已退至浒关，杭嘉大震。辅臣去后，无人维持，饷项无着，戏可悯也。小浦近日举动，殊为可骇。顷又奏请鄙人办皖军务，而渠自往苏浙，尤为难测。
曾国藩此时，兵力单薄，羽翼未丰，安庆桐城之围已占去全军的大半，而且朝命未定，实不肯滥作牺牲，为他人作嫁。随后又于十九日再函彭玉麟，授以方略：
池州不知能攻克否，如城坚守固，则令韦部迅出江滨，择要驻扎，不可再令入徽，隶张小浦麾下，反复簸弄，七颠八例也。如徽州有私缄公牍，直可付之不理，敝部各营，进扎关内，与水师相依为命，断无舍此他适之理。如朝帝饬援苏常，自当据实复陈。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真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稗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今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符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
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部。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大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枚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讠斤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揉权实战：把局面拉扯大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许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认为建立基业的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易》说：‘宽以待之’，说的就是宏大。”
规模要宏大，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任何一个团体在发展中都会遇到“自立门户”，从团体中剥离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没有成气候时，如果不能正确确立内部分配机制，优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门户。如果属于一般人员“出走”，当然不会对事业乃至团体构成危害，但如果属于决策层、核心层，其隐患就不能掉以轻心。
在曾国藩移驻衡阳前编练湘军的时候，王鑫本来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一名将领，一直准备要重用他。但王鑫在曾国藩将营地搬到衡阳后，他曾受命回湘乡募勇。王鑫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为之侧目，又将勇丁多招至3000人。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鑫带着这3000勇丁到长沙，竟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往密切，并渐渐流露出自成一军、不再听曾国藩指挥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