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分析以上四条选将要求，我们可知，曾国藩反复强调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的品质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属于思想品德范畴，作为封建社会末代的道学家，曾国藩主张“才生于情”，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乃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才能的优劣都要以此为前提。例如他曾明白无误地说过，“智”可以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生焉”。这种思想具体落实到选将要求上，就是“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阙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因此，以上四条具体的选将要求，归结起来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即选拔那些能自觉遵奉封建纲常伦理，忠于封建君主为基本原则的“忠义血性之士”，以他们为湘军的基本骨干，从根本上保证这支反动军队的阶级性质。
湘军的数百名将领，都是按上述标准选拔出来的。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罗尔纲光生在《湘军兵志》中考证，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价。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前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十五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同时，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车水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在战争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曾国藩在选将制度上的改革，使清朝旧制中绿营军将领的腐败无能、贪生怕死、败不相救等现象得以改变，从而培养出一个批较有实力，能证论战的湘军将领。
湘军将领以中青年为主，精力弃沛而强悍，具备坚忍耐劳的条件。
湘军在组建之后用了几年的时间，逐步建立了从选将、培养到使用的一整套选将的制度，使湘军将领的素质和能力比绿营有明显提高。
曾国藩长于用人。
湘军的用人原则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德”放在首位。曾国藩对将领的选用，首先注重其是否具有“忠义血性”，其次才是“娴熟韬钤之秘”。曾国藩认为：“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可见他对“德”的偏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才，皆以孙子的“智信仁勇严”为衡，把将领的才智放在首位。曾国藩一反古法，把对封建王朝的忠诚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湘军的封建性异常突出，其残暴性也超乎寻常。
第二，不拘资格，不限出身。曾国藩提出，“人才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责人奴，拜相封候，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在湘军中出身低微而至高级将领的大有人在。
湘军用人，不拘资格，不限出身，但主要以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一书中已作过考证。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低下，亟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起义的威胁下，必能为清王朝卖命。同时，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于深受理学熏陶，知书懂兵法，既肯冲锋陷阵，又善于总结实战经验。曾国藩打破了清朝文武殊途的用将模式，以文人为将领兵打仗，收到了特殊的效果。
第三，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湘军选将的方法是“广收”，而“广收”的原则是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曾国藩认为：“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暇而弃有用之材”。实际上，湘军中将才虽众，但并无“全才”。被誉为“儒将之雄”的李续宾，“智谋”不及其弟李续宜；悍将鲍超，虽“英鸷无匹”，但“目不识丁”。
“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从另一角度看是用人是否得当的问题。曾国藩强调，人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
一是要适时地选用将才：二是要置将才于适当的地方和部门，适时适地地用其所长，发挥才能。
第四，严格考察，不讲情面。考察的内容主要是道德、品行、作风、思想、能力诸方面。
就道德而论，查其是否恪守封建道德。从品行上讲，验其是否“有操守而无官气”，“朴实廉介”。从作风上说，考其是否能“耐劳苦”，能与部将相亲近。语言上，查其是否有口才，“有条理而少大言”。从能力上讲，湘军衔将的标准是以杀“贼”多寡、征战的胜负，来区分能力的高下。胡林翼提出：“武可杀贼”为武将考察的最主要的标准。他强调：“将不能战者杀之不足惜，汰之惟恐不速”。在实战当中，凡溃散之营，规定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湘军岳州、靖港、湘潭战后进行整顿，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因作战不利，亦被裁撤。曾国葆为此居家而羞于见人。可见湘军对将领的考察是较为严格的。
曾国藩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样，不善将兵，但善将将。《湘军志·营制篇》称，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打的几次败仗，差不多都是曾国藩自己亲自指挥的。
对于将将，曾国藩有许多论述。在给郭筠仙的一封信中认为，能否知人晓事是能否成功地将将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为职”。“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对此，蔡鄂曾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评论说：此“论至为正当”，“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流。
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不能办事。”“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它，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还认为，将将不仅要求知人晓事，还需对将领以诚相待。这样才能实现对将领们的真正的领导指挥。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给李宫保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保人官阶，而在成人之美。”在致李筱泉的信中云：“仆于各将领，以保持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在致左宗棠的一封信中，指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
驭将难，驭难驭之将更难。李世忠原系土匪，此人暴戾险诈，后投奔湘军，在曾国藩胞弟曾国荃麾下作战。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阐述了驾驭李世忠这样的将领的方法，其见解甚精彩。他说：“李世忠穷困如此、既呼吁于弟处，当有以应之。……此辈暴戾险诈，最难训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伏奖宠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谈，往还宜稀，书院宜能，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二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这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名也利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不无可相处之悍将矣。”
○用权实战：“读”好孔子的教材
曾国藩首先提出治兵的理论说：
带勇之法，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貂之邦行矣，何保勇之不可治哉？
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路。
曾国藩就募兵求将时，他所要求的兵是：
募格须择技艺烂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他在上皇帝奏疏中也曾说过：
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所以曾国藩在初募湘军时，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晤、晤”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
选兵如此，曾国藩对于带兵官的选择，自然是更加慎重了。他选将的标准有四：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
另方面，曾国藩还有一个选将标准，就是不用喜欢爱说话的人。他说：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湘军历来不喜善说话之将。
在训练上，曾国藩逐日训练，阵法技击，无不演习。至少操练两个月。凡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都陆续淘汰。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
“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开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奇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训导队伍这种精神训练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
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刂，而后可以言战也。
只有精神还不够，还要有物质的条件，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思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
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偏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者耶？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这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问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的“精诚感召”与“正确领导”。后人推崇他军事学方面的修养，亦即是由此而来的。
■权经四：用兵之道
——曾国藩对于练兵，带兵，本应是个大外行，但经首研书、修炼的一套“明理”工夫，竟把军队锻炼得出入神雾，实在让人佩服。
曾国藩在所著的《劝训练以御寇》中写到：
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用权实战：先抓贼，再救人
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十分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此一思想运用于治军上，则可理解为，重视“操练”就是“破山中之贼”的功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功夫。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于训练必须下苦功夫。如何训教，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官兵与兵民。在官兵方面，他强调以义理来带兵。他指出：“带勇之法，用思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并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大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礼，伊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此二者，虽蛮貂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以父兄般对待教导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余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效果。
曾国藩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今并委前米，听我教语。每决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国魏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处，而稍变武弁漫天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以对抗太平军。曾国藩帝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他创作了一首《爱民歌》，歌词是：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破墙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莫进城中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嚎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