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人世间能做到如同李白一样豁达的，究竟能有几人！
同是伤别离，韦应物却和李白有着不一样的愁绪。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诗人韦应物得到了一次升迁的机会。这年冬初，他乘船离开长安，到滁州任职刺史之位。在洛阳巩县处，由洛水驶入黄河。大凡怀着一腔才情从政的人，多半是不得志的。在这一点上说，韦应物不算是个例外。因而，面对初冬时节的黄河水，他不禁也愁上心结，写下了一首题为《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的诗寄送给了老朋友。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
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
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
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读罢此诗，心中不禁又是一份冰凉。
韦应物本是长安人士，年少有为的他15岁就以三卫郎的身份站在了唐玄宗的身侧，可随意出入宫闱而无人加以阻止。三卫即亲卫、勋卫、翊卫三支禁卫军，负责宫廷禁卫之事，其实就是皇帝的扈从仪仗队，在其中服役的少年卫士便是三卫郎。皇帝出游、狩猎，他们衣甲鲜明、旗帜招展地前呼后拥着随行，场面好不威风。
此时的韦应物，完全是一副狗仗人势的气派。豪放不羁、胡作非为，能够被人想到的所有憎恨之词放到他的身上丝毫都不为过。然而，自己种下的祸根终归还是要自己尝的。安史之乱后，玄宗仓皇地逃亡蜀地，曾经为皇帝鸣锣开道的韦应物也彻底失去了庇佑。
本瞧不起书堂中文弱书生的韦应物至此才开始明了读书明智的重要，虽然已过了廿岁，但韦应物也算是个有高远理想的人，既然立志读书，就要少食寡欲，且常常“焚香扫地而坐”，到头来，也终算是修得了一份才情。
唐代宗广德至唐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鄂县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贞元七年退职，世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在将近三十年的从政期间，韦应物一改之前做武将时的嚣张跋扈，一百八十度的变脸让自己转身成为一位儒雅的文臣。不管是做京官还是做地方官，简政爱民的韦应物着实给自己落下不少好名声。且他自己还要时时反躬自责，以求能够做到扪心无愧。
但在人生的末年，韦应物从苏州刺史的位置上卸任后，再也没有得到其他任职。生活给韦应物开了一个大玩笑，从此之后，这位弃武从文的官员再没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最后竟然沦落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无奈之下，他只得寄居在苏州无定寺，于五旬过半时客死异乡。
撇开悲怆的宿命论不谈，诗人此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驶进了黄河流域。秋末初冬的季节，到处都是一片肃杀。茫茫黄河水与天际相接，依稀可以辨出形状的树木在越来越重的寒气中早就没有了生气。甚至连落日留在河水中的倒影，都因着骤降的温度而颤抖起来，忽明忽暗，闪烁不定。
数年前，在安史之乱的逃亡中，使韦应物也曾历经相似的景象。其时，不论走到何处总是能够看到几处孤零的村庄闲散在水边。闲情逸致是要和人的心境相连的，那时候韦应物眼中的世界只有箫败。往事不堪回首，再被应情的景色稍稍触动一下，不禁泪沾衣襟。
谁还能理解自己呢，或许友人此刻正在府邸中酒肉笙歌，但韦应物却按捺不住心中强烈的诉说欲念。北风劲吹，人雁南飞，独在异乡，知己几何？
于是，他说：“《庄子·列御寇》中曾经提到：‘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很难说，这句话不是韦应物做的一场白日梦。同是在水面上，纵然向往神仙境界，自己也永无法做到“虚而遨游”。但此时他却感慨起身世来，自己既不是巧者更不是智者，惟独所能做到的便是无求无为，或许只有这样才可以无忧无虑。就像是漂流在河面上的船一样，随波逐流，去向哪里都不是由自己决定，而自己也无需多去操心了。即便拉回到现实中，到滁州为官也仅仅只是圣上的意思，自己一介臣子，听从圣命就足够了，想得太多只会让自己苦恼更多。
这样的感伤，纵然同僚不理解，韦应物也已经把其种在了自己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只是时间问题。
世人都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但其同样可以毁掉一切。
此后，朝廷状况如同江河日下，韦应物也更是散了心中入世的念想。面对“欲渡黄河冰塞川”的困境，李白或许会长风破浪，但韦应物最终选择了听之任之，恰似不系之舟，漂到何处，何处即为家。
茫茫前路无知己，人人识君又如何！
偏偏对面不识君
唐代的时候，黄河是一条从外域流进中华大地的河流。从上游一直往下走，最让人叫绝也最让人感到遗恨万千的便是黄土高原。这里塑就了惊艳世俗的飞天，这里也生养了米脂的婆姨绥德汉，这里更创造着见面流泪却难过沟壑把手牵的尴尬。
以当今的视角来看，长安城也站在了黄土高原的边缘上。只是在那个繁华浸染的朝代中，黄土高原远没有今天这么千疮百孔。虽说秦汉时期的移民对这里进行了农耕火种的开发，但直到明清时期，此地的泥沙才因人们自我欲望的膨胀而开始滚滚日下，也才更成就了黄河的“美称”。
但在当时，人们喜欢提起的事情更多的是一些具有西部粗粝色彩的浪漫，而那条旷世的丝绸之路便是借此道通往了遥远的西域。
诗人李贺也曾涉足这里，虽只是和黄土高原有着一个简单的邂逅，却也难以避免会因此而迸撞出一朵金戈铁马般的火花。李贺落脚的城市在云州，也就是山西大同，古时亦被称之为“云中”。云州是边塞，此正是李贺于此地写下《平城下》一诗的缘由所在。
平城，乃是诗人用的秦代的古称，即山西大同市大同县。很显然，这首诗是一首边塞诗。在战场上打仗的人，他们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死亡，甚至早就不愿意相信儿女情长。在国仇家恨面前，男女私情也因此显得微不足道。尽管很少写边塞诗，诗鬼李贺也破例在此诗中写到：
饥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
别剑无玉花，海风断鬓发。
塞长连白空，遥见汉旗红。
青帐吹短笛，烟雾湿画龙。
日晚在城上，依稀望城下。
风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马。
借问筑城吏，去关几千里？
惟愁裹尸归，不惜倒戈死！
写古的诗，其实从来都是写今的。只是现实有太多的不可说，文人们才转而把志向投到了历史、演义、鬼怪之谈中。李贺此举，目的也是昭昭然。
上天总是舍不得人世间多出几个才华横溢的人，于是在李贺刚刚27岁时，就收走了他的游魂。说起李贺的成名，其和大文学家韩愈之间还有着一段师徒之情。
当年的李贺只有18岁，正是迎来人生一片辉煌的好年代，李贺从昌谷来到了洛阳。他拿着自己作就的一首《雁门太守行》前去拜访韩愈，诗中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韩愈爱李贺的才，更爱李贺的胆识，这次相会便从此被传为一段佳话。
两年后，韩愈改任官员外郎，到洛阳巡视的时候，又曾亲自去拜访了一回李贺。两人的师徒之情自此结下。
在隋唐之前，在还没有科举考试的年代，古来圣贤走上仕途的道路不外乎两种：一是以退为进，故意归隐从而引得达官显赫的注意；二是此人着实因着为人和才情而闻名乡里，或举孝廉，或自荐门客，或因与某位有财有势却又想用文人武将来装点门面的人结交。可科举制度改变了这一切，然而李贺显然不想走考取功名的老路，韩愈虽是爱才，却也只能是鞭长莫及，给予他的帮助也是有限。
元和六年，李贺在长安城任职太常寺奉礼郎，这本就是个主管祭祀礼仪的九品小官，李贺自然很不满意。他自嘲说，自己本就是个“奉箕帚的臣妾”，于是不到三年，他便愤懑地离开了长安。
其实李贺的身世很是悲惨。幼年丧父，家境穷困，为了维持生计，他的弟弟不得不弃学而外出谋生。李贺在回乡时意图投奔友人张彻，刚刚升任为昭义节度使幕府的张彻是韩愈的侄婿。本以为借着这层关系，自己的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下来，可没想到，他仅仅只是在此寄宿了三年，终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不得已，李贺还是回到了老家。时隔不久，连而立之年都还没有到的诗人，竟然魂去西天了。
这首《平城下》，便是李贺要去投奔张彻时做下的。李贺写的最少的就是边塞诗，可这首诗却写出了别一般的韵味。论起边塞诗，李贺生前有不少前辈值得学习，早在盛唐时期边塞诗的成就已达到了顶峰。到了李贺生就的中唐时期，边塞诗虽不及之前的盛况，但亦有李益、卢纶等人依旧乐于此道。只是此时的唐朝，国力衰微，再好的边塞诗，其中也透露着令人扼腕的颓亡气息。
甚至到了李贺的诗中，那幽幽的悲凉之情已经被他唱成了满是愤怨的绝歌。“惟愁裹尸归，不惜倒戈死”，此种越是看似经由戍守边关士兵口中说出的客观之语，就越是充满了锈迹斑斑的心血。
整首诗都在通过戍守边疆士兵的角度诉说：
纵然忍饥挨饿守在平城，好在还有天边明月作伴，只是这轮明月千百年来都没有走近过。不远不近、不离亦不弃，让人亲近不得，更舍不得疏远。说罢孤独，却依旧留有一地清冷。于是，回头想想自己从军的经历，也别有一番苦甜，甚至连离家时拿在手中的剑都已经被鲜血浸染上锈迹。风从远方吹来，断了的是两鬓之发，更是心中仅存有的念想。
这样的日子没有以后，更不用去想以后。人一旦想多了，终会遇到自己承受不起的难题。
视线所及，长城连着长城，一直连接到天尽头。唯一的色彩便是那迎风招展的红旗，点缀了幽怨的短笛声的同时，更落寞了本就荒无一物的内心。这样的夜晚，也总是能够引起悸动的。或许他已经历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但从没有两个相同的夜色会让自己产生相同的心境。城外的枯草迎风低头，城中的瘦马孤单嘶鸣，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冲击。甚至连逃亡家去的念头都已经在心底徘徊了数遍。
终于，他鼓起了勇气，尝试着问筑城的兵吏，此地到函谷关有多远的路程。这么一条没由来的发问，更暴露了真正颤抖着的是他害怕被发现自己意欲逃走的心。如果三天两夜可以到家，说不定他真的就会找个时机从军队中消失，可是满是期待的心换来的答案却是千里之遥。
只愁会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归；与其这样，还不如倒戈作乱而死。最后的转变真正是被逼无路才有的念想。马革裹尸，是必死无疑；倘若倒戈一拼，说不定还有生的希望。
最后的这句独白，已经注定了王朝逐渐走向灭亡的命运。李贺写出的总是士卒不敢言说的心声，但何尝又不是他对自我命运的一份嘲弄？
李贺之后，曾有一位生在天府之国的诗人雍陶在第一次来到塞北的时候写下一首《渡桑干河》。雍陶和李贺有着相似的身世，他少时家庭贫困，后又遭遇了蜀中战乱，一番颠沛流离后，于太和八年，大难不死的雍陶高中进士，自此开始略有名气。
雍陶的七言绝句写道：
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
今朝忽渡桑干水，不似身来似梦来。
桑干河是海河的一条支流，其也曾流经过大同市，最终进入河北地界。但雍陶显然没有李贺一般幽怨。此时的他只是在说，我这个生长在南方的人怎么会熟悉塞北高原的风土人情，每年都会见到从南飞回北的大雁，今天自己竟然也来到了桑干河，真的恍然若梦。
其实，雍陶真正只说对了一点。人生若梦，不管是浮华还是悲怆，都不过是大梦一场。大梦谁先觉，人人均自知。
以做洞庭诗闻名，号称“许洞庭”的许棠也曾作诗一首，对云州地区的景象大加斥责了一番。当时，许棠的一位友人要前往雁门关，满腹才情的许棠不禁作《送友人北游》一首以做离别之叙：
北出阴关去，何人肯待君。
无青山拥晋，半浊水通汾。
雁塞虽多雁，云州却少云。
兹游殊不恶，莫恨暂离群。
单看此诗，读者从中体会到的似是友人之间的难舍难离，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魄。诗中写到：雁门关确实有许多大雁从此飞过，但云州的云却是徒有虚名。朋友你这次离去只管好好玩乐，就无需记挂着自己是否孤单。毕竟，在此地，还有诗人这位知心人永远都会送上祝福。
读罢，让人不禁对许棠的多情而感动。其实这一切都是骗人的，许棠纵然作文有法，但却性格孤僻，少与人合得来。且他生性是一个重名利之人，诗中表达的的感情有几分是真，或许早就不需要后世人去分辨了。
文如其人，纵使许棠在名利场、在诗词坊均有很高的造诣，可其已经在底限上输给了靠着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雍陶，更不用提那仅用一句诗就能预言大唐覆灭的诗鬼李贺了。
年年唯见雁飞回，只是人世间还能再得几个满腹才情的遗珠啊！
落了一场繁华
要怪的话，只能怪杜甫生不逢时。
倘若在盛世，他即便做不成另一个李太白，亦可以凭着一腔才情混到一官半职，日子也不会过得如此落魄。可上天总是喜欢给人间开玩笑，一场红颜祸水，竟然改变了整个大唐的命运，杜甫只是盛世下的一个棋子，自己又哪里能够左右得了人生走向。
唐代宗广德元年，这一年杜甫已经52岁，年过半百。古人说，人到了五十就要一心一意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可逆天行。知天命的年纪，恰似是一副难以扛起的重担一样压在了他的心头。这样的年纪，甚至连孙儿都已经略通人事，更何况杜工部自己呢！
前一年的冬天，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一举收复了洛阳和郑、汴二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严格意义上来讲，杜甫是个好人。尽管茅屋被秋风所破，他也从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抱怨社会的不公。此时，杜甫正流落在梓州一带，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逆境中听到了这则好消息，他喜出望外，于是奋笔疾书，写下了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一听说唐军打了胜仗，他自己早已经激动得涕泗横流。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回头一看自己的妻儿，他们也因为这样的好事而一扫愁容。很难说这不是杜甫的个人臆想，在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的年代中，她们哪里管得上家国大事，恐怕也只是看着夫君痛快，自己心里也多了几分高兴。在丈夫的眼中，妻子和孩子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因而自己有了高兴之事，一定要和家人分享；可女人眼中，丈夫便是自己的全部，他的喜怒哀乐便是儿女为之动容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