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发表后，震动很大，肖洛霍夫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他立即赶到罗斯托夫，到边区委员会出版局和北高加索无产阶级协会，要求组织调查委员会，澄清事实，并谴责普罗柯菲耶夫。肖洛霍夫除要求组织出面调查外，自己于一九二九年在第10期的罗斯托夫杂志《高潮》上发表声明。肖洛霍夫的声明发表一个月以后，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书记处在一九二九年第11期《高潮》杂志上，发表了正式通告，题为《反对诽谤无产阶级作家》。
尽管如此，这种指控还是使肖洛霍夫很苦恼，我们从他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写给自己的朋友阿·布赛金的信中可以看到肖洛霍夫当时恶劣的心境，他说：
“我这一年是特大丰收的一年——春天没有来得及摆脱剽窃的罪责，那个谣言的闹声还没有平息下来，而目前却又来了另一个谣言……
我讨厌这种生活，讨厌极了。我决定：假如还有哪个坏蛋掀起运动反对我，并且带着这种卑鄙的腔调，我就在报刊上发表声明：把你们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摆出来，给你们两个月的时间。我等上两个月，以后再开始工作。否则你刚拿起笔，‘魔鬼’就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拷问你：‘你不是白卫军官吗？不是老太婆代你写的小说吗？你帮助富农吗？你忠于右倾吗？’结果，甚至会把像我一样的十分有教养的人，变成张口就骂娘的家伙和粗鲁汉，并且还会迫使他得上忧郁病。”
这种“魔鬼的拷问”，严重地影响了肖洛霍夫的情绪和创作，给他带来极大的苦闷和压抑。然而肖洛霍夫并未屈服，而是积极地展开了斗争，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他在处理完这件事之后，向维约申斯克党支部申请加入联共（布）党，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按照生活的鲜明足迹
在肖洛霍夫的人生道路上，一九三○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联共（布）党接受了肖洛霍夫的入党申请，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同年，高尔基还邀请肖洛霍夫去他那里作客。当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索伦托养病，他很想亲自认识一下肖洛霍夫。高尔基的邀请是通过党中央转达的。肖洛霍夫接到邀请后非常高兴，他急忙赶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大林接见了肖洛霍夫，同他进行了谈话，特别谈到了党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这次斯大林的接见和谈话，使肖洛霍夫得到很多启示，唤起了他要实现新的创作构思的激情。他决心暂时放下《静静的顿河》的写作，他要写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的长篇小说。
肖洛霍夫带着这种高昂的情绪，在他的老朋友瓦西里·库达朔夫的陪同下，于一九三○年秋出国去会见高尔基。他们途经柏林，需要在那里等候意大利的入境签证。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迟迟不给肖洛霍夫签证。他在柏林等候了三个星期，他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缓慢，很想念祖国，渴望投入顿河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去，急切地想实现自己新的创作计划。于是决定放弃去意大利的机会，迅速启程回国了。
肖洛霍夫匆匆地回到了顿河，立即投身于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经常和维约申斯克区委的同志一起到各个农庄去。有时早上讨论一下，当天做什么，到哪个农庄去，到哪个生产队去，然后马上行动。赶到那里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农庄的工作，甚至有时就宿在农庄或生产队里。肖洛霍夫还经常参加集体农庄的收割工作、交公粮工作等等。他热情高，不怕困难，喜爱这种沸腾的生活。他像一团海绵一样竭力吸收着生活中的滋养，他把他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东西牢牢地记在心上，他将要把这一切，经过反复咀嚼，最后融会在自己未来的书中。他说：“善于艺术地反映这种生活的作家的书，是可以帮助建设共产主义的。应该让全国都知道党在农村的工作，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肖洛霍夫不仅在田间劳动中，在集体农庄的会议上和人们交往，他还经常去哥萨克家访问、作客，哥萨克们也到他家里来。肖洛霍夫的院子里经常挤满了人，作家坐在台阶上和大家交谈。
肖洛霍夫生活在人们中间，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这些素材如何运用呢？如何扬弃和升华呢？他需要许多时间进行思考。
肖洛霍夫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很喜欢打猎。在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期间，他也常常出去打猎。有时一大早背上猎枪出发，长时间在野外或林中漫步徘徊，不断思索，反复琢磨，不知错过多少开枪射击野禽的好机会。回到家已经中午了，他钻进书房，一直写作到很晚。
肖洛霍夫很快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部，迅速地反映了一九三○年顿河地区开始的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后来他曾经回忆说：“一九三○年，当发生在农村的、使农村彻底翻了身的那些事件——消灭富农阶级、全盘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等，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按照生活的鲜明足迹写了《被开垦的处女地》。”
的确，书中充满了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时代气息，令人强烈地感觉到一九三○年的顿河集体化时期的生活。同时，书中也反映了一九三○年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的“左”的偏差。
正由于这部书描写了党在集体化运动中的某些政策上的偏差，所以《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不同意发表这部作品。
肖洛霍夫后来证实说，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作品才得以在《新世界》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九月号上发表。
“我不加渲染地描写了暴动前的严酷现实”
肖洛霍夫在发表《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同年，在《十月》杂志一至十月号上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这一部的发表经过了许多周折。
早在一九二八年肖洛霍夫就着手撰写《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三月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第三部的前十二章。一九三○ 年秋肖洛霍夫最终完成了第三部。第三部包括一九一八年四月末到一九一九年五月末十三个月期间的顿河国内战争事件。故事中心是叙述一九一九年春红军后方顿河上游的哥萨克暴动。这次暴动为肖洛霍夫亲眼所见，那时他十四岁，印象极为深刻。当然十四岁的少年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是有限的。肖洛霍夫写作第三部时，不得不深入到参加暴动的哥萨克中间去搜集素材。暴动的参加者们多半不识字，他们谈了许多亲身经历的、有价值的情况。肖洛霍夫还到莫斯科和罗斯托夫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大量原始资料，他对暴动的原因、时间、地区、规模都做了缜密的调查研究。
第三部第十二章以后的稿子送到《十月》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审阅后，不同意肖洛霍夫关于一九一九年春哥萨克暴动的艺术构思，认为作者为哥萨克暴动进行辩护。法捷耶夫亲自写信给肖洛霍夫，要求他对第三部的许多地方进行修改。
当时审稿子的共十人，七个人属于编辑部，另三个人不属于编辑部，其中一人，据后来苏联评论家康·普里玛博士说，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部一位要人，他自认为相当了解文学，他同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过从甚密。他当面对肖洛霍夫说：“您的《静静的顿河》对白军说来会比我们更感到亲切！”肖洛霍夫当时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您错了！我在《静静的顿河》里写的是维约申斯克暴动的真实情况。这里——特别复杂。但我的立场是无畏的！”
这十个审稿人要求作者删去十个不同意的地方，如果都照办的话，那么就要删去整个第三部的四分之三。肖洛霍夫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编辑部的看法。
一九三○年五月，肖洛霍夫深入读者中间听取关于第三部的意见。五月底，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罗斯托夫组织文学晚会，会上肖洛霍夫朗读了第三部的一些章节，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柯晒沃依俘虏彼得罗·麦列霍夫后枪毙他的情节。读后，听众热烈发表意见。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都喜欢《静静的顿河》呢？肖洛霍夫说：“我从读者来信中已经了解到这一点，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努力寻找产生的根源。”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静静的顿河》中没有一条明确的否定的线索，这是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他说：“我清楚这一点，并努力同渗透到我身上的和平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斗争。”与会者还提出，书中描写的是“白军对红军的斗争，而不是红军对白军的斗争。”肖洛霍夫说，“的确是这样”。但是他不认为这是本书的缺点，而只是写作中发生的一种困难。还有一个困难是从来没有人写过维约申斯克暴动，因此完全可能有忽略的地方。他表示，他本人也不满意第三部的最后的部分，想要修改它。
肖洛霍夫虽然认为要做些修改，但在总的方面他却认为，他毫不粉饰地描写了一九一九年哥萨克暴动的实际情况。
肖洛霍夫为争取第三部早日发表，打电报给法捷耶夫，请法捷耶夫把第三部的打印稿转给高尔基审阅。
高尔基很快读完了第三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写信给法捷耶夫说：“《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我看，它比第二部更有意义，比第二部写得好……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他可以造就成为很优秀的苏联作家。”同时，高尔基在信中也指出作者写作上的缺点：“作者有时不能将自己的立场同书中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分开。”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肖洛霍夫写信给高尔基，希望得到高尔基的支持。肖洛霍夫在信中叙述了哥萨克暴动的原因，他说：“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这种情况被在顿河地区的邓尼金的特使所利用，他们将不同时间的零散的小型暴乱事件变成为涉及所有人的有组织的行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前实际上曾经是顿河苏维埃政权的支柱的外地人，这时绝大多数都站在暴动者一边厮杀，建立了他们的所谓‘外地人义勇队’，而且厮杀得比哥萨克暴动者更残酷，因而也就比哥萨克暴动者更出色。……我不加渲染地描写了暴动之前的严酷现实。”
第三部中描写的一九一九年红军后方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一段历史，确实是苏联国内战争中的重大事件。这次暴动给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顿河地区的德国占领军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德国发生革命时撤回本国去镇压革命了。顿河军总司令克拉诺夫将军失去了国外武装的支持，又遭到红军的步步进逼，他的军队惊慌失措地撤退了。红军迅速进入顿河地区。红军对哥萨克士兵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也收到很好的效果。顿河的村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非常好。一九一九年遭受严重饥荒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正等着从顿河地区运来粮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苏维埃政权执行了对哥萨克的过火政策，哥萨克以维约申斯克为中心发起了暴动，对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发出电报：
“无论如何要全力以赴，尽快帮助我们歼灭哥萨克并收复罗斯托夫，哪怕为此会暂时削弱乌克兰西部的兵力，否则会有灭亡之虞。”
如果真实地反映这次暴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复杂过程，的确需要非凡的胆识，而要发表这样的作品，更非易事。何况审稿人当中又有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的要员。批准发表第三部这件事，高尔基本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于是他也请了斯大林来做客。
两年前斯大林就对《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作过评价。那是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斯大林给费里克斯·康的信中说，一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决定于个别的细节，而是决定于它的总的倾向，由此出发谈到了《静静的顿河》。他说：“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得捷尔珂夫、克里沃希雷科夫等人作了简直是错误的介绍，但难道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销售吗？”
尽管斯大林指出书中的个别错误，但仍然肯定了《静静的顿河》，并称肖洛霍夫为名作家。这次高尔基把斯大林请到了他家里，同时也把肖洛霍夫请来。这是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当时肖洛霍夫并不知道高尔基请了斯大林，他迈进高尔基的客厅，见斯大林在座。他明白了，他们刚才谈到了他的长篇小说。肖洛霍夫在桌旁坐下，斯大林便同他谈起来。斯大林一个人说着，高尔基静坐一边，抽着烟。斯大林从《静静的顿河》第二部谈起，然后他问肖洛霍夫关于俄共（布）党顿河委员会的过火行为和一九一九年顿河上游革命军事法庭的过火作法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肖洛霍夫一一作了回答。斯大林全神贯注地听着，并且思考着。斯大林说：“有人认为，国外的白卫军分子读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后会觉得很舒服。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当时肖洛霍夫回答说：“对于白卫军来说，这种舒服真是太妙了！整个顿河和库班地区的白军全军覆没！”最后斯大林果断地说：“我们发表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为人民的利益大声疾呼
三十年代初期，维约申斯克区的党组织的工作非常出色，其中肖洛霍夫也做出极大的努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区党组织的沸腾生活中。一九三一年的春天，他走遍了顿河地区的集体农庄，了解阻碍集体农庄前进的原因。作家曾在《真理报》上发表特写《沿着顿河右岸》，谈到了这一切。一九三一年维约申斯克区的秋收工作九月十五日完成，比别的区为早，秋翻地也比别的地区多。一九三二年的春耕又比别的区完成得早。一九三三年春天，边区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责成维约申斯克区将一千吨种子拨给米列罗沃区集体农庄，三月十八日开始运输。由于天气变暖，道路变得泥泞难行，洼地和沟壑都积满了水，承担运输工作的许多马匹和牛都累伤了。
这次调拨工作需要二千辆大车，从运粮地到米列罗沃区最近的集体农庄为五六十公里。两个星期的运输过程中，损失了不少拉车的牲口。之后，还需要从维约申斯克区右岸的集体农庄调拨谷物，在这种情况下，将有两千头拉车的牲口在播种前全部不能使用，而全区不过只有三千头拉车的牲口。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维约申斯克区右岸农庄的播种工作，侵害了维约申斯克各集体农庄的利益，害得庄员没有牲口耕地，没有口粮度过春天。而边区指挥调拨工作的领导人却把一切责任推到诚实的维约申斯克区委人员和老百姓身上。
这件事使肖洛霍夫十分愤慨，他一方面上告斯大林、党中央，一方面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把情况写给了《真理报》。《真理报》于第二天以“本报特约记者”的名义全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