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校设在罗马的华耐斯宫中，那座古老的建筑物是侨居罗马的法国人聚会的地方。校长纪复华每逢宴会必邀罗兰出席。因为罗兰弹得一手好钢琴，他的演奏经常使在座的人们倾倒。在赞赏罗兰出色的音乐才能的人群中，有一位经常端坐在文人艺士中的老妇人，她名叫玛尔维达·封·梅琛葆。她是莫诺夫人的养母，是一位白发苍苍年过花甲的老人，而罗兰那时只有二十三岁。梅琛葆以理想主义的火炬照亮了罗兰前进的道路。罗兰初创剧本遭到了失败，甚至连罗兰的妻子——一个羡慕虚荣的女人和罗兰都离婚了，但梅琛葆却热情地支持和鼓励他。
罗曼·罗兰在罗马居住的时期几乎每天晚餐后都去拜访梅琛葆。在梅琛葆的家里，罗兰认识了两位意大利姑娘。她们是姊妹俩，一个是黑头发，一个是金黄色的头发。两姊妹尽管对罗兰存着珍贵的友谊，但始终不给他以爱情的幻想。
罗兰为此曾经有过年轻人的苦恼。罗兰曾将自己在爱情方面的体验写成短篇小说《罗马的春天》珍藏起来。罗兰后来还将他同两姊妹中一个名叫索菲亚的姑娘的来在书信出版了，书名叫《亲爱的索菲亚》。
罗曼·兰经常在罗马的藏书室、博物馆和文人相聚的沙龙里活动，也有时到郊外欣赏意大利的绮丽风光，考查南欧的风土人情。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幅“意大利十分穷苦，乡村闹饥荒，名门大族都破落了”的现实生活的画卷。但他这时一心要作大人物，要写大人物，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一八九○三月，罗兰在郊外散步时产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强烈欲望，这部作品在罗兰心中已开始构思了。
在意大利的两年自由生活很快地过去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召他回去做教员。于是罗兰和他称之为“第二个母亲”的玛尔维达·封·梅琛葆告别了，也告别了使他留连忘返的罗马。从这以后，他再没回到罗马。但他同梅琛葆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一九○三年梅琛葆离开人世。
“不创作，毋宁死”
罗曼·罗兰于一八九○年从罗马回到巴黎在高师任教，他发表了博士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和副论文《十六世纪意大利绘画衰落之原因》之后，作了音乐史教授。一九○三年以后在巴黎大学任教，他以清脆爽朗，引人入胜，唤起共鸣的讲演使他的学生们经久不忘，他那一本本厚厚的讲义如《过去的音乐家》、《亨德尔》、《歌剧史》、《现代音乐家》等使年纪轻轻的罗兰在师生中享有普遍的声誉。
在做教师的经历中，罗曼·罗兰懂得了不少人情世故。过去，他是从研究室的窗洞里看人生，现在，社会的大门向他敞开了。特别是在他的岳父，有名的语言学家弥昔尔·勃来亚尔的家里认识了许多学术界明星和社会名流。罗兰仔细地观察他们，为日后创作积累生活素材。
罗曼·罗兰远在高师念书阶段，就有了如饥似渴的创作愿望，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而他真正的创作生涯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当时，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丛生，反映在文艺上就是唯美主义风行。罗兰这时已有三十岁了，曾喧嚣文坛的雨果、福楼拜已离开人世，左拉、莫泊桑只塑造腐败、衰弱的形象，罗兰要创作英雄人物的热情始终在他心中激荡。
一八九四年，正当罗兰满怀信心开始投入创作生活的时候，法国陆军当局诬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犯了叛国罪，于是很快掀起了全国性的舆论大波。德雷福斯事件把法兰西分成了两半；宣称他有罪的是一派；宣称他无罪的又是一派。不同的观点把许多家庭和团体毫无怜恤地切成两半，父与子，兄与弟，朋友与朋友都互相为敌。罗兰纵身跃入这舆论洪峰。为这件事，左拉被缺席宣判为叛国罪，在政府与正义中间罗兰作了一个正直人应有的选择。为给德雷福斯事件增添正面舆论，罗兰用圣·公平的化名发表了一个寓意剧《群狼》。这段时间，罗兰写了一组以“信仰悲剧”为总题名的剧本，有《圣路易》、《阿爱尔特》和《理智的胜利》等。这以后在社会政治斗争的推动下，又写了几个革命戏剧：如《丹东》、《七月十四日》等。罗兰的剧本演出和发表的机会很少，虽有个别剧本上演，社会反响也比较冷淡。罗兰的妻子克洛蒂尔特本来是抱着丈夫能成名的幻想嫁给罗兰的，一见罗兰文学上非但没有成名，还固执地表示要继续搞创作。为此，两人感情不合，终于在一九○一年正式离婚了。罗曼·罗兰离开了克洛蒂尔特，也就离开了巴黎的上流社会，他从烦扰的上流社会圈子中走了出来，重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到异常轻松。三十五岁的罗兰，带着他大量的书籍和不多的一点行李独自一人搬到巴黎市中心五层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居住。
屋子里摆满了书籍，沿着墙壁全是一堆堆摞在一起的图书。窗沿、桌椅、床上到处都是书。房屋的墙壁上有朋友的照片和几件雕刻做装饰，室内有一个贝多芬的半身雕像。靠近窗户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只小火炉。这狭窄的房间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能使人感到安逸、舒适和富足，没有一件东西能使人联想到房主人有什么社交活动，它完全是一个读书人刻苦自勉的学习室，是一个脑力劳动者劳动的车间。罗曼·罗兰夜以继日地伏在桌子上读书写作。他穿着简朴。他的个子瘦而高，面色微黄，额上和脸上满是皱纹，一见就知道他是一个常常缺乏足够睡眠的脑力工作者。他的身体比较单薄，一双纤细的小手，头发已经开始变白了，稀疏的胡须垂在薄薄的两唇上，他那专注的神情，稳健的姿态，舒缓的举动和寡言少语的习惯，无不显示出他思想隽永和气度温和。
身居斗室中的罗曼·罗兰几年时间写出了历史、哲学、诗歌、音乐、小说、评论、书札、笔记等几十万字的著作。罗兰把前几年在《剧艺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汇集成戏剧论文集《人民戏剧》出版。罗兰构思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同时，写了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家《米勒传》、德国伟大作曲家《贝多芬传》、意大利杰出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传》、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托尔斯泰传》、音乐家《亨德尔传》、德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传》和印度思想家《甘地传》等几位英雄伟人传。他还曾打算写果什（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加利波的（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英雄）、潘恩（十九世纪初英国政治家）、歌德（德国大诗人）、席勒（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戏剧家）、马志尼（意大利著名的爱国者）和莎士比亚（英国著名戏剧家）等杰出的艺术家和政治家的传记。罗兰想要把这些忠于自己信仰的伟大人物的坚强意志和他们同庸俗的现实，腐朽的艺术以及个人的厄运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传诸后世，以便“为可怜的人类，为未来的人类有所作为，给人类做点有益的事，给他们恢复勇气，摇醒他们的沉睡，鞭笞他们的卑怯。”罗兰主张通过艺术使道德净化，用道德使自我完善起来的方式以挽救社会。
罗曼·罗兰在闭门谢客的艰苦创作过程中，他几乎哪儿也不去，连他住处附近的著名的卢森堡公园也难得涉足。他惟一的消遣就是端坐在他的钢琴旁边弹奏他所喜爱的音乐大师们的乐曲。罗兰日复一日专心致志地工作着。白天马路上的喧嚣声音像远海的涛声传入罗兰的耳鼓，有时还夹杂着一辆笨重的货车发出的刺耳鸣叫，但罗兰似乎听而不闻。只有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附近花园里的阵阵花香从窗户飘溢进来，罗兰才放下手中紧握的笔走到窗前深深地呼吸一两口新鲜空气，接着又继续埋头写了起来。这五搂上没有一户邻居，没有任何声音来干扰他，惟一的一个同伴就是专事看管房屋的年迈的老妇人，她不时来替罗兰处理一些杂务事。
一九○三年罗曼·罗兰出版了《贝多芬传》以后，在法国开始扬名了，他拥有了最初的一小群崇拜者。当《约翰·克利斯朵夫》前两卷《破晓》和《清晨》发表之后，罗兰的声望高了，国外也有了译文，有位瑞士作家为罗曼·罗兰写了传。还没等到《约翰·克利斯朵夫》出齐十卷，罗兰已拥有为之倾倒的众多读者了。接着，罗兰的盛誉像洪水似地澎湃全世界，欧洲的青年们发出了惊异的喊声，他们的心被罗兰的理想主义之光照亮了。
罗曼·罗兰写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卷，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处在即将爆发的时刻，罗兰抓紧时间写了《哥拉·布勒尼翁》，这是一部风格轻松活泼，笔调幽默风趣的中篇小说。在这以前，罗兰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写作。这以后，罗兰不再任教，成了专业作家了。
定居日内瓦莱芒湖畔
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罗曼·罗兰在瑞士日内瓦的莱芒湖畔维卫小镇的旅馆里沉思。白天，他在火车站的布告牌上看到了欧战爆发的消息。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激烈争夺，再加上奥国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死，一时间，战争风云弥漫全世界。奥国进攻塞尔维亚，德国向俄国宣战，继而又向法国宣战，日本乘机抢占德国侵华的桥头堡——青岛而对德宣战。罗兰眼见战火延烧的残酷现实，优心如焚，他痛切地感到“寄托在人类博爱上的最神圣的希望在破灭”，他渴望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拯救人类，他痛惜“人类精神导师”托尔斯泰在战前（一九一○年冬）已经去世。罗兰在《战时日记》中写道：“我发现自己孤立无偶，被排斥在血腥的团体之外。惟有我一个人拒绝宰割人之子的团体。就像过去在‘德雷福斯’事件时一样，我觉得又一次和别人隔离开来。”罗兰大声疾呼“反对仇恨”，但无济于事，战火以惊人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不久，罗兰从日内瓦莱芒湖畔维卫镇迁居到维尔纳芙小镇的拜伦旅馆，一直到战争结束。罗兰在反战情绪支配下，参加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成立的“战俘通讯处”的工作。战俘通讯处的作用是将战俘的大批信件转给各自的亲属，同时设法把亲属的来信交到战俘的手中。从战俘们来往的信件中，可以了解到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多么深重！罗曼·罗兰在大战中不断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他发表《致霍普特曼的公开信》，呼吁德国知识界起来制止战争贩子的军国主义罪行。他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反战论文《超乎混战之上》，猛烈抨击帝国主义交战双方的战争行为，揭发他们互相混战的血腥罪行，主张个人超脱于战争、党派和政治之上。罗兰当时没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认为西方各民族之间没有非打仗不可的理由，尤其错误的是，提出如果非打不可，也应当到西方以外的地区去打。当时的罗曼·罗兰还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超乎混战之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四面八方极为强烈的反对。法国人骂他是卖国贼，德国特务，称他作“日曼·罗兰”，说他是日耳曼人，有人提出要绞死他。而德国人则把他看成是最阴险的敌人，说他是在和平外衣下的沙文主义者。在舆论狂澜的压力下，一些朋友同罗兰疏远了。罗兰感到孤立，郁闷，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久他又发表了一篇比《超乎混战之上》的观点更为鲜明的《论偶像》。这篇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祖国”、“民主”、“宗教”、“文明”、“文化”等骗人偶像的实质。罗兰这时的反战思想仅限于抽象的“人道”和“自由”的概念。罗兰对帝国主义战争产生的根源缺乏唯物主义的分析，更不清楚消除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途径。眼见战火年复一年地燃烧下去，谁也不知道这场灾难怎样了结。罗兰的精神和健康都受到严重威胁。他在日记上写道：“极大的痛苦时期，感情和思想上，数不清的大痛苦。我缺少一切。一切对我不忠，男人、女人，……无名的苦难！使我受压抑的，不是他们的险恶，而是他们的平庸……这些日子，我在跟别人谈话时，散步时，或者形单影只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时，眼泪随时夺眶而出。”有的朋友劝他不要再发表反战文章，不如重返艺术园地去培育他的“文艺之花”。罗兰的回答是：“即使我明知自己的言论招致无济于事的危险，我仍然应当发言。”然而，罗兰曾一度找不到发表文章的园地。
罗兰是孤立了，但是不孤独。从全世界看，他失去了原有的一些朋友，可又获得了不少新的朋友。这其中有柏林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俄国革命党人卢那察尔斯基，有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群众。法国记者布里瓦说：“罗曼·罗兰的言论在巴黎平民阶层获得充满同情的反应。”罗兰从这些新朋友中得到了鼓励，在他孤立无助时，劳苦大众向他伸来了热情援助之手，罗兰对此深受感动。
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由于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这篇政治论文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正当他为此而苦闷、孤独、沉默的时候，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翻译《超乎混战之上》的瑞典女作家爱仑凯写信给罗曼·罗兰。信上说：“上星期，维农·李提出建议，给你诺贝尔奖金，因为你是惟一超乎混战之上的人。”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中立国，他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提议把诺贝尔奖发给罗曼·罗兰是可以理解的。这年秋天，巴黎传出法国作家法朗士推荐罗曼·罗兰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不久，报纸登载，奖金主持者瑞典学院准备把一九一五年度的诺贝尔奖发给罗兰，但遭到法国政府的反对。法国表示，如果瑞典将诺贝尔奖发给罗曼·罗兰，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参加授奖仪式。法国政府的态度使瑞典政府迟迟不发表获得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人名。直到一九一六年日内瓦的反战刊物《明日》的主编吉尔波用电话通知罗兰，说瑞典已经正式宣布罗曼·罗兰为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接着瑞典学院和瑞典外交部打电报正式通知他，说明补发去年度的奖金给他。当年度的获奖者是瑞典作家维内·封·海登斯丹。
通知下达之后半年多，瑞典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才将诺贝尔奖金的证书和款项寄给住在日内瓦湖畔的罗曼·罗兰。授奖证书上明确地记载着：这个荣誉是给予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他的具体信念就是对统治阶级的鄙视；对一切受苦的人们的友爱；对未来的人类大团结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