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从她的言语可以看出，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天下传阅，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内外兼修，誓做完人，并事事以身作则，重视身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自己的初志，失信于世人。后来复出，意志更加坚定；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他早就已经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绝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却鲜而有之，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早和为本，恕而不怨
知道克制和掌控自己的人才有掌控别人的能力。凡惹人恼火之事多已成既定之实，追究只能徒增烦恼。用开阔的胸襟去面对可恼、可怒、可急、可躁之事，那么再难的事也能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佛家教人不可含嗔发怒；道家教人清静中和；儒家教人要宽恕待人。
古人把惩忿窒欲作为养生的要诀。惩忿，就是要少恼怒；窒欲，就是要知道节俭。因为好名好强而过分用心也属于欲。曾国藩的一生治学于儒，自然深知养生之道，因此能严于律己，立志戒怒。不仅如此，他还写信教育弟弟、子女按此养生修为，少愤怒，知节啬，以平和为本。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如此写道：“吾教尔弟不在多书，但在圣祖之庭训格言（家中尚有数本）、张公之聪训斋语（莫宅有之，申夫又刻于安庆）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算学书切不可再看，读他书亦以半日为率。未刻以后，即宜歇游观。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切嘱！”
他教育兄弟要牢记圣贤在养生方面的训导格言，主张适当地养花草，游山水，丰富生活，舒适身心。看书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收获的多少，养生的要诀在于少生气，节俭自好。不逞强扮狠，不纵欲。药虽能治病但也伤身，尽量少服用。
由此信的内容可知道，曾国藩对内在的要求很高，修身养性的方法之多，内外兼有，由思想性情到日常节制无一不有。这不禁让人想到，如今社会的养生之道也不过如此，尚不及其一半。养生贵在养心，其次养性，最后养身。而今更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只做表面功夫，殊不知，心灵的疲惫和衰老才是最要不得的。由于性格、所受教育的不同及品德修养的高低，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对志同道合的人，和气对待就好；对荒废自身、毫无养生观念的人，可劝可念唯不可怒；对奢侈浪费不知珍惜者亦同。
曾国藩在修为自身的过程中一向和气待人，不言人过，不怒不吓，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也是当代人需要去学习的。
切已体察贵专而有恒
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古人所言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
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仁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佐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j＝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他，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尽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一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谈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地交流，不也还是一件乐事吗？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他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初三《谕纪泽》中言道：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于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横，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年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援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其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亦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有心得体会，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虚心去体会，没有联系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做学问，即使只研究一种学问并坚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读书之前先要摆正自己的学习心态，同时能把学到的内容与自身联系解说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尽力弥补不足之处。
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常言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国藩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无论是学习态度，精神还是具体方法都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