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方面执著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却，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可见，一个人若想每天都有进步，就要常保一颗谦虚之心。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深思熟虑一番，才有以后的成就。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的忧患意识会促使他们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变得低调，变得更善于隐藏自己了。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因为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闽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即使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曾国藩遭遇不测，各地的军营必定混乱。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西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诉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诉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权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却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人生得失难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谈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骄子、运气的宠儿，也要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创业难守业更难，只有时刻点醒自己，才能让成功常伴身边。
修身恕道，内圣外王
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
是非恩怨常是人生的羁绊，处理不慎就会损失惨重。成功者应该在动静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变化中懂得坚守的意义。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选择的历史巨变时期，曾氏正是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的精英人物。作为儒家学者，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实权人物，他处于政治一军事一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的重任。双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
在适应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个性不断加以调整，实现自我，是曾国藩实现其文化人格的途径。
在现实方面，曾国藩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致仕之后，如何运用理性应对世事的原则方法，则因人而异。封建官场如战场，祸福难测。曾国藩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就必须理性地设计和机智地应对。为此，曾国藩规定了自己从政的原则：
一、对朝廷尽心竭力。
二、处理好同僚关系，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权臣，但绝不攀附。
四、修身齐家。
在湘军的组建、人事安排、湘军的裁撤方面，曾国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则来施行的。清政府迫于旗兵的腐败无能，任命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心理上又忌疑汉人带兵。曾国藩深知此点，既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不能犯满人的大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组建湘军之初，他主动安排满人塔齐布为副将，以换取统治者的信任；湘军壮大为国家军队主力时，直接推荐担当军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鸿章而不是湘籍将领，以此来消除朝廷对他结党营私的怀疑。攻陷天京以后，主动撤裁湘军，消除朝廷对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谨慎。想在是非之地做个闲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好习惯成就一个人，坏习惯毁灭一个人。坏习惯的革除和好习惯的养成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恒心和意志，而曾氏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后人效仿的例证。其一是戒烟，曾氏自少抽水烟，烟龄长达二十多年。后来，自觉有害。进人而立之年后立志戒烟，将水烟袋捣碎，发誓说：“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长期养成的烟瘾，并非那么容易戒掉。最初几日痛苦难熬，凭着坚强的忍耐力，终于断然戒烟。其二是坚持日课、月课，规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坚持完成任务，内容包括：“读熟书十页，应看书十页，习字一日，记日记一则。”这些课程一两天容易做到，若要长期坚持，则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皇帝的忠和对本阶级的爱。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品德，并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体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说：“设官为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在他的家书、诗词中，无不透露出亲爱家人、和睦邻里、匡时救民的心情和愿望。
曾国藩在修身应世方面也是明清两朝儒家学者中的佼佼者。曾国藩儒臣、大臣的双重身份是其内圣外王文化人格的写照。他以儒学治政、治军，并在从政带兵的实践中普及儒学，在“立身”与“辅世”，“守道”与“救时”，即内圣外王的结合方面成效卓著。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疾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柄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争斗不休。每一次新政权的建立，都要随之产生一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吏。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时期，曾国藩不仅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先驱，他的忠诚与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权，军事实力足可以与清廷鼎力抗衡；他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于清王朝战功无数；他关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减少税费。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
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位高权重，没有经受过大的波折；对皇帝，他尽忠尽孝，但并不盲目服从，他会采取一套委婉的办法来应付；对同僚，他尊重有加，并不曲意奉承；对下属，他以诚相待，不会傲慢无礼；对洋人，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后代许多名人都对曾国藩推崇有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曾经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谋略，延续了清王朝的“历史寿命”。由此可见，纷乱的外世影响不了明智的内心。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