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皇后、嫔妃和公主戴耳饰时，也可以不穿耳，而是将有穿孔的耳珰，用绳系饰悬于耳旁，叫做“悬珥”。将悬珥系于发簪之首，插簪于发髻，悬于耳际，叫“簪珥”，或叫“王真”。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耳饰，其用意和古代帝王冕冠上的“充耳”一样，是提醒不要妄听闲言。刘熙《释名·释首饰》：“王真，镇也。悬珰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或曰充耳。充，塞也。塞耳亦上听也。故里语曰：‘不喑不聋，不成姑公’。”汉代文献记载皇妃、公主的耳饰时，常常是“簪珥”连称。《史记·外戚世家》，有汉武帝“谴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的记载。《汉书·东方朔传》也记载，馆陶公主私自与董君同居，汉武帝去馆陶家，要见董君，馆陶公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这两处记载，都是说把耳珰摘下来，以表示洗耳恭听皇帝对她们的训话。由于耳珰是系在簪上的，故摘取珥珰时，必须把簪一同取下来。
玻璃耳珰大多数为蓝色和深蓝色，其次为绿色、墨绿色、蓝紫色、黑色、浅绿色和白色。多数透明，也有半透明的。
考古发现的玻璃耳珰，据河南洛阳区考古发掘队的发掘报告记录称：“琉璃珰（玻璃耳珰）在未被扰乱过的墓中，总在人头左近发现，有些还很明显能看出是耳部。”但是，汉墓的玻璃耳珰，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就是人有双耳，耳珰也应成双成对才是，而且古籍也是这样记载的。
如三国繁钦《定情诗》：“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晋代傅玄《镜赋》：
“耳明珰之迢迢，点双的以发姿。”但是，各地汉墓出土的玻璃耳珰，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墓葬，只出一只玻璃耳珰。后来专家经过仔细分析研究，终于发现战国秦汉妇女，除了戴双珰（左右耳各戴一只）之外，还有戴单珰的习惯，即只有一只耳朵戴珰，并且规定只戴左耳。如洛阳烧沟汉墓的单珰，“总在人头左近发现”；湖南长沙树木岑战国墓出土的人形柄匕首，明显地看到人像只有左耳戴珰，右耳没有戴耳珰。
现存的中国早期玻璃耳珰，是战国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是通过考古发掘得到的。它们虽然在地下“沉睡”了一、二千年漫长岁月，但这些当年被称作“明月之珰”的耳饰，出土时依旧光皎如月，光辉照人，它们身上永远闪耀着中华古文明的灿烂光辉！
项羽自刎何处
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灭秦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为刘邦击败，被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四面楚歌声中，项羽与宠姬虞姬诀别，突围南走。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自垓下突围后，行至阴陵迷路，为汉军追上，再退至东城，只有二十八骑相随。项羽遂以二十八骑大战汉军数千追兵，击败之。在乌江边，乌江亭长备下小船，劝项羽渡江为王。项羽觉得八千江东子弟无一生还，即使自己逃生，也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刎于乌江岸边。虽然项羽兵败自杀身亡，但自古以来人们却称其为乱世英雄，一代枭雄。
项羽自刎于乌江岸边，这本来没有什么异议。问题是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论赞中，又有“（汉高祖）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之语。于是产生了疑问：是不是司马迁为了刻意完善英雄人物，将采撷到的民间传说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
因此有人提出，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在距乌江约三百里的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此说的佐证是，在定远县境内，保存着十多处与项羽有关的遗址、遗迹；如相传为霸王迷路处的“霸王寨”、刘邦追及项羽处的“刘公桥”，还有“嗟虞墩”等，总之，可以寻找出项羽在此与汉军周旋的完整路线。
治史谨严的司马迁，会轻易将民间传闻采人史籍？这不免令人起疑。于是有人究诸史籍，提出了如下看法：“自刎乌江”与“身死东城”实为一说。秦汉时期，乌江以亭制隶属于东城县。据《舆地广记》载：“乌江本秦东城县之乌江亭，项羽欲渡乌江即此。”《太平寰宇记》称：“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舟待羽处也。”又：“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由于乌江亭曾属东城县，后来乌江县又置于东城县界，后世许多著名诗人，在他们的诗文中都以“东城”旧称代名乌江。可以断定，《史记》所说的“自刎乌江”，是对项羽死地的具体记述；“身死东城”，是对项羽死地的泛指，是“身死东城乌江”的简称。另外，“自刎乌江”不仅见载于史籍，且有史迹为证。今乌江的驻马河，原名驻马塘，因项羽驻马于此而得名。今西楚霸王灵祠，原为乌江亭长在项羽自刎之地埋葬项羽血衣和残骸后所立之亭，名曰“项亭”，时以祀之。唐时扩建为祠，规模宏伟，李白的从叔李阳冰为之篆额“西楚霸王灵祠”，长存至今。历代名人在此多有诗咏，他们对项羽的评价各有所见，但对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都是一致认可的。
韩信死因
韩信是秦汉之际的著名军事家，被汉王刘邦拜为大将，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
据说，韩信年轻时，穷困潦倒，曾受过洗衣的“漂母”供饭之恩，也受过地痞的“胯下之辱”，后来在刘邦的军中当过小官，很不得志。只有刘邦身边的重臣萧何识才，认为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帅才，说服了刘邦，设坛拜将。此后，韩信果然不负重托，统率大军，定三秦、掳魏王、破代兵、擒赵王，直到大破项羽。刘邦在纵论天下得失时曾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需，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带领百万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代的人杰。我能够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
可是，韩信在功成名就后，却不能寿终正寝，有人说他是罪有应得；
有人说是刘邦不容人，他是含冤而死。各执一词，难分高下。
说他罪有应得的，提出如下佐证：
其一，他自恃有功，请封假王。
高祖四年，平定了齐地后，韩信派人对汉高祖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遇临楚地，是一个易于反复的国度，不设一王位来镇守，大局难以稳定，希望你委派我当个假王。”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前来增援，见了韩信使者带来的信，不禁震怒异常，骂道：“我困在这里，早晚盼他来辅佐我，他竟然想自立为王！”身边的张良和陈平见势不妙，悄悄地对刘邦说：“现在我们正处境不利，无法禁止韩信称王，不如趁势做个人情，让他为我们守一方之地。不然，就会发生内乱了。”刘邦一听，顿然醒悟，连忙改口，装腔作势大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个真王，为什么还要当假王？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接着，他派张良赴齐，立韩信为齐王。之后，召韩信等率兵与项羽会战于垓下，大破项羽。刘邦封韩信为王，实属不得已，因而，楚汉之争一结束，他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徙封其为楚王。从此埋下了对韩信的戒心。
其二，他招降纳叛，割据一方。
项羽死后，楚将钟离昧投奔了韩信。因他二人是故交，钟离昧得以偷生。刘邦知道此事后，命韩信交出钟离昧。可是韩信很重义气，不想出卖朋友，就不肯交人。刘邦无法可施。此时，韩信初到楚地，出入都有重兵保护，仪仗威严，这更加引起了刘邦的疑心。恰在此时，有人又告韩信谋反，刘邦就下了决心，一定要除掉韩信。于是，他采用了陈平的计策，令诸侯们都到楚国之西的陈地相会，以便趁机擒拿韩信。这时，韩信已猜出了刘邦的意图，但思忖再三，想到自己本无谋反之心，何必怕见刘邦？于是，杀了钟离昧，带其首级去见刘邦。不料，刘邦还是逮捕了他，并把他押至洛阳。之后，他把韩信降封为淮阴侯，让他寓居于长安整天无所事事。韩信怏怏不乐，常常称病不上朝。
其三，他挑动和支持陈豨叛乱。
据说，韩信曾和握有重兵的边将陈豨约定里应外合，准备叛乱。又说，他曾与家臣谋划，当刘邦率军出征陈豨之时，诈作诏书，放了囚徒，再突然袭击宫中的吕后和太子。结果，这个阴谋被他的舍人的弟弟告发了。后来，吕后设计骗韩信入宫，将他斩杀于长乐宫室。上述三大罪状，足以说明韩信是个只计较个人得失、闹分裂、谋叛乱的阴谋家，他是罪该万死的。何况，刘邦为了实行中央集权，剪除异姓王侯，也是势在必行。
说他是含冤而死，且是千古奇冤的，也讲出一番道理：
其一，韩信从来就没有反叛之意。
当年，楚汉相争的紧要关头，韩信握有重兵之时，项羽常以“三分天下”为约，韩信没有反；被封齐王后，齐人蒯通曾劝韩信割据一方，借给他看相之名，以“贵不可言”相诱，以“时不再来”相激，韩信也没有反，怎么能在天下平定，兵权被夺之后，凭着一伙家丁和囚徒造反呢？
其二，汉王刘邦久有杀韩信之心。
当韩信下魏破代之后，刘邦突然接管了他的精兵；韩信破赵后，刘邦又夺了他的印符，更换了他的将领，接管了他的军队；破了项羽之后，刘邦又解除了他的兵权，并把他从齐王迁为楚王。一系列的事实说明，韩信始终是刘邦的一块心病。不除掉韩信，刘邦就寝食难安。
其三，告韩信谋反，并无确凿证据。
关于勾结陈豨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因陈豨是刘邦宠臣，韩信又与他素无交往，何谈二人密谋？举报韩信的，是韩信的舍人之弟，更不可信。
据说，那个舍人曾得罪过韩信，韩信将他囚禁起来欲以诛杀，所以舍人的弟弟才去吕后那里告韩信谋反。试想，韩信谋反这样的重大机密，能泄露给一个罪徒的亲属吗？
其四，剪灭异己，是刘邦预定的国策。
经查，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而被刘邦册封的七个王，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梁王彭越、越王张敖、楚王韩信都以“谋反”之名被枉杀。楚信王、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被逼反叛，而被消灭。只有势力最小、封国偏远的长沙王吴芮，因谨小慎微而得以残存。看来，杀掉一切能征善战，功高震主之辈，以安定刘家天下，是刘邦预定的国策。
韩信曾说过：
狡兔死，良狗烹；
飞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这番话，道出了许多开国功臣的凄苦结局。
至于韩信真正的死因，也许会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永远无法开启的篇章。
司马迁遭遇“宫刑”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珠玑，撰写了名扬千古的《史记》。就是如此才华横溢的人，却被汉武帝处以了宫刑（割去了男性外生殖器）。汉武帝也算一位明君，他为何如此不爱惜人才呢？
当时，汉武帝麾下有一员爱将，名叫李陵。李陵身材结实，骑射技艺高强，而且爱兵如子，颇得大家赞赏。汉武帝也颇喜欢这员悍将，在一次出兵征伐匈奴时，汉武帝命官为骑都尉的李陵负责押运粮草的任务。李陵向汉武帝建议说：“不如让末将率兵五千，深入敌军腹地，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让敌军心神大乱之后，再命我主力围而歼之，定能大捷。”汉武帝大喜，同意了李陵的计策。在天汉二年九月（前99年），李陵率五千步卒从居延出发，一路上马不停蹄，直接插入了匈奴境内的心脏地带。在滩稽山一带，李陵与匈奴的主力交火，李陵的奇兵勇猛无畏，把3 万匈奴骑兵杀得四处逃窜。匈奴首领单于以为遇到了大队人马，赶忙派人四下搬援兵。李陵机动灵活，与匈奴兵展开了游击战术，几日下来，便歼灭了单于精锐300余名。就在胜利曙光初见之前，李陵的一个部下被俘，供出了李陵仅有5000兵马，单于得知后，调动了8万兵马围住了李陵，李陵在弹尽粮绝之际，被单于俘获。
汉武帝得知李陵已被单于俘降后，龙颜大怒，当即廷议李陵之罪。
有些见风使舵的大臣见皇帝气得面色通红，便齐声斥责李陵叛国之罪当诛。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为人耿直不阿，见大臣们落井下石，很是不平，他出班奏道：“以臣看，李陵不仅罪不当诛，而且应该褒扬。他以区区5000人马，插入匈奴心脏，把单于的8万大军打得魂飞胆破，这是何等的英勇！如果我们的援军早点到达的话，说不定早已凯旋了。李陵对圣上忠心耿耿，他既然不肯以死名节，定是想日后将功赎罪以报圣恩。”司马迁的话中肯公允，有理有据，但盛怒中的汉武帝不仅不采纳司马迁的谏言，而且以蛊惑诬罔之罪名，将司马迁押入了大牢。司马迁因拿不出赎“罪”的钱，只好忍辱被处以宫刑。
司马迁在经历了痛不欲生的官刑之后，他迅速地从生理及心理的巨大痛楚中走了出来，继续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创作《史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共130篇，50余万字，时序自五帝起，至汉武帝太初止，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科技等诸多范围，以纪传为干，创立了史书的崭新体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在中国封建统治时期，世人极为重视子嗣延续，宫刑能让人断子绝孙，这在当时而言，受刑人在饱尝肉体的痛楚之余，更要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与羞辱。而司马迁却以一个刑余之身，撰写出了万世不朽之作《史记》，如没有坚强的恒心和宽阔的胸襟是难以想象的。
马王堆三号汉墓世界之最
一、世界上最早的帛书地图
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幅绘在帛丝绸上的边长为96 厘米的正方形地图。据考证，该图大约绘制于吕后末年，即公元前180年左右，距今已有两千多年。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早的绘在绢帛上的地图。
这幅地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现在的地图上北下南恰恰相反。地图所包括的范围地跨今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具体地点大致是今天广西全州、灌阳等地以东，湖南双牌县以南，广东连县以西，南至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地图有主区和邻区的明显划分：主区说细，邻区简略。主区是汉初诸侯吴氏长沙国的南部，即今天湖南汀江第一大支流水域地图。
邻区是汉初诸侯南越国的辖地，主区的比例大致为17万分之一至19万分之一，如果用当时的度量制计算，大约图上一寸相当于实地十里，即为一寸折十里的地图。邻区的比例大致为主区的三倍，地图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作为自然地理要素的山脉、河流，又有作为社会经济要素的居民点、道路等，而山脉、水系、居民点、交通网四大要素，正是现代地图的基本要素，所以，这应是一幅相当于现在的大比例尺的地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