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最初乃是南印度的一个男性神衹，于公元3至7世纪期间被佛教的大乘教派，尤其是中印度摩揭陀国的大乘教派所采用，和文殊菩萨一起，备受各地的崇拜。普通大众视观音菩萨为彻底的慈悲怜悯之心的化身，他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佛祖释迦牟尼。有关观音的一个传说云，他出于对天下一切众生的怜悯，故发重誓放弃成佛和达到最终寂灭，以便持续广布佛教教义，直到最后一个生物得以觉悟，脱出轮回之苦。观音就这样无限期地滞留在世上，自己却失去了最高佛果。不过他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却上升至无限高度。信徒凡遇急难之事，大多颇颂观音名号，以期脱离灾厄。
在中国西藏的佛教中，观音也作男相，他被说成为西藏佛教的创始者，是西藏的保护神，称做“持莲者”。传说中，这位慈悲之神控制着诸道轮回，其形象通常为11个头（分成三层）和8 只手，并如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的主神之一湿婆那样佩戴着骷髅项链。
在中原地区的佛教中，观音菩萨的状貌则迥然不同，无论是大悲观音、千手观音、白衣观音还是过海观音、送子观音或紫竹观音，都毫无例外地呈女相，稍后的汉文佛教典籍中也多将观音描绘成女身。据说，妙庄王久无后嗣，50岁后仅得三女。但其小女儿妙善公主却颇善良，不爱宫廷的荣华富贵，一心向往出家修行，志在超度众生。最后，竟致断然拒绝了庄王要她结婚的命令。妙庄王在百计无效的情况下，便下令处死妙善公主。但是，行刑的剑砍到公主身上便断裂为二，矛刺上去也变得粉碎。后来公主又被勒死，然而其灵魂一入地狱，地狱立即化作天堂。冥国之君阎罗为了保全地狱，只得将她送回人世。于是，妙善公主转生在普陀山的一朵莲花上，并在那里生活了9 年，治病、拯溺，救苦救难，妙庄王因其恶业而遭到恶报。他病得痛苦不堪，百药无效。唯一的药方是：别人自愿献出一手、一眼，合成药膏。但是无人肯作这类牺牲，即使他的长、次二女亦然如此。于是，妙善公主遂发大慈大悲之心，舍身献出一手一眼，治愈了父亲的痼疾。妙庄王为表示感激之情，便令工匠塑妙善公主之像，旌表其善迹。妙庄王的原话是令工匠塑造“全手全眼”之像，但却被误听成“千手千眼”，从而塑成了千手千眼的观音像，也就出现了后世“千手千眼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称呼。
白衣观音，又称白衣大士、白处观音，其形象更具有女子的特色。
《大日经疏》卷五云：“半罗缚悉宁，译云白处，以此尊常在白莲花中，故以为名。亦戴天发髻冠，袭纯素衣，左手持开敷莲花。以此最白净处生出普眼，故此三味为莲花部母也。”有时候，白衣观音身边站一男孩，或者手中抱一婴孩，遂又成求子心切者崇拜之至的“送子观音”或“送子娘娘”。
既然观音在印度及我国藏传佛教中是作男相，那为什么在我国汉族及日本等东亚地区又尊观音为女相呢？有人认为在8世纪前后，唐朝吴道子等画家笔下的观音像垂珠带创，显出女相，也有人认为唐朝初期，传入大唐的圣母玛丽亚的形象影响了中国人，而视观音为女神，为“东方的玛丽亚”。
不管观音是男是女，在世人眼中她是“慈悲”的永恒化身。
“谶纬”造就千古一帝
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时期，若想达到登基称帝的仅有两种途径，一是靠世袭先皇承继帝业，像清朝的乾隆皇帝便是从父亲雍正皇帝手中接过的皇权，另一种则是推翻旧王朝，另立新朝称君，像明太祖朱元璋便是以武力使元朝覆灭开创了明朝，而隋文帝杨坚则是依计谋颠覆了北周，建立了隋朝政权。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位皇帝独辟蹊径，硬是靠着谶纬登上了皇位，创制了新朝。他就是篡汉的王莽。
谶纬本是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产物，谶纬是用诡秘的隐语、暗示及预言作为神灵的启示，向人间昭示吉凶祸福及治乱兴衰的。谶纬的本质是讲阴阳灾异和天命符瑞，但后来逐渐发展成阴阳术数与儒家经典相互掺糅，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在《史记》中就曾有过“秦谶”的记载，是说秦穆公梦见了天神，天神预言将天下大乱，秦穆公称霸。到了汉代，谶纬越加兴盛起来。大凡议论时政，推出新的政治举措，它借灾异、谶语，地震、日食、冰雹都成了神灵向人间传递的种种旨意。在西汉末年，由于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深，谶纬更是成了社会各阶层人民争相利用的工具与手段。当有一日出现了日食的天象后，汉哀帝的反对者便借此大做文章，鼓噪说日食是神灵发怒，是刘氏王朝失去了天佑、气数已尽的表现。汉哀帝面对臣民的攻讦，赶快“顺天意”，改制改元。这当然无济于事了，当下一次天象异常时人们便愈加指责刘氏王朝逆了天道，索性直言让刘氏王朝禅让，把江山送给符合谶纬警示的人。
谶纬既然被尊为神的喻示，当然就有了无比的力量，就在谶纬极为盛行的时期，居然造就了一位新朝皇帝，这位皇帝就是王莽。王莽原是个清贫儒生，因其伯父是西汉大将军，其姑母是皇后，有这般靠山做倚恃，王莽很快便在朝廷青云直上，并逐步把持了朝政，被任命为大司马。
王莽颇有学识，心机深厚，而且抱负远大，大司马的重职并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在人们对谶纬顶礼膜拜的情况下，王莽灵机一动，想出了计策。
他暗中指示益州蛮夷进京贡献白雉，而后又指使群臣上书，盛陈王莽功德，并把白雉说成是感化蛮夷的祥瑞，把王莽比做当年贤德的周公。请太后“宜赐号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见此，自然会采取“顺应天心”的办法，依准了大臣的奏书。有些献媚之徒见王莽喜欢祥瑞，于是便开始向朝廷猛报各地发现祥瑞，今天是东边的鸡一天下两个鸡蛋，明天是西边的冬瓜超过了百斤等，而王莽也找到了让“神灵”替他代言的办法，明里、暗里怂恿鼓励，仅5年之中，朝廷接到的祥瑞奏章便盈700余件。当西汉平帝驾崩后，王莽怕年纪大的人承继帝位不好控制，便以占卜由神灵选择新帝的名义，暗做手脚，令两岁的子婴登基称帝，王莽任摄皇帝，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执掌政权的人。
尽管王莽操持着国家大权，但西汉江山仍然是姓刘而不姓王，王莽哪能甘心，于是王莽又玩了一出精彩的符瑞闹剧。有一天，一位名叫哀章的人，手捧一个上面写着“天帝行玺金柜图”的小柜子来到帝庙前，把柜子交给了守庙官，守庙官不敢耽搁，急忙呈上了朝堂。朝堂之上，打开金柜后，内有符契图文和策文，其意思是说天神让子婴禅位，让予王莽。
王莽不但顾不上扭捏一番，还当堂宣布“皇帝神谕，传我帝位，我敬仰神命，不敢不受，今日此刻我即御王冠、登帝位、行天命，定国号为‘新’！”
就这样，汉高祖刘邦浴血拼杀来的大汉王朝，竟被一纸符契、一张策书给覆灭了，而王莽却脚踩符瑞的阶梯，堂而皇之地登基称帝了。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而王莽却设计了一场“天上掉江山”的闹剧。
其实，符瑞的真伪不仅值得怀疑，而符瑞是否有功力，现代人更是看得明白。但在那个迷信的封建社会，人们对谶纬如神旨般敬仰，凡是神的意志，很少有人去怀疑、也不敢怀疑，这便为王莽篡朝夺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这其中的秘密也许只有王莽及那个制做金柜的哀章才心知肚明了。
王莽既然是靠谶纬起家骗得江山的，自然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巩固江山。王莽登基后，对凡是持不同政见的大臣，均假借符契之手一一除掉，就连他的儿子王宇也被他诛杀。而那些看出点眉目的不轨之徒也浑水摸鱼，纷纷编造符命，为自己求官封爵。一时间，全国上下符命满天。每每两人街头偶遇时，第一句话都要说：“今天你收到神灵的符命之书了吗？”
我们如果说王莽的皇权是谶纬造就的，不免有些以偏概全，但如果说王莽是利用谶纬为工具篡守了大汉王朝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只不过历史的发展是不容什么“天神”来阻碍的，王莽并没有在皇位上坐多久，便又被刘氏之后刘秀赶下了朝堂，赶到了阴曹地府。而谶纬之说到南北朝时期亦被禁止，隋炀帝更是把谶纬之书焚之一炬。
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在造纸术未发明之前，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续和帛。竹木简容字量少，体积大，使用十分不便。帛书柔软光润，轻薄易携带，但价格昂贵，普及使用相当困难。而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使书写材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动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文明的进程。而造纸术是谁发明的呢？在史学界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纸是两汉什么时期产生的呢？过去一直沿用范晔《后汉书·蔡伦传》中的说法，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的。书中记载，蔡伦“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成称‘蔡侯纸’”。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引《相州记》说：蔡伦在耒阳县北有一处住宅，宅西有石臼，是蔡伦舂纸时的遗物，后世一直作为文物保存着，据说直到宋朝，此石仍然存在。可见蔡伦造纸的说法曾长时间居于有影响的地位，但是近代考古学发展后，人们对传统的蔡伦造纸提出了质疑。
西汉时已有絮纸，人们在煮漂蚕丝的过程中，将蚕丝置于竹席上打击，打出的上乘者为绵，剩在竹席上的残絮晾干后取下，即成为一层薄薄的絮片，即为絮纸。汉代人已用这种絮纸包药，虽然已能在上面写字，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因为这种丝纤维不可能像植物纤维一样在打浆抄制后在纤维间产生茎键结合而成为纸。但是受丝絮纸的启发，人们在实践中逐渐用植物纤维代替了丝絮发明了造纸。汉代最早的纸是麻纸，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曾掘得一片古麻质纸。据同时出土的木简断代，此纸属汉宣帝时期，比蔡伦公元105年献纸早150余年。1957年在陕西西安灞桥一座古墓中发现一叠垫在铜镜下的纸片，称为“灞桥纸”由大麻纤维制成。经鉴定为汉武帝以前的产品，比蔡伦纸早200多年。1973年在甘肃金关又出土了两片西汉时期的麻纸，一为汉宣帝时期，一为汉平帝时期。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也发现了汉宣帝时的麻纸。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也发现了汉成帝至王莽时期的麻纸五件八片，比蔡伦纸早100多年。这就意味着我国发明纸的时间应上推到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初期，否定了蔡伦造纸的传统说法。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关于造纸术起源时间的激烈讨论。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沤过的纺织品的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放在铜镜下面作衬垫用，年深日久，在潮湿的地下因镜身压力而形成的片状。居延金关纸和扶风中颜纸只是把麻质废料经过简单的切、舂（或捶打），成为薄片，虽具备纸的初步形态，但仍十分粗糙，也不宜作为书写材料，更谈不上代替绢帛，只能称为纸的雏形。这种纸的用途只限于包装或衬垫。只有蔡伦总结了前人的生产经验，集其大成，把造纸术提高到能生产书写纸的阶段，对人类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在西汉雏形纸多次被发现的今天，把蔡伦评价为我国发明造纸术的代表人物或发明者，仍然是正确的。
但是8年以后的又一次考古发现，似乎对这场学术争论作出了一个无声的评判。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了战国秦汉墓群，其中汉墓一座，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随葬器物中有一幅纸制地图，位于棺内死者胸部，纸残长5.6厘米、宽2.5厘米，纸面平整、光滑，结构紧密，表面有纤维渣，原料为大麻，纸上用细黑线条绘制山、川、崖、路等图形，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西汉初期不仅有纸，而且纸已经作为书写材料使用了。这次考古发现给了学者一个新的立足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纸的起源、制造技术、用料及用途等。如果放马滩纸只是西汉已作为书写材料的孤证，那么过了四年之后，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又出土了汉代纸四百余件，其中西汉武、昭帝时期三件纸文书上，分别写着“付子”、“薰力”和“细辛”，均为药名。根据纸的形状和折叠痕迹，当为包药用纸。1997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上，有两张汉宣帝时期的纸参加了展览，上面有用隶、草二体书写的文字，其中的一张，上面清晰可辨的文字有“顾伟君”、“不可”。另一张纸据有的学者从文字内容判断，可能是汉代的名刺，相当于现在流行的名片。
这些残纸文书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在蔡伦以前不仅有纸的存在，而且纸已经用于书写了。
蔡伦以前纸作为书写材料的史实在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证据： 公元25年（建初元年），汉光武帝从长安迁都洛阳时，“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说明至迟在西汉末年，国家文件档案除了用简帛之外已用纸。公元76年，汉章帝令更逵选20人教《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说明此时纸已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公元102年，汉和帝的皇后邓绥不喜欢珠玉宝器，却爱好纸墨，要各地进贡，这里将纸墨并列，把纸作为一种书写材料理解应该没有被怀疑的余地，而且说明纸的制造已普及到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