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次奉成祖之命下西洋，随行副官侯显也是一位能干的内监。随行人员中有阿拉伯语翻译数位，因为苏门答腊以西都是回教国家，随从中有人对阿拉伯文化较为熟悉，或本人就是回教徒，如马欢、郑崇礼等人。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撰有《瀛涯胜览》、费信有《星槎胜览》、巩珍有《西洋番国志》，对下西洋的过程和西洋各国有详尽描绘，保存了珍贵文献资料。
郑和首次出行，统帅都指挥使二人，指挥九十三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若干，共有士兵二万七千八百多人，二百零八艘船只。从太仓刘家港出发，经过福建长乐，首站到达占城国首都，以下航站依次是爪哇苏鲁马、苏门答腊南部旧港、马来半岛西岸的满刺加。在满刺加，船队稍事休整，设立兵营、仓库，储藏贸易货物，而后继续西行，到达锡兰山，绕过印度半岛向北到达葛兰、柯枝，终点站是古里。郑和部分随行船队分成两队，一支继续向西北航行，到达伊朗，绕过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终点是回教圣地麦加；另一支向西南航行，直达非洲东海岸。
郑和船队与所到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斗争和贸易体系之中。首次航行到苏门答腊旧港，打败前来夺宝的当地华人首领陈祖义，随船押解到南京正法。第三次航行，打败抢劫船物的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攻占锡兰首都，活捉国王及其妻小，押回南京，明成祖另立亚烈苦奈尔的亲戚为王。满刺加国成为明王朝最忠实的藩邦，明朝公主下嫁满刺加苏丹，从永乐三年（1405）到正德六年（1511），双方来往贡使不断，当地到今有三保山、三保祠等古迹。与中国发生朝贡贸易的还有苏门答腊、阿鲁等国，南洋商人经常跟随自己国家的贡使到中国贸易。明政府为管理日益增多的来往商人，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各设一人提举市舶司，免费提供食宿，为这些贡使商人享受免税的优惠待遇。
中国文化因此影响到东南亚一带。印尼的伊斯兰学者哈姆加认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明代中后期，中国商人到东南亚经商也十分踊跃，尤其是东南沿海福建一带，有不少中国人移民到当地，虽然未必是郑和下西洋的直接影响，但与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开放风潮大有关联。
明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分别是永乐三年（1405）、五年（1407）、六年（1408）、十年（1412）、十九年（1421）、二十二年（1424），航行时间一到二年不等。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去世，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他听从朝中某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作为明王朝开放政策的余波，宣德五年（1431）十二月再次派郑和下西洋，二万七千余人分乘六十一艘船只从南京起航出发，郑和在返航途中与世长辞，终年62岁。此后明朝开始关闭帝国的大门，明中期进一步实行海禁政策。
据有关资料记载，郑和宝船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树立九根大桅杆，由位于南京龙湾的龙江船厂制造。排水量约为一万四千吨，载重量在七千吨以上，论形制之巨大、制作之精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有关研究人员已成功复制郑和宝船。载于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绘制地图二十余幅，是中国首部航海图。
郑和下西洋证明了在十五世纪，中国具有世界领先的航海科技和船只制造技术，比欧洲地理大发现早一个世纪，基本与世界新航路的开辟处于同一时间段。但是，中国很快失去了下西洋的动力，以后再无大规模的海上征伐与贸易。
王振擅权
汉、唐、明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为害最烈的三个朝代。尤其是明代，宦官之祸贯彻始终。
朱元璋登基时，意识到宦官擅权的危害，严加控制。宦官的人数在百人左右，官职不能超过四品，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兼任内外文武官衔，不许穿朝中大官服，并在宫中竖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宦官沦为内廷洒扫应对的杂役。然而，明朝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却培植了宦官专权的沃土。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集大权于一身，带来行政上的难题，皇帝一人不可能处理如此多的政务。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皇帝秘书班子的内阁权力逐渐增大；同时作为内阁阁臣的约束力量，宫廷宦官的权力也相应增大。宦官干政的禁忌逐渐放松，最终成长为明朝政坛的重要力量。
首先允许宦官掌握文化的是明宣宗，他设立内书堂，请通晓经史的大学士陈山担任教师，以后宦官读书成为定制。宦官经过培训，学会读写，一些资质上乘的人“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成为皇帝处理政事的帮手。
洪熙、宣德以后，司礼监的太监通过参与票拟取得参政大权。票拟的具体程序是，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对朝臣的奏章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经由皇帝最后裁定，由司礼监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明代后期的票拟、朱批的具体过程大致如下：奏章由外廷有关部门送到宦官十二房之一的文书房登录，交给司礼监，司礼监太监过目，交给皇帝，皇帝阅后送回司礼监，由文书房送内阁票拟。司礼监若认为票拟可行，则奏明皇帝后，批红，发到外廷执行。司礼监若不同意内阁的处理意见，可发回重票，或不经过内阁，直接批上意见交由朝中官员执行。在这一过程中，司礼监的掌印或秉笔太监有可能假传圣旨。内阁大臣的奏章需经皇帝朱批确认才能执行，秉笔太监成为皇帝的代表，宦官的权限超越了内阁学士。一些阁臣因而依附手握重权的太监，如正德年间焦芳依附刘谨，万历初期张居正与冯保结成联盟，否则，政令难以贯彻。此时的上等太监，已不仅仅是宫廷的清洁人员，而是强大政治势力的代表。
宦官的另一重大责任是监督外廷官员。明朝皇帝相信朝中大臣各为其家，全有私心，只有宦官无家无室，才能一心为国，崇祯帝就曾多次明确表示这一态度。明成祖靖难之役，抢得侄子建文帝的天下，为压制朝中大臣，设立由宦官主持的特务机构东厂，明宪宗增设西厂，权力操控在宦官手中，外廷大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传到皇帝的耳中。太监不仅监督大臣，也监视军队、边关重镇、沿海市舶司、地方政府等，无所不在。史称明末太监人数达到十万，虽然有所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数之多。
明代太监之祸始于王振，烈于刘谨，极于魏忠贤。王振是河北蔚县人，曾是儒士，当过教官，因前途无望于永乐年间自宫，进入紫禁城，曾担任宫人的教师，被尊称为“王先生”。宣德年间，宣宗命其陪太子朱祁镇读书，没有为太子另择良师，英宗即位后一直称呼他为“先生”，受王振的影响极深。王振宣德年间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首席太监。
宣德十年（1435），宣宗去世，朱祁镇继位，年仅九岁，由孙太后全权处理政事，太后信任内阁大学士、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对王振心存戒心，曾召王振入宫，想杀了他以绝后患，因英宗与诸大臣下跪求情才免去一死。一开始王振小心谨慎，赢得太后与朝中重臣的好感。此后王振日渐跋扈，开始过问政事。正统六年（1441）十月，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修建完工，英宗宴请百官，依礼宦官不能赴宴，王振不仅从中华门正门赴宴，还得到群臣躬身迎候的礼遇。
正统七年（1442）十月，太后去世，阁臣换人，英宗亲政，王振掌握大权。他将朱元璋所立铁牌移出宫外，王振的侄子王山当上锦衣卫都督同知、王林担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振大兴冤狱，杀害反对派侍讲刘球、宦官张环、锦衣卫王永心等人，百官稍有不敬便大祸临头，御史李铎因不肯下跪而充军铁岭卫。百官无不屈膝，公侯勋戚无不奉承，称王振为“翁父”。王振佞佛，正统十三年（1448）重修庆寿寺，征军民万余人花费几十万两白银，京中歌谣：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
为宣扬英宗的文治武功，王振发动“麓川之役”。正统二年（1437），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三年后被平定，思任发表示愿意进贡谢罪。王振却在此时大军进发，正统六年（1411）正月，明军十五万开赴云南。
王振的垮台缘于对蒙古各部落的轻视。明代中前期主要的军事威胁来自北部蒙古各部落。正统年间，瓦剌部崛起，由也先统帅。瓦剌部每年朝贡马和骆驼，以换取所需的生活用品，明政府对周边民族采取绥靖政策，各贡使入境后，一切免费，以少量贡品换回价值高得多的物品。瓦剌部常会虚报进贡人数、马匹数量，明政府眼开眼闭，不予细究。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部贡使人数达到二千余人，虚报成三千，王振却一反常态，要求礼部官员按实际人数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也先大怒，借口明朝撕毁婚约，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军大举入侵。也先亲率一路，攻陷大同，边关诸寨，纷纷陷落。王振为压服国内群臣，唆使年轻气盛的明英宗亲征。几天之内，齐集五十万大军和物资装备，仓促上路。由于毫无计划，大军忽而北、忽而南，士兵忍饥挨饿，意气消沉，未上战场便已注定失败。大军七月十六日出发，八月初一到达大同，未打一仗，被战场景象吓破胆的王振下令回撤。王振原想经由家乡回北京以夸耀乡里，后因担心大军会损坏庄稼而改道向东；八月十日，明军到达宣府，遭遇瓦剌的追兵，大败；十三日退到土木堡。英宗被俘，五十万大军死亡过半，王振本人被护卫将军樊忠杀死，土木堡之变震惊朝野，险些酿成亡国之祸。
太皇太后听从于谦的建议，在宦官金英、兴安等人的协助下，籍没王振家产，清除王振党羽，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是为景帝，也先挟持英宗以令中国的计划未获成功，明朝逃过一劫。
王振并未因此被遗忘，英宗复辟后，为王振恢复名誉和官爵，用木头刻成王振的身体，招魂祭葬。王振被供奉在智化寺，享受香火。有明一代，宦官擅权，王振是始作俑者，王振之后，后继者不绝。
“倭寇”问题
倭寇入侵，洪武年间已经出现，嘉靖时发展为严重祸患。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之间可以实行朝贡外交，不许百姓出海、私通国外或是与外国人交易。虽然政策时宽时紧，但总的倾向是禁止。
明代中国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通过双边交易，沿海官绅百姓以及周边国家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不满政府的海禁政策，部分中国民众与日本人勾结，占据沿海某些岛屿，或是私下到中国沿海交易，或是采用不法手段抢劫居民财物。所谓倭寇，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些倭寇并非中国与日本双方政府所能控制，因为当时日本国内藩镇割据，群龙无首，无力控制沿海武装力量。
倭寇在太祖称帝以前就已存在，张国珍、张士诚的余党曾带领日本人骚扰东南沿海，洪武二年（1369）、三年（1370），太祖派使臣前往日本，质问日本权臣足利良怀。足利良怀称臣纳贡，并送还明州、台州二地七十余名被掳男女。洪武年间常有小股倭寇前来，洪武二十年（1387），太祖命周德兴、汤和在福建兴建防倭城，布置六七万士兵，倭寇人数大为减少。
永乐元年（1403），日本权臣足利义满在向明成祖上表进贡，为表示诚意，他于次年捕杀了对马壹岐等岛屿的若干海盗，永乐三年（1405）派使臣押解到南京，成祖让日本自行治罪以示宽大。永乐六年（1408），足利义满去世，成祖派人致祭，封其子源义持为日本国王，事实上，日本另有天皇，源义持在国内的爵位只不过是“征夷大将军”。源义持的力量无法阻止日本海盗来华。
中日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依然在进行。宣宗时，贡使随员由二百人增至三百人，贡船两艘增为三艘，实际来华的人数、船只经常超出这一限制。一些贡使和随员夹带十倍于贡品的私货，在中国市场出售，购买中国货物回国，牟取高额差价。他们携带武器，经常强买强卖，遇到中国官兵，便亮出贡使身份。景泰四年（1453），临清地方的指挥使为劝阻贡使抢劫百姓货物，几乎被打死，景帝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弘治九年（1496），贡使在济宁杀人，孝宗下旨，此后日本贡使只许五十人进京，其他人在港口原地等候。
为取得商业利益，日本贡使之间发生内讧，嘉靖二年（1523），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发生争斗。明武宗时，源义澄的贡使宋素卿是中国人，依中国法律，中国人私自通蕃冒充蕃人应该处死，宋素卿贿赂当权太监刘瑾黄金千两，嘉靖二年（1523）宋素卿再次以贡使身份到宁波，同时到达的有另一位日本贡使宗设，两人互证对方是假贡使。当时宁波市舶提举司的主管、太监赖恩请二人赴宴，赖恩事先收受宋素卿的贿赂，在招待规格上抬高宋素卿，并提前把宋素卿的货物验放过关。宗设愤而动武，杀了与宋素卿同行的日本人瑞佐，从宁波一直追击朱素卿到绍兴城边，在折返宁波途中放火抢劫，驾船扬长而去。浙江都指挥刘锦在追击战时阵亡。宋素卿虽逃出宗设之手，但被明政府关入大狱，最后死于牢中。
嘉靖皇帝以此事件为由，断绝了双方的朝贡关系，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才恢复。民间走私贸易因官方交易的断绝更为活跃，走私团伙规模扩大，携带武器，勾结沿海世家豪族，将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偷运到日本，赚取厚利。一些失去衣食来源的市井小民纷纷加入走私团伙，或交易或抢劫，混乱随之加剧。史称“嘉靖大倭寇”，是明代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
嘉靖十八年（1539），双方虽然恢复了朝贡贸易，但规模大大缩小，贡使随员以一百人为限，三艘贡船，贡期十年一次，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嘉靖二十三年（1544）七月，日本贡使不到十年便再次来到宁波，明政府拒绝此次进贡，将沿海文官武将一概治罪，严禁百姓与日本贡使私下交易。嘉靖二十八年（1549）是十年一次的进贡期限，源义晴派周良为贡使，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秋冬之际来到宁波，六百名随员分乘四条贡船，要求暂泊宁波，以待来年。明朝皇帝不许日方的申请，勒令其回国。十二月，便有几股倭寇大掠温州台州二府，以发泄对明政府的不满。嘉靖二十八年（1549）六月，周良按时来到中国，率百名随员进京。
周良向明廷申诉，由于贡船高大，随员百人不够驾驶，必须五百人，贡船三艘，为防备沿途海盗，必须有一艘护航，并非有意违背明朝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