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第一贪官和珅靠贪污受贿聚敛了多少财产，是无法精确计算的，仅看一看嘉庆四年查抄和珅家财时查抄官进呈的清单，就能令人十分吃惊。
器物类：金碗碟32桌共4288件，银碗碟4288件，白玉唾壶200余个，金唾壶120个，银唾壶600余个，另外还有数量可观的金面盆，银面盆，金银翠宝首饰。
金银类：金元宝1000 个（每个重100 两），银元宝1000 个（每个重100两），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余万两，另外还有元宝银、洋钱、制钱，数字均以万计。
店铺：当铺75 座（资本银3000 万两），银号42 座（资本银4000 万两），古玩铺13座（资本银20万两），另外还有玉器库、绸缎库、洋货库、皮张库、玻璃器皿库。
皮衣类：貂皮男女衣1417 件，杂皮男女衣1243 件，貂帽、貂袍、貂褂、貂靴各有数十件（双）。
田地类：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
嘉庆皇帝的上谕说，和珅家产共109号，内有83号还未估价，己估26号，算银22389万两。
以上并不是和珅的全部家财，那么占几成呢？没有人详细核算过，但从一些官员要求提讯掌管金银内账使女、发掘窖埋的条陈奏章看，未被查抄的家产还是很多很多的。
和珅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先世并不显赫，乾隆三十四年以文生员充任三等侍卫。
侍卫一职虽然起自宋代，但到了清代却有了根本变化，不再由兵马司管辖和挑选，而是由满洲、蒙古王公大臣能力的子弟及武进士充任，其职责是皇帝的宿卫和扈从。由于他们总是在皇帝的身边，最容易受到宠信，因而，许多重臣将相都出自侍卫。和珅是三等侍卫，据说是以其仪表堂堂而为乾隆选中，并步步高升，直至文华殿大学士。当然和珅受到乾隆的宠信绝不仅仅是其仪表堂堂，而是由于他最能体察“圣意”，顺从“圣意”，事事让乾隆这位好大喜功、性喜奢靡、浪费无度的皇帝感到满意，即使有人弹劾和珅，他也充耳不闻。
嘉庆四年，和珅因“诸臣兢劾，被指列大罪二十款，褫职下狱，赐自尽，籍其家”。这是正史的记载。其实，嘉庆早就对和珅不满意了，因为他事事都要提及“太上皇”（即乾隆），让嘉庆办事感到掣肘，甚至要见一见父亲，也需经和珅“批准”。
关于“赐死和珅”一事，清李伯元的《南亨笔记》有一段描叙，现转录于后：
和珅与朝贵偶语必盛称太上皇（乾隆皇帝），嘉庆（乾隆第十五子）得知后怒詈曰：“和珅奴才可恨，蔑视朕躬，不给他一个信，他还做梦里。”翌日，召见便殿，低声语和曰：“太上皇待你好吗？”和珅顿首答曰：“太上皇恩典天高地厚，奴才虽死不忘。”嘉庆又问曰：“然则朕待你如何？”和珅又顿首曰：“陛下待奴才恩典虽异于太上皇，奴才誓以死报。”嘉庆又曰：“好个誓以死报。”又问：“太上皇与朕孰贤？”和珅顿首谢曰：“奴才不敢说。”
强之，乃曰：“太上皇有知人之明，陛下有容人之量。”嘉庆笑曰：“好个容人之量，你候着吧。”和珅战栗辞归，汗流浃背，重棉为温。
乾隆登遐，嘉庆秘不发丧，密遣内竖矫太上皇旨，召和相入宫。和入见嘉庆，俯伏行君臣礼。嘉庆色甚霁，赐箭衣一袭——衣制短后，两袖亦窄甚。嘉庆促和衣之。和无奈，脱旧衣更新衣，袖窄格不得入，强纳之必敝，恐滋咎戾，遂不复御。内竖抗声诘之，以袖小对。嘉庆笑曰：“袖是不曾小，你的拳（寓意权字）太大了。”和知有变，请见太上皇。嘉庆偕之入宫，知已崩，始大哭。嘉庆亦哭，既而语和曰：“皇考待你如何？”和呜咽曰：“先帝恩典天高地厚，奴才没齿不忘。”嘉庆曰：“皇考弃天下时，遗诏以汝为殉，汝前云誓以死报朕躬，犹记之否？皇考待汝不薄，死以身殉，义不容辞。汝今日之死，不过略报涓埃，苟得其所，死可无憾。”因出遗诏示之，和大骇，泪坠如断绠……
这两段记载，虽不一定十分真实，但嘉庆欲除掉和珅是早有打算的，事实与此十分相近。据史载，乾隆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去世，次日即用守殡的办法将和珅软禁，接着大臣们的弹劾奏章便纷纷呈上。没有几天，和珅便以二十条大罪被捕入狱。当然，嘉庆对和珅还算宽容，没有凌迟他，而是赐死，这样处置，既因为和珅的儿子是嘉庆皇帝的妹夫，更重要的是稳定政坛，避免再起大的波浪。
洪秀全之死
洪秀全是清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起义给当时的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在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中创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太平天国。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以失败而宣告结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者也因此纷纷遇难。
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 日），正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在清军围攻下岌岌可危之际，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死于城内天王府。关于其死因，史学界有不同看法。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是自杀身亡。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洪仁玕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清军捕获后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7月26日） 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天历，即1864年6月1日）服毒逝世”。但当时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说，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20世纪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咁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有学者指出，这一记述当是可靠的，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曾国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军机处时曾说：
“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钞送军机处，以备查考。”由此可知，曾国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是被“改定”过的。由于他在此前的两份奏稿中，都谈及洪秀全自杀之事，所以把李秀成供词中洪秀全病死“改定”为自杀，当在情理之中。《洪仁玕自述》的后半部分中说洪秀全自杀，恐非洪仁玕本意，因为后半部分是由外人译出，原稿已失。
外人在翻译时受《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影响，是极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其中有“至今年四月十九（天历），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此说应较可信。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曰：“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天历）众臣子扶我登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
“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廿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
自从《李自成亲供手迹》发行后，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
“名教罪人”钱名世
明清两代统治者的共同嗜好是大兴文字狱，尤其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制造文字狱的高手。三人特点各不相同，雍正皇帝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往往出人意表，其中处理得最别致的是“名教罪人”和“大义觉迷录”两案。
名教罪人指的是清初著名文人钱名世，他是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殿试一甲第三名的“探花”郎，授官翰林院编修，曾协助万斯同修撰《明史》，升任侍读学士，因为急于升官，吹捧雍正初年最有权势的大臣年羹尧而遭厄运。
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贵妃，位属皇亲，升任抚远大将军，雍正二年（1703），因平定青海、西藏部落叛乱有功，加封一等公爵。朝臣中颇有一些人溜须拍马，以附骥尾，钱名世就是其中的一个。钱名世十多年一直担任翰林院侍读的闲散官职，升迁不快，颇感失意。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原本就有交情，想趁年羹尧炙手可热时重叙旧谊。钱名世一共为年羹尧写了八首颂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年羹尧平藏归来后写的吹捧诗：“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勒第二碑。”诗后自注：“公（年羹尧）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康熙）平藏碑之后。”把年羹尧平藏功绩与康熙帝相提并论，完全没有意识到雍正帝已经无法容忍气焰熏天的年羹尧。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被赐自尽。雍正帝原本不知钱名世奉承拍马的细节，没想到第二年一帮多事的大臣参了一本，说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且以平藏之功归美年羹尧，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其属悖逆，应革职，交与刑部从重处治。”
雍正帝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惩罚办法，他下旨：“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死。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着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于是雍正御笔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额挂到钱名世老家门楣上，以羞辱钱名世，诛其心剥其面，使他终身痛苦。
光是用羞辱法，对一般文人的冲击也许不够深，雍正帝在谕旨的最后，命令在京所有科举出身的大小官员，一共385 人，每人写一首批判诗，由皇帝亲任评审官，对每首诗细加评判，以优劣定赏罚。大小官员们搜索枯肠，仍不得要领。这些诗异口同声，称颂圣上英明仁慈，批判钱名世奸佞、不识羞耻。写好批判诗并不容易，即使是桐城派一代文学宗师方苞和著名学者、大学士张廷玉的诗，也同样不堪卒读。以张廷玉诗为例：
虚声盗窃志卑污，又向私门事谄媚。
但识媚人工颂祷，不知行己荡廉隅。
士林耻与衣冠共，宸翰严于斧钺诛。
更许作诗昭讽刺，鉴现从此化顽愚。
更无聊的如吏部尚书蔡珽所作：
工谄媚能竭其力，事奸逆能致其身。
诗文中之下品名士，科甲内之上等罪人。
如同打油小调，已不成诗。因为批判诗作得好受褒赏的有詹事陈万策等人，另一些不合圣意的诗歌作者则倒了大霉，侍读吴孝登被革职发往宁古塔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翰林项维聪被革职遣送回籍，另有六名官员发回重写。
多数官员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一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应景之作，因此自选文集时没有收入这首御命奉制诗，方苞就是一例，他的《望溪文集》未收此诗。后世的历史学家也不重视此案，作为正史结尾之作的《清史稿》，为钱名世作传时竟对此案一字不提，钱名世的老家修地方志，如《常州府志》、《武进县志》的钱名世传，同样删去了这段历史，可见雍正帝的诛心手法并未起到什么效果。
雍正帝将自己关于钱名世案件的谕旨，连同钦定批判诗编成一册，交给钱名世本人，由罪犯出资刊刻，颁发给所有的学校作为大批判教材，可见发行量一定大得惊人。后人将此书命名为《名教罪人》，留存至今，成为回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线索。
英国使团首次访华
公元1792年，正当中国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一支七百余人（包括水手）的庞大外交使团，经过十个月的航行，到达中国天津大沽口外，等候皇帝的接见。
从当时世界的整体发展而言，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已经取代西班牙、葡萄牙的地位，成为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工业国家，急于得到原料基地，开拓世界市场。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获得成功，他们把目光瞄准了幅员更广的中国。率领使团的马戛尔尼曾任英国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马德拉斯总督，是老经验的外交家。英国内阁希望马戛尔尼通过与中国的谈判，取得七项成果，其中包括，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港口；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等等。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一直实行朝贡体制，即周围臣服小国定期向“天朝”上贡，“天朝”皇帝大量慷慨的赏赐，和偶尔的贸易活动。从康熙后期开始，实行严厉禁海政策，断绝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中英双方的区别不仅在于语言，英国使团从出行那一刻就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使团到达首站澳门，会晤广东巡抚郭世勋，不久深居九重宫阙中的乾隆皇帝接到报告，乾隆对客人远道到“天朝”晋见感到高兴，他命令既要好好招待英国人，又要对他们严密监视。
沿海各地巡抚都接到了命令。
七月三十一日，使团抵达白河口，中国官方派两名高级官员负责具体接待事宜，他们把礼物搬到中国船上，主要物品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世界最先进的战舰模型、各种枪支、利剑、望远镜、气压计、秒表、瓷器，以及英国著名人士的肖像画和英国风景画等等，总之，囊括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武器和名贵的油画作品，共装了五百多只箱子，乾隆皇帝当作贡品全部接受，没有表示震惊，因为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大量西方产品进入中国，传教士带给明朝万历皇帝的礼物就有钟，郎世宁是清初出色的宫廷油画家。乾隆年间，由于世界贸易范围拓展，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钟、表、望远镜等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乾隆自己就是一个机械师，会拆装各种仪器。他对这些物品兴趣不大，作诗一首：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不久中英双方起了严重的纠纷，争执的原因就在于礼仪。每次会见中方总督、宣读圣旨，马戛尔尼只是脱帽示敬，从不行磕头礼，乾隆指示对蛮夷之人不必过于苛求。中国官员通知英方，乾隆帝将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他们，晋见皇帝陛下的礼仪绝对不能马虎。但马戛尔尼坚持拒绝叩首礼。
船队继续航行，中方给使团船挂上长幡，上面大书：“英吉利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