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感到伤心和羞愧，因为玛莎根本不理睬我，总是往下看；我似乎感到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又幸福又令人骄傲的气氛）把她和我隔离开来，并嫉妒地挡住了我的视线。
“这是因为，”我想，“因为我浑身是土，晒得黝黑，因为我还是个小孩子。”
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忘记了我自己，全身心地沉湎于美的感受里。我再也不想草原的寂寞和尘土，再也听不见苍蝇的嗡嗡声，再也品不出茶的味道，只觉得桌子那边面对我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莎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为亚美尼亚姑娘本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而且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莎。
喝完茶，爷爷躺下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这所房子跟巴赫契—萨拉赫所有的房子一样，坐落在太阳地儿里；没有树木，没有廊檐，没有阴凉。亚美尼亚人的大院长满滨藜和锦葵，尽管天热异常，却生机勃勃，充满欢乐。整个大院被一道道不高的篱笆墙隔成东一块西一块，在一道篱笆墙后正在打谷。打谷场的正中央立着一根柱子，套好的马一字排开，形成一个长长的半径，十二匹马绕着柱子转。旁边有个穿长坎肩和肥灯笼裤的乌克兰人，把长鞭子甩得啪啪响，大声吆喝着，那语调好像在戏弄马，跟它们耍威风似的：
“啊啊啊，该死的东西！啊啊啊……没有比你们更讨厌的了！害怕了吧？”
那些栗色马、白色马、花斑马不明白叫它们在一个地方转，揉碎麦草是为什么，便极不情愿地、仿佛吃力地跑着，感到委屈地摇着尾巴。风从它们的蹄子底下扬起了一团团金色谷壳的尘雾，然后又把它们远远地吹到篱笆外面去。在高高的新麦草垛旁边，有些妇女手拿耙子慢悠悠地干着，一辆辆大车在走动；在麦垛后的另一个院子里，也有同样的十二匹马绕着一根柱子转，也有一个乌克兰人把鞭子甩得啪啪作响，戏弄马匹。
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在稀疏的栏杆上和窗框上一些地方被晒得冒出了木胶；台阶下面和护窗板下面的细条阴影里有许多红色的瓢虫蜷缩着身子挤在一起。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莎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气愤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在她进去的门口出现一个驼背的老亚美尼亚女人，红脸膛，穿一条绿色灯笼裤。老太婆生气了，正在骂人。不大工夫玛莎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在大车后边不见了。赶马的乌克兰人放下鞭子，不吆喝了，向大车那边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后来，等亚美尼姑娘又在马的身边走过并跳越篱笆时，他用眼睛盯着她的背影，对马嚷叫着，那调子听起来仿佛非常伤心：
“叫你们不得好死，魔鬼！”
后来我总是经常不断地听到她光脚走路的声音，看到她严肃地、忧心忡忡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她顺台阶上上下下，经我身边带来阵阵轻风，或进厨房，或去打谷场，或到大门外，眼看她东跑西颠，弄得我来不及扭动脑袋。
她及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三个钟头的等候不知不觉过去了。我觉得我还没来得及细看看玛莎，卡尔波就已经跑到河边给马洗了澡并且套上了。一匹湿漉漉的马因洗得痛快喷着鼻子，蹶子踢打车辕。卡尔波向它吆喝着：“捎一捎！”爷爷醒了。玛莎嘎吱一声把大门给我们打开了，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
两三个钟头之后，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
“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
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二
还有一回，即我正念大学的时候，我坐火车到南方去。那是五月。好像是在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之间的一个火车站，我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散步。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的小花园、站台和田野；车站遮蔽了落日，不过，根据从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烟雾以及它们被染成的淡淡的玫瑰色来看，显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当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大多数散步的旅客都往一节二等车厢那连拥，带着异样的神情停在车厢旁边，仿佛这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什么知名人物。在这节车厢旁边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正是我的同车旅伴——一个矮个子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好客，跟我们在旅行中偶然相识、没有深交的人们一样。
“您在那儿看什么呢？”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个女人。这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穿的是俄罗斯服装，头上什么也没戴，只有一小块披巾不经意地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长的女儿或妹妹。她站在车厢的窗子旁，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谈话。还没等我意识到什么，却忽然产生了在亚美尼亚村体验过的那种感觉。
这姑娘是出色的美女，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跟我一起欣赏她的那些人，绝不怀疑。
要是照老规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绘一番，那么她最魅人的地方就是那一头淡黄色的、波浪起伏的、厚厚的秀发，它们披散着，头顶上系着个黑色的发带，至于其他的部分，要么不太合适，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双眼睛，是出于卖俏呢还是由于近视，总是微微眯缝着，鼻子微微向上翘起，嘴很小，侧影轮廓不分明，肩膀窄得与年龄不相称，尽管如此，姑娘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丽，望着她，完全可以确信：俄罗斯人的脸无需严格的整齐端正便能显出其美丽，不仅如此，即使是把这姑娘的翘鼻子换上一个又端正又完美的，例如像亚美尼亚姑娘的那样，结果倒使这张脸丧失了全部的妩媚。
站在窗旁谈话的时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气而瑟瑟颤抖，她不住地回头看我们，一会儿挺起身子两手掐腰，一会儿又抬起手整理头发，她有说有笑，脸上的表情忽而惊奇，忽而恐惧，我就没见过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安静的时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这些细微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她脸色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匆匆一瞥，在于这些优美的动作与青春、活力、笑语声中流露出的心地纯洁、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的纤弱与和谐。
这种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与华尔兹、在花园里飞舞、欢笑和快乐相映成趣，却不能与严肃的思想、悲伤和宁静相容；似乎只要站台上吹过一阵大风或下上一场雨，她那柔弱的身体就会枯萎，她那变幻莫测的美就会像花粉一样消散。
“是的，果然……”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后往自己的车厢走时叹气说。
至于“是的，果然……”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加评论了。
也许他感到惆怅，极不情愿地离开美女和春的晚会，走回窒闷的车厢；也许他跟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为美女、为自己、为我、为所有垂头丧气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而惋惜。军官走过车站的一个窗口，看到里边电报机旁坐着一个脸色苍白、头发发红的电报员，鬈发蓬松，颧骨突出而无出血，便叹气，说道：
“我敢打赌，这电报员一定爱那个姑娘。生活在天地间同一屋檐下，与这个轻盈的人物在一起而不相恋——岂不超越了人的力量。然而，我的朋友，如果你拱腰驼背、蓬头垢面、单调乏味、品行不端、滑头滑脑，爱上这对你并无好感、俊俏而愚昧的小姑娘，将是怎样的不幸，怎样的嘲弄啊！或许事情会更糟：试想，这个电报员堕入情网，同时却早已婚配，而他的妻子同他本人一样也是个拱腰驼背、蓬头垢面、品行不端的人……那真是苦透了！”
在我们这节车厢旁边，乘务员正胳膊时靠着乘降台的扶手站着，往美女那边观望；他那张脸因昼夜不眠和车厢的颠簸而疲惫不堪，显得憔悴，松驰，令人腻烦，现在却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和深深的忧伤，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为姑娘不属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迟钝，满脸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们的幸福对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铃响了，汽笛长鸣，火车懒洋洋地启动了。站务员、站长从我们的窗前闪过，接着是花园、美女、以及她那奇俏、天真、慧黠的微笑……
我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后看，看见她目送火车走后在站台上走动，经过电报员所在的那扇窗户，朝花园跑去。车站已不再遮蔽西边的景色，田野敞开了胸怀，但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黑烟在绿绒绒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大气中，暗淡的天空下，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
我们熟识的乘务员走进车厢，点起了蜡烛。
■ 作品赏析
这是一篇奇特的小说，似乎不是一篇小说，而是一篇抒情色彩很浓的散文。小说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完整情节，就连主题也极朦胧微妙。小说以两个片断连缀在一起，分别抒写了“我”少年、青年时代看见两个美女时的感受。
契诃夫小说通常没有完整紧凑的故事情节，它只抓住生活的一个横截面或一个点来写，却能传达出生活背后极其丰厚的意蕴内涵，看似简短松散，实则灵巧精美，别有一番诗意美，本篇即是如此。本篇另一个显著特色表现在对美女的刻画上，它没有正面写，而是运用多种手段，如对比反衬、虚写、比拟等，去刻画美女带给人的微妙的心理感受，细腻传神，引人遐想。
麦琪的礼物
作者作品简介
欧·亨利（1862—1910），原名为威廉·西德尼·波特，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代表作有小说集《白菜与国王》《四百万》《命运之路》等。
一元八角七。全都在这儿了，其中六角是一分一分的铜板。这些分钱是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硬兼施地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直弄得自己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复数了三次，还是一元八角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嚎之外，显然别无他途。
德拉这样做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
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之际，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真够得上“乞丐帮”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人的手指按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美元。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忖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就是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白色的后院里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东西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像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子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折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黔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撒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写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德拉奔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过于苍白，冷若冰霜，同“索弗罗妮”的雅号简直牛头不对马嘴。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揭掉帽子，让我看看发样。”
那褐色的瀑布泼撒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一边说，一边内行似地抓起头发。
“快给我钱，”德拉说。
呵，接着而至的两个小时犹如长了翅膀，愉快地飞掠而过。请不用理会这胡诌的比喻。她正在彻底搜寻各家店铺，为吉姆买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