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李国庆风头正健，不管是公开亮相发言还是在微博上自娱自乐，都能吸引众多的眼球。你可知道，这位“60后”的老男人有过怎样的青葱岁月？他念小学期间就是模范生，得到满屋的奖状；中学期间就曾带领全校同学集体“罢饭”来抗议食堂难以下咽的伙食；北大时期更是风云人物，以校学生会副主席的身份和宿管阿姨对抗、向校领导叫板……特立独行是他的标签，率性而为是他的性格。
1.“60后”的“模范生”
“我自己觉得高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当学生干部的经历。我当时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不是商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锻炼了自己的社交能力，而拥有这些人脉是很重要的。”
——李国庆解释自己高中期间为什么热衷于参加社团，以此来验证成功人士的准备工作要从学生时代做起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于是，这一天就成为我们的“国庆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图省事或者追时髦的父母都习惯把10月1日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取名为“国庆”。当然了，参照“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传统和“男女有别”的原则，女孩叫“晓庆”、男孩叫“国庆”的概率比较大一些。
1964年的国庆节，北京城又多了一位名叫“国庆”的男孩——李国庆出生了。
李国庆的父亲做过商人，解放前就拥有一家专营丝绸布匹的贸易公司，经常到新疆、甘肃等西部地区做买卖。解放后，随着家族公司被“公私合营”，李国庆的父亲成了北京的一名普通工人。
李国庆的父母生了四个女孩之后，又生了两个男孩，一共六个孩子。如果李国庆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也就是第一个男孩，他将会很受宠。可惜的是这位将来的大老板是“老疙瘩”。他一落地就已经是李家的第六个孩子了，上面既有姐姐又有哥哥，放到一般人家就算不上宝贝了。但是李国庆打小就体弱多病，左右脸还发育得不太平衡，这些缺陷倒让家人又爱又怜，童年过得还算惬意。
关于李国庆发育得不那么完美的左右脸，我想多说几句。其实这个问题李国庆也经常会提及。成名之后的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上个财经杂志的封面都会要求对方务必派出最好的化妆师给自己做造型。以至于他在上电视时，有女嘉宾毫不避嫌地“赞”他是“花样美男”。李老板做现场招聘节目也是相当“以貌取人”，当别的面试官在思考求职者能为自己公司创造多少价值时，李国庆则会比较突兀地直言：“我不相信以你的姿色，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按照李国庆一贯的思路来说，如果是女孩子姿色不够好，问题就比较大了，很可能会影响你今后嫁得好不好，而嫁得好不好就关系到这一生是否幸福的重大问题。还好，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长得不帅顶多会让他在少年时期有一段烦恼，但在他完全成长、成熟之后，外貌就退到一个不太重要的位子上了。社会历来是这样，古代的“郎才女貌”或者现在的“男财女貌”，说的都是男人的内涵或者财富，很少有人花痴到选老板或者选老公时一定要求对方英俊潇洒。
自从当当网成功在美国上市后，李国庆就变成了公众眼中的明星企业家，对自己的仪容也渐渐上心了，虽然走的是平民时尚路线，但和当初的不修边幅相比，现在的穿着已经很讲究了。原来的李国庆其实是个不太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和那些注重自己形象的企业家相比，他更看重自己所创造的价值。至于仪表，基本上不太注意，一般要求能见人就行。创业之初，他和俞渝的工作都非常忙碌，一个在公司里运筹帷幄，一个出去谈判拉生意，李国庆一般只负责前一项工作，不经常抛头露面。正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时的李国庆不太在意自己在员工面前的形象。有时赶上早晨开会，他顶着一头略微凌乱的头发就去会议室了，从他踏进会议室那一刻开始，就有员工发现他头发上还有睡觉时被压弯的痕迹，等到他坐下来说一句“大家早上好”时，会议室里所有员工都齐刷刷地看着他，大概有一秒钟，大家互相看了看，点头示意：今天早上老板又没整理头发。
如今的李国庆已经是个爱美的“花样美男”了，而且又经营着当当的美妆采购部，许多美容体验他都要亲自上阵。有一次他还拉着90岁高龄的父亲做美容，看着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他突然觉得，现在必须要好好保养自己的皮肤，于是就和父亲一起做了个面膜。通常情况下，一对母女一起做美容总会给人一种温馨、恬静的美感，而如果把做美容的母女换成一对父子，感觉就有点奇怪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从道理上讲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对事情看得开是李国庆上了北大之后不断思索的结果，在这之前他还是很在意的。我们经常会遇到因为极度自卑而变得极度自负的人，他们不过是用自己的张扬和自负来掩饰内心深处的那点自卑。处在李国庆的位置想一想吧，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耀眼的容貌，更倒霉的是从自己记事开始，父母就天天关牛棚、遭批斗，他们头上还顶着“特务嫌疑分子”、“投机倒把”、“反革命”的高帽子。这样的环境加上略有缺陷的外貌使得李国庆在童年乃至后来的人生中总是用一种过于激进的方式来思考和应对问题。
因为父亲的“罪名”影响了正在上学的哥哥姐姐和李国庆的“进步”，所以他追求进步的那个劲头比一般孩子都足。学习上刻苦是一方面，关键是小学时期的李国庆就能想到用“大义灭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上的进步。他看到姐姐无意间把缝衣针插到了领袖像上，就能跑到街道去“举报”，这一“壮举”让居委会的爷爷奶奶们特别欣慰，都说老李家出了明白人。
“文革”结束后，李国庆父亲的问题也得到了“平反”。以前做买卖时的老朋友来北京找他，希望他能重出江湖，把贸易公司再开起来。老爷子害怕经商会再次连累孩子们，硬是没有答应。
当当网做大之后，也有记者采访了李国庆的母亲。老太太使劲回忆儿子小时候有什么“天赋异禀”的征兆，绞尽脑汁后想到了他在小学二年级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李国庆所在的大杂院，每家都有叔叔阿姨要离开父母到农村去。每次临行前，亲人们都会一送再送，抱头痛哭。李国庆见多了这样的场面，就对母亲说：“我长大了要当北京市的市长，让去农村吃苦的叔叔阿姨们都回来。”听了这样孩子气的愿望，母亲一笑而过。但是，后来看到李国庆在中学大学都当学生会主席，她觉得这个儿子还真是喜欢改变别人的命运，从政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小学、初中，李国庆都属于积极要求进步的“零缺点”“三好学生”。这种说法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满墙的奖状就是证明。少年时期的李国庆充满了正义感，喜欢帮助后进生，喜欢作为学生代表向学校提意见。他还喜欢向老师举报哥哥不小心犯下的错误，“大公无私”的样子让母亲又气又笑。母亲私下里曾劝他“搂着点儿”，但李国庆我行我素，坚持认为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模范生。
哥哥姐姐们说起这个弟弟，一致认为他在少年时代经常“干傻事、冒傻气”，总想做点与众不同的事。这一点在若干年后他的微博引起广泛关注后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有人对李国庆评价说他“一贯的鲁智深的风格，直话直说”。
当然了，在这件事情上，最有发言权的当属李国庆的老婆兼创业伙伴——俞渝。俞渝半是甜蜜半是调侃地说：“李国庆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是比较二的一个人。真该让他到美国刷几年盘子，他就不这样了。”
李国庆是在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读的高中，在这个青春躁动的年纪，他每天读的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些很主流的文学名著。虽然他不是北师大的子弟生，但这不妨碍李国庆脱颖而出，成为高中的学生会主席。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李国庆追求“自我价值”的人生阶段。他曾组织全校同学集体罢饭，抵制食堂难以下咽的大锅饭，代价是他不得不写了一份“深刻的”书面检查，向全校广播了一遍。这还不算，曾经荣膺“北京市新长征青年突击手”称号的李国庆居然没能在高中时期光荣入党，这件事在当时算是对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不过那时他还没有绝望，毕竟高中就能入党的是少数，不是还有四年的大学时间吗。他没有想到的是，大学期间自己那么风光，依然被党组织“拒绝”在门外。
1983年，李国庆高中毕业了。他认真分析了一下，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不错、口才也不错，准备报考法律系，将来做个“舌战群儒”的大律师。可是这一年北京大学新开了社会学系，让李国庆极为心动。在他看来，“社会学就是改造社会的学科”，太符合自己的社会理想了，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尚属冷门的社会学系。这个选择与十年后江苏考生刘强东的选择不谋而合，更为巧合的是两位同样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社会学才子都没有从政，都选择了下海经商，还都成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风云人物。
2.北大“风云男”李国庆
“我要组织同学砸烂你这个封建牢笼，这个封建的枷锁必须砸烂”！
——李国庆在北大任学生会副主席期间带领恋爱中的男女向宿管阿姨宣战
虽然说在重点高中就读同时拥有北京户口的李国庆不怵高考，但他没有因此而放松自己，还是一贯地努力学习，以“模范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考入北大时的成绩是全系第一名，大学期间也一直名列前茅，还时常发表论文，在同系的学生中颇有名气。
用李国庆的大学同学，后来的尊宝音响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冬的话来说，李国庆的知名度从新生报到那一天就开始显现了。补充一下，杨小冬的左右脸也有点不平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让两个人在北大期间成为最铁的哥们儿。
杨小冬回忆说：“新生报到那天，大部分北京的考生都知道有个李国庆，尤其是师大一附中、师大二附中、师大系统的更熟。他是那种跟谁都不见外的人，跟谁都能搭讪的人。”李国庆这种自来熟的性格为他日后创业积攒了不少人脉关系，成名之后的李国庆曾经感叹：“人脉关系对我太重要了。以我做企业的经历，我的感受是，有许多机会，给谁都一样，但是为什么给你？靠的就是人品和人脉关系。”
李国庆在北大读书期间，像一个双面人，活得比较纠结。一方面他认真读书，竭力保持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他不安分于校园生活，除了活跃地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之外，还喜欢继续挑战权威，做一些“惊世骇俗”的高调表演。比方说大学期间他又重复了高中时期的壮举，带领学生们抗议食堂的伙食质量；他还曾抱怨学校安排的课程有问题，领着同学们闹了三次，直到学校取消了那门课程为止。
李国庆有点倔强，有点较真，同时也很有正义感，是北大学子眼里的“正义使者”，爱打抱不平，敢替其他同学说话，甚至连领导的面子也不给。
那时候学校对学生谈恋爱还是颇有微词的，尤其反对那些借电话传情表爱的学生，认为他们耽误学习。有一次，公用电话出了故障，学校领导就故意不安排人修理。
可李国庆不干了，当着校长丁石孙的面跟总务处长较起真来。总务处长说学生“煲电话粥”会影响学习，在学校要以学习为主，因此没有修电话的必要。这番话激怒了李国庆，激动之余对总务处长说：你这个老顽固，学生谈不谈恋爱是他们的自由，你只管修你的电话就是了！
还好，北大的学风比较自由，讲究“兼容并包”，校领导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给他小鞋穿。
不管在什么年代，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含金量都是很高的。余杰曾经说过90年代的北大学生会已经渗入了社会上的不良习性，不少学生为了当学生会主席费尽心机，拉赞助、请客送礼、拉选票等无所不用。这样看来，“60后”的李国庆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念大学时同学们都还比较淳朴，同学们选举的学生会主席是那种不逢迎领导敢于替学生出头的人。这样一来，本来就爱管闲事的李国庆顺利当选了。
新鲜出炉的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李国庆很是“独领风骚”了一阵子。他很享受当家做主的感觉，坦言当上北大学生会的副主席之后，就“把我自己都当成校领导了，哪儿的电线杆子该修没修黑灯瞎火，我就直接打个电话，还不是我打，先让秘书拨好电话，我再拿过来。我说我是李国庆，三天内必须把这两个电线杆子路灯给我安好，安不好咱们下个月质询会见”。李国庆说，北大的最后两年，是他的个性最为膨胀的时期。
他最大胆的举措应该是为陷入热恋的同学们发放避孕套。当然了，这次不是敲锣打鼓的公开宣扬，而是将避孕套放到信封里，送给那些提前品尝禁果的男女学生们。最有意思的是，装着避孕套的信封上还印着“北京高等教育思想政治研究会”的字样，不明所以的人还以为这是给思想落后的学生上政治课呢。李国庆怕人家说他假公济私，大学四年竟然一次恋爱都没有谈。像是弥补自己大学期间没修“恋爱学分”的遗憾，李国庆在毕业之后结婚之前一口气谈了六次恋爱，“档期”始终没空过，用他的话说就是：“剩男剩女不可怕，别闲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