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南方某报（在这里隐去报社名称，赤脚不怕穿鞋的，我倒是没什么，就担心“因言获罪”给朋友带去不必要的麻烦）的记者致电给我，问我是否看了《华西都市报》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在重庆开会住总统套房吃豪华宴的报道，只是想听听我的意见。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主席团会和全委会，虽然不是主席团领导成员和全委会委员，庶或了解一些情况。首先我说明一下，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和“全委会”并不是一般作协会员都能参加的，我是特邀去参加会议的，只是个旁听者而已，用现下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客串”，如果不是特邀，如我一样的会员永远都没有资格参加作协这样“高级别”的会议的。
对于报道中披露的“住总统套房”、“吃2000人民币的豪华宴”以及“乘奥迪车”这三个引起轩然大波的问题，中国作协回应“报道严重失实”，并公开了《华西都市报》发来的“致歉函”和酒店开具的证明。实事求是说，《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没有到“严重失实”的程度，只是个别地方措辞不严谨，造成了些许误会。中国作协主席团的个别成员确实入住过总统套房，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不是报道中所说的与会者都入住总统套房，如果近百号人都入住总统套房，那大概不太可能。与会的全委会委员以及如我这样被个别邀请去参加会议的会员，住的都是很普通的标间，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总统套房是啥情况。报道中说乘坐奥迪离开机场，我没有亲眼见过，因为我是坐火车从太原直接到重庆的。
对乘奥迪离开机场的这个事儿，我想大概是个别主席团的领导成员的待遇，而不是所有与会人员都能享受的，除非大家是包机去重庆的，而且，如果与会人员都用奥迪接的话，那没有一个奥迪车队是不可能办到的，我想还不至于有这么夸张。至于个别领导乘奥迪离开机场，我觉得没必要对他们这么“苛刻”，好歹也算是正部级的或以下的领导，难不成让他们乘坐奥拓离开机场吗？再苛刻点干脆就步行离开机场吧。对于吃2000元的豪华宴，也不是报道中所说的所有与会人员，主席团领导成员，加上全委会委员，算上如我一样蹭饭吃的个别会员以及媒体记者，那少说也有上百号人了，你说上百号人吃2000元一桌饭，算下来也不过一人一小碟炼乳和三个小馒头而已，怎么能叫豪华宴。我可以证明的是，包括我在内的个别蹭饭者和绝大多数委员吃的都是普通的招待餐，也不是什么自助餐。陆天明所说的自助餐那是酒店早上免费提供的早餐。至于主席团领导成员，是否吃了2000元一桌的豪华宴，我没资格与他们一起“用膳”，所以不清楚。不过我个人分析，2000元也不算是报道失实吧，主席团成员加上重庆方面陪客的少说一桌也得二三十人，这一桌下来也够“清淡”的了。
对于作协在重庆的那些事儿，我觉得也应该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了。中国作协应该直面批评，而不是一再声明，一再回避。有错改之，善莫大焉，而不是责成《华西都市报》和酒店出具什么函件，证明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非但不能说明什么，反而会越抹越黑。而《华西都市报》作为新闻媒体，大可不必如此畏避势家。也许报社也是实逼处此，别无选择，只好发声明开证明，换铁凝主席的半个版的专访草草了事。报社更不应该处罚什么相关责任人，因为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相关责任人并没有什么错，至少他们还有社会责任感。
突然想起陈涉和他的穷乡党的故事。成者王侯败者贼，当陈涉成为王侯，在陈地建立了象征着权力和威望的豪华宫殿。次年，穷乡党怀抱着他们曾经许下的“苟富贵，无相忘”的承诺来见陈涉。天真的乡党还以为今之陈涉如昔之故友，抬手擂门而喊：“吾欲见涉。”门卫见其放诞无礼，遂将其锁拿。此时正遇陈涉车驾，乡党毫无收敛，竟直呼其名，冲出拦驾，终于得到陈涉的接见。谁知道这不争气的家伙进宫后，见殿阁四壁晶明，高接云汉；石阶层层而上，鲂鳞作瓦，鉴影炫目；殿内雏奴蹀躞，香盈绣帐，于是就大喊一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翻译成现在的话大抵如此：“好家伙，这么多！狗日的陈涉把事情弄大了啊！” 实乃一句人人皆知之语，然人皆不敢言之。涉之乡党虽为莽汉，其所直言的也不过是对有权有钱之人的艳羡，但从另一面来说，他也抖出了陈涉造反的目的，言外之意是，陈涉不过为求一己之富贵而已。
倘若说了这番大不敬之言，聪明一点的人都会立即开溜，这样或许会避免因言获罪。没想到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竟然没看出陈涉与其扈从已经对他不耐烦了。乡党每天都摇头曳尾地进出宫殿，出口还是那些大实话。这种“愚蠢”的行为当然是不可以原谅的。于是有亲信之臣对陈涉进言道：“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这句话一针见血，直刺陈涉最为敏感之部位，这位“一元化领导”最怕的就是别人降低他的威信，无视他的尊严，一怒之下就把他这位昔日曾在垄上一起割过麦子的乡党牵出斩首。都是权力惹的祸，权力乃是一种神秘而古怪的精神现象，它能让人陷入可怕的疯狂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产生一种享受种种特权的欲望和高人一等的幻觉。权力意味着服从和支配，故而有权的人惧怕别人冒犯自己的威严和特权，非常在意尊卑高下的等级秩序。陈涉之乡党死得是有些冤枉，然陈涉之杀无赦也不难理解。与其说是乡党死于陈涉之手，不如说权力假陈涉将其杀之。
在我天真的想象中，“权力”这种东西不应该能和作家协会挂上钩的，我一直天真的以为，作协是搞文学事业的，虽然有点权力，但与世俗意义上的权力截然不同，它的权力应该是代言人民的良心，它反对的恰恰是那种藐视群伦的傲慢和惟我独尊的自大。从事文学事业的作家协会更应该知道文学意味着平等，如果说世俗的权力意味着对反对意见的压制，那么作家协会的权力便意味着对批评意见以及声音的无限包容。没想到从重庆《华西都市报》一干人等因一篇报道而受处罚，以及《华西都市报》所出具的郑重的致歉函、酒店所开具的“此地无银”的证明等等，我才知道作家协会原来也是有巨大的权力的。让我明白了原来高举中国文学大旗的作家协会的内里，却时有大谬不然、悖理违情者，这实在令人遗憾。
最令人费解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中国作协的公开声明：“……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遭受无端的指责，严重损害了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的名誉……”请问中国作协为何如此惧怕批评？请问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学究竟繁荣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作协为人民做了什么贡献？当今的大部分作家又为人民做了什么贡献？难道就不应该受到指责吗？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其实自进入八十年代，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已经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名誉可言了。
中国作协竟然也有世俗的特权意识，竟然与一些媒体和个别一些作家合谋，利用一切借口谋求对自己有利的“豁免权”。这种对逃避批评的“豁免权”之要求，与陈涉禁止乡党在他面前“妄言”毫无二致，简直同出一辙。如果一个作家不懂批评的意义和功能不足为奇，但从事文学事业的中国作协要不懂批评的意义和功能，那真要让人“虎躯一震”了。堂堂中国作协，竟然没有一点平等理念和民主意识，误解批评，把批评视为炒作和指责；惧怕批评，把批评视为羞辱和侮蔑，请问，中国作协还有什么资格充当人民良心的代言人？
一个人越伟大，我们就越应该批评其“不足”，作家协会也一样，更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被大众和舆论监督以及批评的对象。并非与之为敌，而是作为中国文学事业的航母，中国作协更容易成为我们很多人追攀的楷模和效法的榜样，所以对它的批评，其实就是我们对文学信念的捍卫，就是我们对文学理想的守护。准此，中国作协就不能享有在大众舆论指责以及批评面前的“豁免权”，无论它有多么“权威”，无论它的位置有多么“高高在上”。
2010年4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