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以知洋务著名，也以知洋务自鸣得意。守旧的官僚士绅不愿去了解洋务，也反对谈洋务，郭嵩焘却说他们昏顽守旧，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处理当时中外关系的诀窍以及西方文明如何先进，中国应当从大本大源上学习西方等“洋务”，这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叛逆。
70年代后，郭嵩焘对清政府的批评不断升级。他不但批评顽固派的虚骄、守旧，而且批评洋务派的逐末舍本。他认为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是“治末而忘其本”，勉强支撑，终为徒劳。那么，怎样学习西方，才算走上正确的轨道？郭嵩焘认为：“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本”是什么？就是纲纪法度、人心风俗。它包括以议会制为主的民主政治、国家与人民利害相关的经济制度，以追求“实学”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和普及到每个人的进取精神、求实态度。他指出，西方兴修铁路、开矿产都由民间组织公司负责，政府从中赞助促成，这样，企业才能获利，国家收取的税款增多，最后达到民富国强。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不是这样，政府兴办企业作为自己的特权，不许民间办理，官吏和百姓就认为企业利益是公家之利，与自己无关，于是就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这样，近代企业虽然使西方走向富强，但在中国却只有少数人能发横财，对国计民生起不到积极的作用。他还指出，西方人认识到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就不断追求技术更新。而中国的士大夫却相信风水，迷信得很，反对机器开采，反对兴修铁路。这样的“人心风俗”怎么能使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呢？于是，他希望政府与人民同休戚，共患难，“国家有所举废，百姓皆与其议；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但与此同时，他又看到，中国幅员太广，人口众多，习惯势力强大，变革不是易事。这样，他指出了清政府的政治弊病，却又开不出符合中国特点的救治药方。但这一缺憾并不能遮盖郭嵩焘思想的先进方面，他不但是洋务派中的开明思想家，而且开始认识到教育在民族进步中的作用，认识到东方和西方在传统、观念、习俗上的差异，认识到扫除某些传统观念、改变旧式的“人心风俗”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也正是他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逻辑结论，中国社会守旧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洋务派的那一点改革成果终于被其葬送，甚至连他想以畅谈洋务来唤醒虚骄自大、一味排外的士大夫也不可得。而在出使期间，他又耳闻目睹了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况，看到了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改变传统习俗、树立新风尚中的作用。
清政府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封建政权，维持几千年不变的封建习俗正是它得以存在的理由，因而，它不可能去倡导改变人心风俗。即使是洋务派进行的一些细枝末节的改革，也遭到守旧派的一再反对，那么，要彻底改变这种因循守旧的社会习俗、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郭嵩焘曾经预料，“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虽然郭嵩焘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圣人”的观点的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他对中国的“人心风俗”的不易改变、根深蒂固的认识却是非常深刻的。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国家，扫除封建残余仍是一项不可轻视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