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郭嵩焘告别了政治舞台，自己也打算过一种山野闲人的清静生活，然而，他的心却无法平静下来，仍时刻关注着外面的世界，关注着国家的大事。
1882年，中法关系紧张，消息传至湖南，郭嵩焘非常关注。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明显地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李鸿章是主和派的重要人物，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取胜的把握，而“一朝决裂，全局动摇”，因此，主张妥协求和。主战派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曾纪泽等少数几个真正了解中法情况和战局的少数有识之士，又有态度激昂、纸上谈兵、不了解中外情况的清流派。郭嵩焘一向反对与洋人开仗，因此，自然成为李鸿章的积极支持者，不断发表主和言论。1882年8月，郭嵩焘就上奏清政府，主张开放云南，与法人通商。1883年6月。郭嵩焘致函李鸿章，主张调停中法越南关系，反对动用武力。1884年春，法国侵略军已向越南北部进攻，驻越清军败退，中法战争已经打起来，而郭嵩焘仍然反对战争。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实力强大，中国因为长期封闭落后，因此无力与西方抗衡。同时，他又指出，西方侵略的目的在于追求高额利润，并不是热衷占领土地，因此，如果中国主动通商，就不会引起大的冲突，否则，就可能走向战争，结果可能更糟糕。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人主战都是无知，都将误国。他主张，在中国落后的现状下，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开埠通商，学习西方的一切长处，争取变被动为主动。平心而论，郭嵩焘从中外大局上着眼，反对一切战争，主张以妥协求和平，在战略上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且走向了极端，因而，在认识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譬如，他不顾具体情况，反对一切战争；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的认识也不全面；将敌强我弱的形势绝对化，并把西方列强挑起的侵略战争的责任推给被侵略的一方等，这都是严重的错误。他的这种脱离实际的空论，不但遭到主战派的反对，甚至连主和派的李鸿章也认为迂腐，对他的许多建议都不予理睬。
1888年至1889年，洋务派和顽固派在兴修铁路的问题上又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兴修铁路之争，早在1884年就开始了。此后争论一直不断。每次争论，顽固派的阵容都很强大，他们总是要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修路，而洋务派则总想冲破阻力，以时代大势立论，希望兴修铁路。1888年，为方便运煤，李鸿章奏请兴修天津至通州的津通铁路，顽固派闻之哗然，群起反对。清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并谕令各省官员开展铁路问题的讨论。
郭嵩焘是最早主张修建铁路的人之一。这次津通铁路之争传到湖南，他也不甘寂寞，再次发表自己的意见。1889年8月，郭嵩焘致书李鸿章，积极支持李鸿章兴修津通铁路的建议。同年，他又撰成《铁路议》和《铁路后议》两文，阐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他认为，兴修铁路应该循序渐进，不能盲目仿效西方广修铁路。其理由是：一、西方兴修铁路由民间集资，国与民利益与共，因而能够实现长远目标，达到民富国强。而中国兴修铁路，费用由国家承担，官员则从中渔利，损公肥私，因而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二、中国官与民矛盾突出，互为仇敌，铁路即使修起来，也会不断遭到人民的破坏，因而，广修铁路的结果恐怕是费力不讨好。郭嵩焘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主张修路，但又反对盲目行动。这里面，也反映了郭嵩焘思想中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他认识到中国要学西方，才有出路，但又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学好；他已然认识到清政府无可救药，但又找不到治病救国的良方。这个问题，已不是郭嵩焘能够回答的了，要等继起的后来者去寻找答案。
1889年，郭嵩焘经常患病卧床，健康大不如前。到1891年，他抱病写完《玉池老人自叙》时，已觉难支。在《玉池老人自叙》的扉页上，他写了一首小诗，诗为：
傲慢疏慷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迁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他在诗中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概括，并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后人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8月2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历数郭嵩焘劝曾国藩出山、建议湘军创办水师、倡办厘金、出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臣等“军功”、“政绩”，为其请谥立传。8月29日，清政府降下一道声色俱厉的谕旨，驳回了李鸿章的请求，谕旨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郭嵩焘批评过顽固派、清政府，其思想也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官僚，与封建正统有越来越深的思想裂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郭嵩焘的主要言行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然而，统治者到他死也没有原谅他。
郭嵩焘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一生都在倡导新思想，与守旧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的思想深处充满着爱国忧民的感情，即使为此屡遭打击，也从不后悔。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统治者不可能接受他，而在他死后，历史却终于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是郭嵩焘生前就预料到的，也是他在天之灵应得的一丝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