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12月，郭嵩焘离开了战火纷飞的江南，赴京任翰林院编修这一闲职。这表明郭嵩焘对没完没了的战事已深感厌倦，决定到北京另谋出路。
离开战火纷飞的江南，置身歌舞升平的京都，郭嵩焘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调兵遣将往天津防堵，而北京官绅却对此无动于衷，依然酒食征逐，醉生梦死。对此情此景，忧时忧国的郭嵩焘深感悲哀，同时他又为清政府不能重用曾国藩这样战功赫赫的忠臣良将而愤愤不平。
正当郭嵩焘事事伤感之时，忽然喜从天降。1858年8月31日，咸丰皇帝召见了他。在封建社会，大臣被皇帝召见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1859年1月5日，咸丰皇帝又一次召见郭嵩焘。第一次召见，咸丰皇帝只问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一次，咸丰帝开始征询郭嵩焘对国家大局的看法。郭嵩焘本来就自负才高，现在咸丰皇帝居然向他征询对天下大局的意见，就忘了一切，侃侃而谈。他断言太平军不足虑，大清江山可保。咸丰帝大为高兴。郭嵩焘又谈了很多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如讲求吏治、认真办事等，还大肆吹捧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王鑫等湘军将领，虽然只字未提湘军首领曾国藩，但弦外之音，咸丰帝自然听得出。这次召见，咸丰帝对他非常满意，当天就发下谕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皇帝的咨询机关，大臣入值南书房，虽然没什么实权，但可以经常与皇帝见面，以后往外放官，往往优先照顾，前程无限，因此又被称为“天子近臣”。郭嵩焘得此殊荣，真是神清气爽，心情就与此前很不一样。次日，咸丰帝又召见郭嵩焘，一方面鼓励郭嵩焘多读有用之书，作有用之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向郭嵩焘打听湖南名士左宗棠，并让郭嵩焘劝左宗棠为国效力，建功立业。通过数次召见，咸丰帝对郭嵩焘已有基本认识，对他寄以厚望，并决定派他随僧格林沁前往天津前线，协助办理天津防务。一个月后，僧格林沁正式奏调郭嵩焘随同办理天津防务。这样，郭嵩焘不仅为湘军接通了与最高当局的直接联系，而且也使南方的湘军与北方的蒙古骑兵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湘军首领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得不能自已。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梦很快就破碎了。
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上奏陈说海防事宜。咸丰帝看完奏折，当即就要召见他。郭嵩焘在召见时，一时高兴，忘了官场忌讳，直言指陈时弊，并要求皇上、五大臣通下情，结果弄得咸丰皇帝很不高兴。此后，咸丰帝再没有主动召见过郭嵩焘，他的“圣眷”已经到了尽头，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在天津，他又与僧格林沁在海疆防务上意见不合，因而合作不到一起，关系闹得很僵。这年10月，诏命郭嵩焘前往山东查办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问题，由僧格林沁派员协办。僧格林沁打算刹一刹郭嵩焘的书生傲气，于是派心腹李湘棻前往。李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给郭找一罪名，以博僧格林沁欢心。时机终于来到，郭嵩焘自定开局抽厘，引发了福山县聚众殴毁厘金局的事件，李湘棻以郭嵩焘开局抽厘未与自己商量为由，飞报僧格林沁，僧即据此为词弹劾郭嵩焘。1860年1月2日，郭嵩焘接到交部议处的诏命。回京后，他又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因此，他心情抑郁，不久即以病为由，奏请回籍就医。4月中旬，郭嵩焘怀着“滔滔天下，吾安适哉”的怅惘心情，离京返乡。郭嵩焘虽然才华横溢.作风正派，办事果断，但由于文人气质太重，无法适应官场的圆滑机巧，又恃才傲物，因而，终究未能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充当“天子近臣”的机会。对郭寄予厚望的湘军首领曾国藩看到郭没能在中央站稳位置，为他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