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我以前是经常读的。那是较为年轻的时候，感觉余秋雨去过很多地方，多是羡慕。我没有研究过他的散文，总是看了就忘，忘记的时候，冷不防就不会在哪里又读到，总之报纸杂志上对他的评价极高，说他的散文是知识型的大散文，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余秋雨是学者型作家，说是中国的名家大家都当之无愧，无论媒体怎么说他，或者别人怎么批判他，都否认不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总是感觉他这个人一直站在一个很高的姿态，他在苦旅，他在试图拯救世界文化，确切点说是想拯救中国文化，仿佛惟有他才能看穿世界，看穿整个人类。他在忧心如焚，他在奔走，他在呐喊，他在穿沙漠走戈壁越江河过湖海，他仿佛是一个文化圣斗士，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中国文化在声势浩大的媒体炒作中演变成了“秋雨文化”，他把对中国文化公有化的东西据为私有，成为他标榜自己的无形资源，为他自己树碑立传。
很都多人把他看成了“现世佛”，不拜余秋雨就成不了佛，所以几乎跪在他的脚下膜拜，都执鞭随蹬地围在他的身边。很多人都以为他的大脑里没有别的，只有浩瀚的知识，他全身似乎都是文化精髓，无丝毫糟粕；很多人都在他的身上汲取营养，都愿意做他的私淑弟子，好像是不读余秋雨就不算文化人。一夜之间，余秋雨成为中国文化的权威，成为中国文化大使。有些夸大其词了，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余秋雨究竟写出了多少惊人的作品？他那些所谓的知识性的大文化散文，真的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说实话，我们没有必要去犯《皇帝的新装》那样低级的错误，更没有必要去为那些苦涩的文字去消磨我们的精神而投入全身心的膜拜，总之，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还不如读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使人温舒，对我而已，看几本古代历史书籍要比读几本余秋雨受益的多。
余秋雨老了。他是中国的一位老学究。他常常认错字，常常说错话。近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年长一点的人都还记得，在‘七亿人民都是哲学家’的时代，很难有真正的哲学；在‘八亿人民都是批评家’的时代，很难有真正的批评。那么今天，当大家开口闭口都在谈文化的时候，文化学者也就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有的坚持会被嘲笑，有的坚持会被围攻，有的坚持会被群殴，而嘲笑者、围攻者和群殴者都会宣称比你更懂文化。民众和媒体也更容易相信他们，因为他们运用的是人们早已习惯了的观念，而且人多势众，可以互证互信。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文化学者总是孤独的。”这句话分明在告诉大家，中国人多了，没有了哲学；中国的批评多了，没有了批评。他的言下之意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文化，没文化却装模作样的谈文化，不懂哲学却信口开河地谈哲学。就连“80后”的孩子们也谈起了文学，你说，让余秋雨这样的大家能不“遇到困难”吗？他长期以来遭受着别人的批判，却没有一点谦恭的态度，反之是针对批判他的人给予反讽：“嘲笑者、围攻者和群殴者都会宣称比你更懂文化。”余秋雨的观念是不容别人质疑的，他所说的“民众和媒体也更容易相信他们”，这个他们指得就是批评他的人。他瞧不起大多数人，认为大多数人都看不懂他的文章，读不懂他的观念，那些“人们早已习惯了的观念”都是庸俗的观念，这种党同伐异是“人多势众”的结果，是“互证互信”的结果，他们都是虚假的文化人，都是一群不懂文化谈文化的人。一时间人们似乎抛弃了他，所以他感到了他这样“真正的文化学者总是孤独的”。
余秋雨有文人的酸腐和矫情，他气量狭小但无伤大雅，他有“小男人的狡猾”，他好面子，但没有大男人的阴狠歹毒，是一个适合点缀升平的表现派而不是一个鲁迅式的斗士。他的脆弱敏感而常常又过分的反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襟怀不够坦荡，所以很小的一件事让他看得很重。韩寒骂了他，他便沉不住气了回应，一个大师和一个文学小青年干上了。他恐惧别人骂他，他喜欢听别人的好话，而不是坏话，他容易上火。所以他以一个爷爷对孙子的口吻对韩寒说：“骂人是不对的，骂人为什么不对，因为骂人容易让别人生气，而一生气就容易得高血压，而一旦得高血压就容易引发中风和心肌梗塞，而一旦中风和心肌梗塞就容易死……” 大概是已经愤怒过，怕这个小年青还会说出什么不好的话，所以就去“妥协”，这是余秋雨惯用的伎俩。早在当年他对余杰也是如此，余秋雨亲自给余杰写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又在魏明伦家见了余杰。这种善意的妥协并不能说明他是恢廓大度的学者，反之是他矜才使气的表现，他是为了自己不再受到大张挞伐的折磨而别无选择的一次妥协。
从这件事上来看，余秋雨未必把他的“文革”问题看得那么重，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问题本身。余秋雨之所以恼羞成怒，无非就是因为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敢对他不为尊者讳。说到底，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余秋雨的热衷于出镜，可以看出他的好名，好名者，必为名所累。余秋雨就是因为在名上这么输不起，涉及名的问题才会这么敏感，捍卫名的时候才会这么愚蠢……他以为是聪明。这是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作家共同的精神病症。这个由声闻过情的“著名”作家构成的写作群落，基本上不关心自己时代的大问题，既没有自我批判的自觉，也没有批判社会的勇气。余秋雨不但热衷于出境，而且还热衷于给人颁奖，热衷于在电视媒体露脸，热衷于去喧闹的地方凑热闹，到处都是他的电视镜头，到处都有他的博客，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使他获得名望的机会。他因为对市场和体制的迎合与取媚，而成了我们这个性质暧昧的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他因为靠着名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便把它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他虚妄地高自标树，偏执地认为谁若批评他，谁就在践踏他的尊严，就在破坏他的名望，他认为那是一种犹如“权力”一样取用不竭的生存资源，谁也别想肆意破坏。
正因为把“名”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面对别人的批评，余秋雨的反应就显得庸俗而可笑。他像其他几位心胸狭窄的“著名”作家一样，把正常的批评当作谩骂，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或者索性从动机上否定自己的批评者，认为他们“想靠他出名”。面对批评的时候，余秋雨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还重要吗？同样的质疑精神为什么不用于自身呢？这是极有力量的一问。舍事诛意，穷究动机，是难免要流入人身攻击和道德毁伤一路的，也必然会把批评降低为无聊下作的侮蔑和充满敌意的羞辱，而这无论对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是有伤尊严和体面的事情。
余秋雨不是文学大师，他可以称之为散文大家，可以称之为文化学者，但他绝对称不上文学大师。文学大师与散文大家是两个概念。文学包括各种体裁各种文体的艺术，它是一个庞大的概念，而散文仅仅是其中一片绿叶而已，而文学又是文化的其中一个类别。余秋雨可以说是研究文化的一个学者，他与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他，他口口声声地谈中国文化，却没有领悟到文化的精神。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文为基础的，文化体现着为人的精神。真正的文化能改变人，能从混乱中将人类拯救出来。文化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将寻常自我、普通自我或低级自我，提升为优秀自我，赋予他们以理性的人性或博大的人性。余秋雨是一个“伪人”，他误解了文化的内涵，他不是在寻找自我，而是在标榜自我，他把普通自我纯粹演变成了私欲的体现，把自己提升为圣人，而且是不容别人置疑的。他缺乏这种理性的人性和博大的人性，他已经将普通自我的欲望，抬高到了普遍的、哲理性的、了不起的高度。我对余秋雨鄙夷不屑的缘故就是，他俨然是一个披着文化外套，涂抹着文化口红招摇在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一个伪伟人。
余秋雨好高骛远地玩味中国文化，却无一精通，他没有一部可以为中国文化起到“奠基石”作用的专著，那些闲散的游记式散文，虽然有知识有文化底蕴，但也不能评价为是经典，中国的经典著作屈指可数，除了古人留下的一些经典著作之外，中国自近代、现代到当代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真正能评定为经典的著作。余秋雨只是“五四”以后在中国文化陷入贫瘠时玩弄起文化的幸运者。余秋雨的“作品”，只要一出笼，立即就会有一些“批评家”肉麻而不着边际地吹捧它,明明这部作品的语言很成问题，可偏偏就有人敢说他的语言如何如何成功，是对汉语写作的语言层面的贡献；明明这部作品思想苍白、趣味低下，可偏偏就有人要说它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内心痛苦的精神历程；明明这部作品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可偏偏就有人要附和作者改造读者的奇谈怪论，说是只要耐心一些是不难读懂的；明明这部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乏善可陈，可偏偏就有人要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向世人宣布：这是一部大作品，是要流传下去的，而把任何对这部作品的道德谴责和伦理批判，都当做落井下石的可耻行为。当然作为回报，余秋雨也会按照商业时代的互利原则来吹捧批评家，总之，批评家与作家的这种腐败性合谋，不仅使得缺乏制约的消极写作呈现出疯狂泛滥之势，而且还严重地败坏着文学批评的声誉和威望。
余秋雨近期大讲社会公德，殊不知社会公德是基于个人品德上的，像他这样的假君子真小人是没有资格谈社会公德的。他在媒体的火炉中被煅烧的金光璀璨，其实他一点也不自信，因为他也能意识到这种表面上的东西，最终会摧毁他那些根基不深的文化观点。他缺乏自省，他文过饰非，他斯文扫地，他不但做作而且还矫情。他到处在泡着能为他争得更大声望的地方，什么低俗的“青歌赛”、“超女”他也不能放过，这位大使现在已经逐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娱乐圈人士。他把这些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东西也能看成是文化，并美其名曰“流行文化”，他把自己当作中国文化定论者和中国文化裁判员。当拿到一笔丰厚的奖金时，所以他就为“超女”标榜：“我们用宽容的心态好不好……文化为什么要有那么明确的典范性的存在呢？流行文化的特点就是势头猛、来的快……”，他很会为自己做铺垫，他也知道这种东西是带有“传染性”的。所以他为了避免因言获罪，推尚克己隐忍、避忌怒火中烧，便有了聪明的远祸全身的妙诀良方，机智地高举起“宽容”旗帜：“我们就要允许它在一段时间的非常大的热度。”否则，他恐怕超女的FANS们会毫不留情地将搅拌着恶语和诋毁的砖头砸向他。他是无法忍受别人说他“不好”的，面对批评，他大为不屑地嘲笑，还送给它一个时髦的雅号：愤青。然而他这样的嘲笑是浅薄的，是对青春的侮慢，是对愤怒的亵渎。他根本不了解这些充满向往的不满和充满正义感的愤怒，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精神现象。而余秋雨可以随时转舵，随时执中，他不是一值得敬仰的大师。
在我看来，余秋雨算作一个成功的散文家，他有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所有的缺点，他不是文化圣人，也不是文化伟人，他更不等于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