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并称为中国的“三大行业节日”，记者本身又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他们是人民的喉舌，关注民间疾苦，肩负着启蒙公众的重任，是荣耀、道德、良知和正义的象征。曾几何时，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的人少之又少，其从业者也开始戏称自己为“新闻民工”。
记者的尴尬境地
“无冕之王”说法最早见于19世纪的英国，当时《泰晤士报》掌握着英国的舆论导向，其主笔在辞职以后多供职于政府，并且地位很高，因此，著名的主笔开始被称为“无冕之王”；之后崛起的美国《时代周刊》等著名媒体的名流记者把这一称呼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据一份权威机构的调查结果，只有一成的人现在还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大部分人认为记者的荣耀地位已经不再。
作记者一个字“累”。这是得到大多数人公认的。很多记者也认为“要东奔西跑的，很累；年轻时做做还可以，一上年纪，就要考虑转行了。”记者一天的工作基本上是：白天在外面采访，收集资料，下午三四点回到报社，或者晚一些五六点回来。一回到报社，又开始马不停蹄的趴在办公桌上赶稿子，再晚也要赶出来。而且，要通过编辑的审核才能见报。
工作的成就感减少。王梅是某大报的驻站记者，同时兼顾新闻采写、发行和经营，她说工作量倒是不大，可以轻松完成。但是她觉得有些遗憾，“做记者缺乏尊重，很多时候，记者和被采访者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别人请你去，就是想发个稿子，你要不发，他们就会立马很冷淡，表面看起来很热闹，但本质上都是利益说了算。”
待遇一般，取得编制的人占少数。总体来看，国内媒体从业人员收入一般，据北京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对平面媒体业所做的一次薪酬福利调查显示，北京普通媒体的记者收入在2000元左右，主流媒体的记者收入在3000-5000之间。调查对象中的60.3%没有和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他们的主要收入就是稿费。
苏瑞供职的报社是日报，他没有单位的正式编制，和正式员工相比，他什么都没有。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想都不敢想，加班到凌晨两点是常事，虽然每天都拼命的工作，但工作以来还从未生过病。“真不知道哪天倒下了，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他现在已经考虑转行了，“记者这个工作干不了一辈子，就是吃个青春饭。”
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媒体产业化以后，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媒体行业主要实行“末位淘汰”制，一般是连续2或者3个月的考核成绩最差就要被辞退，这让记者群体面临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有人说记者是除了保险和推销外，人员流动最快的一个行业。
这几年，在调查性采访中，采访对象对于记者的打击报复行为不在少数。被黑社会以“500万买其人头”的著名揭黑记者王克勤被称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记者已经入选继警察、矿工之后的第三大危险职业。
记者吃力不讨好，公众并不买账。人们对记者的尊敬和崇拜之情日益减少。有位资深记者说，20年前他去《解放日报》工作的时候，记者是个受人尊敬的岗位，他们代表正义，代表改革开放，那时候记者的报道推进了改革。90年代初，都市类报纸竞争白热化，大量吸收各色人等进入记者队伍，记者素质参差不齐，行业潜规则盛行：“不给红包就不写，或者不好好写”。在群众眼中，记者的职业操守越来越淡漠，百姓中竟开始流传所谓的“豺狼虎豹”（财政、穿制服的、水电煤老虎、报纸）之说。
中国记者现状的分析
媒体处于转型期是记者素质日益下降的大背景。
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变化，开始从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变为企业式的自负盈亏运营模式，除了极少数媒体，由政府划拨经费的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已经步入市场化阶段。上世纪90年代开始，都市类报纸开始大行其道，各家为了生存展开激烈竞争，表现在记者身上的是，如果没有“跑到”有价值的新闻，写不出稿子，就面临失业的威胁。于是一些记者为了保住饭碗，力图挖掘各类吸引人眼球的新闻，在没有爆料和线索的情况下，就挖空心思编造新闻。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七届新闻奖评选中，又有人指出三等奖获奖作品《千年古城捧回“联合国人居奖”》是《扬州晚报》记者伪造的新闻。
媒体本身存在着强烈的逐利动机。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许多媒体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为了争取发行量，往往会剑走偏锋。众所周知的是，许多戴着“中国、中央”帽子的散布在各地的记者站，其实还担负着创收的任务。如果创收搞得好，也可以得到一本记者证，这也让记者队伍里鱼龙混杂。
记者的门槛很低，记者队伍良莠不齐。
由于中国媒体的蓬勃发展，市场对于记者的需求量很大。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是记者队伍的一个主要来源，导致了记者平均年龄的下降，而一个合格的记者要以理性、成熟观点看待社会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社会事件可能缺乏认识，采访对象说的言不由衷的话甚至谎言，就被记者不加分辨的报道出去了，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打黑第一记者”王克勤说，“我看了很多年轻人的稿子，很偏激非常不理性，并且擅自定义话题，滥用话语权，对公众实行媒体伤害”。
近年来，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假记者，到处以记者的名义坑蒙拐骗。在山西活跃的一批假记者常用“要曝光煤窑黑幕”来要挟煤矿主，很多业主本身理亏，为了不扩大事态，往往会采取给“车马费”或者“茶水费”来息事宁人。另有一些真记者，热衷于“红包”和排场，没有好车接送不去采访，没有好吃好喝不认真写稿，这些人低劣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所做作为损害了公众眼中的记者形象，败坏了记者的名声，使得“记者”这一曾经无上光荣的职业光芒逐渐黯淡。
行业法律的缺失使记者工作陷入尴尬甚至危险境地。
有一位著名的调查记者受聘于一家媒体后，他根据工作安排去某地调查“公安干警殴打嫌犯致死”的事件。这名记者刚到采访地点就被当地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当地公安机关接着向新闻出版管理机关举报说，抓获了一名“涉嫌敲诈”的假记者。当新闻管理机关到他们单位核实身份时，单位的负责人怕影响单位名声，干脆一推了之，不承认他的记者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这名记者被以“冒充记者进行敲诈”之名关押。虽然，事后检查机关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敲诈”，但是由于报社不承认他是本单位记者，他也无法为自己洗清罪名。
除此之外，记者因为报道黑幕而被恐吓，甚至报复的事情很多。广州记者赵世龙领衔报道了广州长洲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的黑幕后，竟被参与贩卖戒毒女的所长罗贤文，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赵的刑事责任。据了解，赵世龙是没有编制的记者，甚至连正牌记者拥有的记者证都没有，靠报社发的工作证采访。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赵世龙无法采取法律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境地后，只有决定出去避难。
有人说，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是那船上的瞭望者；也有人说，记者是新闻事实的忠实记录者，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曾几何时，为民伸冤、掌握着舆论喉舌的记者连自己的合法权利都无法维护？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有能力、有勇气、有保障的去工作，去深入调查事实真相？
◎殷谦后话
为什么记者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会一落再落？为什么记者的生存状态会越来越糟糕？记者为什么会被打被恐吓？揭露“富士康超时加班”后，记者王佑和翁宝的资产被银行冻结，同时面临富士康公司3000万的巨额索赔；有了王克勤揭露“出租车垄断”等黑幕，人头被悬赏500万的事情后，人们似乎发现一个理论，有正义感的记者弘扬了社会正义后，几乎都会受到打击报复，这样看来，记者表现的“无为”甚至堕落，除了媒体自身的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外，除了一些人低劣的职业操守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相关法律的缺失。
在中国，新闻自由历来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新闻法》在民主国家被称为三权分立外的“第四种权利”，它的天职是监督政府，制约执政党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少犯错，犯错后积极纠正，由此不难看出其重要性。那位权威人士的言论在现在看来是很片面的，保证新闻舆论的自由是为了支持政府更有效的为民众做事，而政府也在致力于为人民服务，二者殊途同归。相反，如果只是一味的打压，那么舆论根本不可能起到帮助政府舒缓社会压力的作用，那样结果是不可预料的。
“中国需要《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中国法学界前辈江平说，“这样的三部法律，不能只看作是某一部门的法，或是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法，它是涉及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怎样具体落实。”现行法制对于媒体的采访曝光权利、公民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尚未进行明确的界定，致使记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常常遭遇闭门羹，甚至更严重的状况，而缺乏这样几部法律对于社会法治进程的影响绝不亚于对记者工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