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末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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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人类的危机

人类目前正处于“较低”层次的人口、生态学和“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这两个层次上的危机时代。这么多年来可以看出,国际会议以及媒体舆论所热衷讨论的是“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危机,民族集团间的权力竞争是导致这个危机的直接原因,他们都拥有,或者希望拥有利用战争以破坏对方经济力的广泛手段,以达到消除对方威胁力的目的。而对于人口、生态或世界资源等“低”层次的危机,媒体舆论或较重要的会议却抱着漠视的态度,很少涉及和注意这些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往往被委托给那些没有实权的下级委员所组成的人口、生态、环境、健康、粮食等等问题之类的机构或委员会议。而握有实权的人和机构或委员会总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解决人际关系的矛盾问题上。可是,他们忽视了那些“低”层次危机与那些“高”层次政治经济危机同样严重。“低”层次危机是水,“高”层次危机是船,正是这样重要的关系,相反,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危机才是高层的,而那些争权夺利的政治经济危机才是低层的,因为那些“高”层次危机如果不与以、生态学、生物学、宇宙论为基础而形成的问题共同研究,到头来还是无法解决。如果只将注意力与精力集中于经济论与政治论,那么就难以解决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低层次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则,如果漠视它,低层次危机将使政治经济问题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还会逐渐恶化。我想,在人类普遍都担心“‘2012’世界末日”到来的今天,重点讨论低层次危机的某些层面大有必要,因为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似乎已经影响或即将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民族的行动以及政治家的政治生命。

2006年6月24日,一家名为“公众”的俄罗斯电视台插放了一组画面,显示发生在俄罗斯南部斯塔夫洛波尔地区的一块成熟的大麦田里的4个有规则的对称的圆圈,似乎有人以顺时针的方向把圆圈中的庄稼削平。这块农田的主人在发现这些圆圈后,立即报告给了斯塔夫洛波尔地区的安全部门,并请他们来调查是哪个“流氓”破坏了他的庄稼。这4个圆圈中最大的直径长达20米,其余3个的直径分别为3-5米。另外,人们发现了一个深20厘米的土洞,位于最大的圆圈的中心处,洞面光滑。安全官员排除了是人力所为的可能,但是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化学物质和辐射现象。这样,他们就猜测着个麦田怪圈是外星人造成的,而且推测“他们可能使用了与人类不同的起飞和着陆原理”。而当地的一些居民也声称,他们曾经看见了所谓的外星人降落。据说这些外星人从降落到重新起飞离去只用了几秒钟时间,那么,外星人制造的那个深20厘米的土洞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公众”电视台将此解释为,这是外星人用来“土壤取样”的。

关于麦田怪圈近几年有诸多的报道,并且各界专家都对其做过深刻的研究,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认为,所谓的麦田怪圈,大部分都是来自太空外的不明飞行物留下来的,不是可以外星人刻意绘制的,而是不明飞行物着陆以后留下的痕迹。就像汽车的轮胎印记,这些怪圈,正是外星人的飞行器底部的纹路,着陆后,由于飞行器底部某种气体的辐射所导致的。虽然不知道怪圈中间那个深20厘米的土洞的用途,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土壤取样”这一说法,因为外星人将飞行器停在田地里,除了土壤取样,似乎并没有别的令人理解的意图。

那么外星人来地球的庄稼地里进行“土壤取样”做什么呢?我提出这样两个假设:一、外星人知道人类是依赖庄稼生存的,但外星人不明白这些植物可以维持生命的原理,或者不明白土壤为何能生长出可供人类食用的粮食,于是就取样研究。当然,也不排除它们来地球进行土壤取样的目的是,看地球田地的土壤能不能生长出可供他们食用的物质。二、假设外星人是天国的神,也许上帝已经知道了地球今天的状况,人类对土地的破坏已经非常严重,可能未来地球上的土壤将不可能再长出庄稼。于是,上帝派神前来取样,以研究土地被破坏的程度,以及研究人是以何种方式破坏土地的。研究的目的是,可以精确掌握人类会不会因基因改造而创造的新物种而影响到健康,这些基因农作物有没有潜在的危险,甚至基因改造所演化出变异的微生物会不会使人类走向毁灭。

如果倾向于第二种假设,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上帝为何要担心这个连人类自己都不去担心的问题呢?答案依然是老生常谈的那句话,因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人类贪婪自私的本性在这个物欲至上的时代显露无遗,全世界的人都疯狂地追求物欲了,极尽贪婪地享受着每一天,肆意地挥霍着自然资源。他们似乎从不想未来的诸如这样的一些问题:当一切可以“拿来”的资源都被吃光用尽后,当生长粮食的田地被日益扩张的城市建筑蚕食而尽后,当延续我们的生命之水干涸枯竭后,当工厂的浓烟扼杀了最后一颗麦穗后,那么留给我们后人的将是一个朽木死灰、无法生存的废墟。

地球上丰富的资源,足以供给今人或后人衣、食、住、行之所需。而现在的情况是,相对全人类而言,大部分人类依然穷困,且不说享受生活、医疗、教育、公益等社会福利,目前的情景来看,他们甚至连温饱都是问题。我思考过他们悲惨的原因,其实还是来自人类的行为,完全错误的生产方法以及更为错误的分配方式铸成了这一悲惨情景。我想,这完全与人类自身的贪婪、自私、冷漠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与一个国家的政府体制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无法用机器,而是人来具体执行的。人是有自私和贪婪的本性的,它抗拒了不了诱惑,征服不了物欲,所以在执行一切政策的时候难免会受到这些本性因素的干扰,就无法像无私无欲的机器那样做到公平公正。我想,无论是配给制度还是无限制资本主义、修正通货等等凡能想到的有效办法都行,只要每个国家的政府以及执行者都能彻底付诸实施,全人类就能生活在幸福中,饥馑与匮乏也将变为富裕。

对我来说,让地球变成“甜蜜王国”,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是奇迹就意味着并不是容易发生的事。当然,这种奇迹可由政治和经济的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事实好像还不容乐观,当这类“高”层次的探讨转移到生物和生态学所发生的问题研究时,更大的危机就出现了——世界资源对世界人口来说并不充裕。按照人的营养需求,纵使生产粮食的全是肥沃之地,也难以保证目前人口都能有足够的食物,而事实上大部分土地都是很贫瘠的。世界人口仍在继续增加,这就意味着粮食供应还要不断增加。虽然在这期间,科技还要不断发达,事物还要不断发展,但粮食不足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自然环境的破坏更是一个问题中的问题:“近代人创造了两种足以消灭文明的方法:一为原子战争,一为世界性的土壤侵蚀。在这两种方法中,土壤侵蚀具有更恶劣的破坏性。战争破坏文明母体的社会环境。土壤侵蚀则破坏了它的基础——自然环境。换言之,原子战争会破坏某种特定文明——例如西欧式或产业式的变种文明。但土壤侵蚀若不加以防止,却会消灭任何文明发生的可能性。”(福特?谢巴德:《食物与饥馑》)

在逐渐扩大和深化的自然贫困中,人类的贫困也跟着逐渐扩大和深化。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种越来越频仍,但最终还是贫瘠无用。美国和澳洲的沙土地带由于干燥期过长,土壤就会日复一日地被风带走。眼前的情势是,虽然一些环境组织付出了一些行动来治理土壤荒漠化的问题,但由于治理不周,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持久性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治理,中美洲将继续变成沙漠。而南美的多数地区,因山坡倾斜度太大,土壤将会不断流入水中,久之土壤就会流失,并形成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在非洲情况似乎更不乐观,撒哈拉沙漠犹如一块不治的牛皮癣,不断在延伸并扩大;赤道地区,人所能居住的高原与山地,正在遭受侵蚀的威胁;而南部平原犹如逐渐脱发的秃顶,是一片逐渐缺草的黄土地带,甚是凄凉。据报道,目前热带雨林以每年17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几乎每分钟就有36个足球场大的森林消失。亚洲同样陷入可悲可叹的状态,尤其是中国,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化工的污染,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而目前的情形是,耕地大多被荒废,虽然国家下发补贴鼓励农民种田,但这种地荒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上述情况大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乱采滥伐、滥征乱建,以及各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严重地威胁着自然环境。可以说人类对自然环境所犯下的罪行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

关于土地,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建设用地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耕地被荒或被征作它用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甚至农民的观念受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发生了巨变,普遍出现“弃田从商”这种可悲的情况,将田地承包出去或卖掉,而自己去从事其他行业。这是历史和传统观念造成的,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中国人深受一些消极的或偏执性的儒家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认为农民是下等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古代,为了考取功名,一辈子精力都放在读书上了。有了功名就有了地位,有了地位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自然也就成了地主,显然,人人都想当地主而不想当农奴。并且那些无力或无法读书的人,则把读书人视为圣贤,倍加尊崇,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宿命论,农民越来越下等,读书人越来越高等,被看成是天生高贵,而农民则只有认命,自认为天生就是穷苦命,就是下等人。直到现在,中国人骨子里还有这种观念,尤其在农村,农民供孩子读书,考大学,无非就是想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剥掉“农民”这张皮。古人有“士农工商”的说法,这里可以看到古代对各行人的等级排序,排在第一的“士”,自然是读书人,有功名有官衔之人;而“农”被排到第二,说明农业的重要,以及古代对农民这一身份的尊重;“工”被排在第三,说明古人看待工人还是比较公正的,最起码工人自食其力所得的;但是“商”却被排到了最后,这不言而喻,商者是通过一种买卖行为,是一种在那时候看来并不光彩的从中渔利的手段,所以它在那个时代被视为身份最低的阶层。但是到了现代,“商”却排到了第一,商人的身份几乎大于所有身份,当然,在这个注重物质享受的时代,这种观念是深刻的,也是普遍的。这种情况到了现代是全球性的问题,不仅在中国,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的那样,人类利己的动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推动一切经济行为,以及社会行为。“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自耕农被看做是下等人,其地位甚至低于景况略好的手艺人和工匠;在欧洲所有地区,他们被认为是低于大商人和工厂主的。因此,很少会发生有钱的人放弃富贵的地位而置身于下层的事情。”(亚当?斯密:《富国论》,182页,唐日松等编译,华夏出版社)这种情况下,土地改良就成了世界性的难题,农民因为从土地中所得的仅勉强维持生活,所以投入到土地改良的有限,而作为国家,投入土地改良的更是少之又少,或者说,这一问题根本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在现在的欧洲,也很少有资本会从其他的行业进入农业,去从事土地改良。”(亚当?斯密:《富国论》,182页,唐日松等编译,华夏出版社)

而现在,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时刻警示自己:我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这意味着就后人而言,我想知道后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后人所在的世界,哪一种人将会继续生存着。我们时代的人显然对“未来”以及“后人”这种事漠不关心,他们甚至认为考虑那些事都是愚蠢的,是多余的,甚至是可笑的。他们只想在这现世过得足够好,不管身后之事。能挖到的煤精力挖完,能用的水尽力用完,能占用的农田尽力用完……他们一定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牺牲现世的“幸福”。尤其是我们时代的一些官吏,无论大官还是小官,皆为政绩,皆为自己的仕途“鞠躬尽瘁”,每一个新官上任后,城市的面积就会扩大一圈,乡村的田地就会消失一片;无论大商还是小商,皆为金钱,皆为自己的财源“死而后已”,每一个商人经营后,假冒伪劣就会层出不穷,人们的生命就会朝不保夕。

我之所以会对后人感兴趣,是因为希望他们的生活有这样一种尊严和价值——它与我们从几千年中所了解的人的存在还有点连续性。我们后人的后人,就像我们看待自己的祖先一样,未来的人应该也能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祖先,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会怎么想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我们的祖先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这并非就肉体的意义而言,而是就人类生存的以及历史的意义而言。

现在看来,这个难以应付的“生物学现象”已经影响到我们国内以及国际政治上的行动,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以近期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来证明这种“生物学现象”的严酷——日本霸占中国钓鱼岛与我国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总统为永久占领北方四岛而登岛视察,震慑日本;美国强制人民币升值;韩朝海军在西部海域交火……其实全球很多国家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战,这种事情发生越多越频繁,就说明低层次危机越来越严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质,势必需要花费长久的时间,而不是坐在会议桌上用一两天就能解决。充其量,制作“纯病因学”的处置计划、缓和较危险的征兆,这是目前国内和国际政治行动基本上所能做的事。如果不加以重视,上述这些危机将会成为“‘2012’世界末日”的导火索。

除上述问题之外,人口也是低层次危机的祸首之一。要知道,导致全体居民的品质低落的是任何国家或社会中的出生率差距,但是这种危害及影响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来,只能提出问题并落在纸上。民主制度可能在低能者增加并且优秀人才减少的社会中推进吗?这个答案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才会出现。也许有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让先天禀赋优越者能尽量繁衍子孙,或者从逐渐趋于劣化的人群中选出最优秀的人加以培养,这也许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以目前的世界结构而论,当一个国家的出生率都偏高时,而它周围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时,那么和平多少会受到威胁。比如说,2010年,韩国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政策鼓励生育。据资料显示,韩国生育率为1.16,低于美国(2.05)和日本(1.29)。韩国福利部估计,按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到了2050年,韩国人口将从目前的4800万减少至4000万。

而真理、爱以及善良、智慧在哪里?对于我们来说,那些历史上的伟人并不是从根本上对我们有着决定意义的人,而是那些在当代“复活”了的人。他们是对我们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当代的伟人,他们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历史的真正进程却依赖于他们。可是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伟人“复活”。在一个没有伟人的时代,必然会成为小人泛滥的时代,加之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一切有害的精神气候随之复苏并蔓延,腐蚀着我们的灵魂和肉体,继而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群举止行为疯狂的人,他们招人厌恶的表现,令人讨厌的自吹自擂,丑恶的发笑,失去尊严的悲哀,无一不亵渎着我们原本就脆弱的精神荒原,直至成为凄凉的沙漠。

毋庸置疑的是,在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势的变动都会引起战争,在工业化程度相当的两国中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况,较弱的国家人口逐渐老化、减少并且知能低落,只能采取防御或守势手段,而势力强的国家人口增加,并且年轻活泼,很可能会采取侵略手段。

人口会有增减,自然资源也有相对增减。威胁和平的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威胁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也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关系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恶化,而且今后还会持续。人口过剩与自由无法并存的,人口与资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数人难以获得生活所需,劳动者比物品还要多,所以,个人为了微薄的薪水而不得不长期工作,从掌有政经大权者手中保护自己可怜的收益,来养活家人维持生活,他们甚至连一点剩余的购买力都无法拥有。打工者因为害怕得罪老板而丢掉饭碗,就不敢对老板说“不”,这种情况还谈什么所谓的民主主义。本世纪是人口过剩的时代,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德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施行民主制度,以目前的情况看,整个亚洲国家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人口与天然资源间的关系都已陷入绝境。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又如何能够生根并发展?在人口过剩的国家找不到自由的土地,几乎没有能积存购买力的人,也没有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个人。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政府统制的资本、劳动和生产、消费,这些在人口已对天然资源造成强大压力的国家中都是难免发生的事。那么如此下去,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将成事实,政治制度难免会走向全体主义。本世纪将成为全体主义专制以及高度中央集权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而在民主传统还称得上坚厚的中国,新的全体主义大概是“人道”和“博爱”的,那些几近掌握着绝对性的权力的政治家将会越来越腐败,这在将来会更加明显。

潜伏的生态学危机是导致世界性政经危机的原因之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很好地保持了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平衡。自然本身具有恢复这种均衡的独特方法,但这不适于现在的人类,如果将此法用在现在生活方式下的人类身上,那么将会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文明,当然也会导致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悲剧状况,换句话来说,就会导致可以毁灭人类的“‘2012’世界末日”提前到来。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末日”悲剧呢?我想问题的症结应该是如何才能使人的价值与生物学现象的事实和谐共存。

对目前这个物欲至尊的时代,我只能说天真地说出我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应该唤醒一些普遍的信仰,首先让人们都知道居安思危的道理,就是要想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就要普遍产生危机意识,我们应该像传道士那样热忱并执着地宣扬这样一个事实:就像上帝毁灭火星和火星人那样,“2012”这样的末日预言正在逼近我们,人类是他自己本身的“火星人”,而“火星人”入侵所产生的悲剧,是任何激进的革命行动都无法消除的。

人类不能仅靠理想维生,但更不能仅靠面包维生。比如说,对印度人谈四大自由与人权无疑是笑话。在那样的国度,大部分人民是没有任何自由,也任没有何权利的。“世界末日”的悲剧已无法用那些没有用的好听话予以缓和,并且将因暴虐行为而更加持续恶化。

因土地侵蚀与人口过剩而造成的严重破坏,进行方式并不与政治层次的破坏相类,它所造成的悲惨后果是政治层次破坏而产生的后果将更加悲惨。间接地改善国际政治关系的办法,正是国际间要为共同应付生态学及农业层危机真正付诸于行动,做更多的努力:恢复并增加地球土壤的肥沃度以增产粮食、限制世界人口,这是解决低层次危机的两个有效方法。当然,就解决低层次危机而言,不能仅落在纸上,也不能仅靠谈判桌和会议桌,更不能向地球上各国国民强迫推行某一种类的政策,反之,除了妨害为解决低层次危机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别的什么益处。

人口总数仍然会继续增加。这表示不论发生任何事件,未来都将成为经济、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其实这种危机在我们时代已经出现端倪,经济危机的冲击,部分国家局势的动荡不安,国与国之间的种种矛盾,都预示了政治和经济危机不断再恶化。即使世界人口政策达成一致协议并付诸实施,仍需花费若干年的时光,才能认为这种危机已逐渐减轻。目前,在我们所能判断的范围内,人类超乎寻常的困难与不安处境,似乎还需延长,缩短这危机时期的办法,似乎只有迅速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但在人口问题中,我们遭遇到利弊难以兼顾的两难式困局。就生物和历史学看,小家庭不比大家庭正常,受人工限制仅生产1到2人的女性不比生产4到5人的女性更接近自然。就生物学意义而论,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缺少均衡与调整,因为人类的正常行动往往是近代文明的牺牲品。但是,一旦生物学意义上的正常行动不再为近代文明牺牲时,危机就会紧跟而来,我们将更缺少自由,将会更加饥饿,更易陷入革命与战争的危机中。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当然是限制生育。专制政治、压榨式的农业……都是因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这往往以不易复元的悲剧而收场。

以生物学观点论,虽然违背自然的行动常会带来诸多危险,但在今日之世界,人类自然死亡的习性,是用抗生素、杀虫剂、假齿、卫生学等来改变的。所以说,顺应自然生育习性所导致的危机要比限制生育所引起的危机更大、更严重。如果抗生素和金霉素、假齿和下水道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那么限制生育更是迫切之事,否则必将造成人口过剩,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均衡、地球资源的破坏,必然导致战争与革命,饥馑与毁灭。但这是一个漫长的持久的工程,在这期间我们同时要做好保持土壤肥沃、抑制土地侵蚀,以增加更多的粮食。

事实上是,大部分国家的国民都还停留以手养口的状态,但“口”永远在增多,而“手”则必须从面积有限的贫瘠之土壤中获取食物,加速对土地的破坏,他们并没有能力来单独担负抑制土地侵蚀、保持土壤肥沃这些工作,也没有富裕的土地及资源、甚至足够的时间。有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未来的肥沃必须成为现在饥饿的牺牲品,现在吃饱了,未来有可能就会因没有可用的土地和资源而忍受饥饿,尤其在负荷人口重压的国家中,现在的“自我保存”不得不以“自我破坏”为代价。假如各国的消极政策能被积极态度所取代,尽可能发现新的供给源,并使之获得发展。抑制这种破坏行为的计划应该可以实现,至少可以先制定出若干法案,让受伤害的已开发土地得以恢复元气,同时以与自然法则协调的方法遏制农业与林业的毁灭。

在目前的条件下,有可能用充分的劳力和资本加以改善的地区很多,这些几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只要真正投入改善,就能恢复为良好的环境,成为人类居住的地方。  无疑,粮食越多越好,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绝对量,无论采用什么增产方法,这都是有前途的。就政治观点来看,某一特定国家只要不想或不会独占的增加粮食,这就是最理想的增加方式。但是,人与国家一样,人与人之间有自私的行为,国与国之间也同样如此,都有利己的天性:只有满足了自己,才会去考虑别人,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也都基本以此为前提的。在国家主义影响之下,一群同盟国家或一个国家压迫其他弱国的武器,便是独占剩余粮食。而不助长目前的独占自然资源,乃是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理想方式,所有国民都可由全人类都能均等利用的资源或本国的生产品,来获得足够能维生的供给品。但是要在天性利己的人类世界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状态几乎是令人绝望的事,人类无法克服自私利己的天性,目前的人类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统一体。在古代群居时代,因为人类对天神的崇拜都是绝对的,宗教信仰也是基本统一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类没有当今时代的人如此自私利己,在那个时代,均等利用资源或享受生产品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这种纯粹的社会主义在当今看来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类的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为什么在群居时代的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有两种缘由,一是人类社会初期,人类对天神的信仰达到了绝对的高度——当然这不排除这样一个假设:人类初期确实得到过天神的帮助,换句话说也可以把这个天神理解为外星生物或人,他们曾在人类初期时到达过地球,教会人类如何生活,如何和睦相处抵御其它生物的袭击。于是,他们就成了人类所认识并信仰膜拜的神,他们的思想由这种信仰高度统一着,在他们看来,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应该互相爱护,共同劳作生息。二是人的性灵还处在上帝给予的原始状态,并保持了“性本善”的本性本色,所以他们本性中的爱大于恶,再加上纯正的信仰,“神”在统一个人思想的这一问题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抛开神话传说来看,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天象观测也是一个国家及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设置这样地位相当高的专官,专门从事这种观测工作。而那个时候人是将天象和天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有了天命的宇宙思想。天象观测紧跟着的是占卜,这就说明,古代对天神的信仰达到了与关乎国家和君主命运的高度。

正因为中国朝廷对天象与占卜的重视,对天官本人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地位越高就意味着责任越大,因过失而遭到被诛戮的命运的天官也大有人在,如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的《古文尚书?胤征》中就记载了一位名叫羲和的司天官因玩忽职守而遭杀头的故事。夏代经过禹、启到太康时代,国势逐渐衰弱,而太康帝掌管朝政之后,因放情纵欲,致使朝政日益荒废。直到以后羿为代表的武装集团起兵夺取了国家政权,太康兄弟五人弃京都而逃。太康死后,他的弟弟仲康继位。吸取了太康一朝教训的仲康勤于政事,整顿吏治,任命胤侯执掌兵权,设立了司天的专门机构,任命羲和为天官,中兴在即。这时期的某一个朔日,突然发生了日食,太阳从有到无,天空由亮变黑,让路上的行人大惊失色,夺路而逃。这在当时,凡出现日食,就预示着国家将有危及帝王地位或性命的大灾难,只有国王亲率众臣设坛焚香才能将太阳重新召回,才可消灾免难,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救日”。而在“救日”过程中,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司天官羲和却不见踪影,仲康帝派近侍去查找,正在醉酒酣睡的羲和突然醒来却对帝王派来的人拳脚相加。这让帝王的近侍大为恼火,就将实情告知仲康帝,不料龙颜大怒,于是下令将这个玩忽职守、大逆不道的羲和推出斩首。

在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的卜辞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在甲寅这一天,有殻贞问次日乙卯是否天晴,这是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据占卜的结果,判断说不要陈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是果然阴天,停止陈放祭品,上午吃饭的时候天气大晴。甲寅日又贞问武丁鼻子有病是否神灵降祸。正面贞此附记“王占曰”,却没有内容,大概是武丁身体不适,活动中断……”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甲骨文绝大多数属于国君以及王公贵族向神灵询问吉凶的卜辞。考古发掘而得甲骨文和铜器铭文记载的天象和历日是当时的记录,因为它们不像是文献记载,所以极其珍贵,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更能证实遥远的古代非常重视天象和占卜。

信仰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指纯粹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我所说的信仰是一种精神依托,信天也好,信地也好,信大自然也好,总之要信就信的彻底,信的忠实,信的虔诚。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要信人是万能的,是天地自然万物的主宰。换句话说,天地自然才是世界的主宰,人不过是天地自然间的一种生物而已,如果人自以为是,过分地以人为中心,而屠杀其它物种,践踏大自然。大自然犹如我们人类的房子,但事情似乎不是这么简单,房子被毁坏了可以再盖,大自然被毁坏了,那么该何去何从呢?目前糟糕的情况是,人类缺乏信仰或者干脆丧失信仰直接导致了人类精神上的空虚,随着这种空虚的愈加严重,又导致了价值失序和人性的虚伪,尽管他们表面看起来非常颂扬“信仰”,而且毫不怀疑自己不失“信仰”,但真相却是,再没有国教的国家,那些真正具有力量的、有意义的宗教仍然是“国家主义”式的偶像崇拜。表面上很多人是道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是穆罕默德教徒,但事实上他们所信的都并非一个单一的“神”,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算下来差不多有60-70个“神”,并且很多自以为有宗教信仰的人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虔诚,其实他们还是“拜权教”、“拜物教”、“拜新教”、“拜钱教”的信徒。因为宗教对教徒“不信他神”这“独一”性的信仰垄断,不论将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提出来,都有为敌之可能,所以他们对上帝或神的信仰并不是纯粹的,而是掺杂了其它的因素或目的,很多人信仰都变成了安妥自己灵魂的行为,借此来减轻自己的无助感、失落感、无奈感,甚至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或者仅仅成为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国家,人们还在孩子时,就被灌输以那些虚伪的崇拜,并且被强定为一种义务,“英雄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在学校中所学的唯一“宗教”,即对历史书中的英雄的无限赞美,对政府所指定并宣扬的人进行高度崇拜,甚至强令性地对国旗敬礼,一个被视为普遍而永恒、具有确实性的原理,就是像崇拜“神”一样崇拜那些历史偶发事件中的事件和人物。反之,如果一旦“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不再是人类的宗教时,而人类若有一个执着和集中的信仰,这样有望统一思想,形成共识,那么天下大同的世界就不仅仅是思想家的一种理想了。

除此之外,我们必需尽量谋求地域性的自给自足。往往周围都是海的地区人口密度最高,为了获取食粮,从海洋获得的大部分是鱼,因为鱼产量逐年在减少,在人口增加,粮食需要量增加时,不得不向海洋投下更多的劳力。但有一个严酷的问题,那就是内海与江口是否可填平成为沃土? 海藻是否能精制为饲料或肥料?海洋是否还能供给新的资源?目前的情况是,连盐水也成为独占性的自然资源,因为有的国家根本没有通往海洋的出口。这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能不是将贫瘠的土地改为更具生产力的养鱼池?能不能培养出淡水藻类的植物以充当饲料?能不能大量培养具有引起化学变化的惊人能力的微菌,使其充当人类的粮食?

就政治意义而论,独占矿物似乎比独占粮食的供应还要危险。当一个强国的文化指向侵略时,重工业所需的金属矿床、石油、煤将不断成为扩张帝国主义的诱惑。假如这些资源位于弱小国家的领域内,一定招来以各种理由而发起的不断的侵略。比如美对伊战争,就是为伊拉克丰富的石油。集体研究发展一些任何国家都可应用的代用品以取代现有的工业制品及动力资源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这些措施也许可解消因独占自然资源而暗藏的政治危机。

还有我们无法避免的核分裂问题。就理论而言,核分裂应该可以廉价供应动力,以开发那些现阶段距离普通动力资源过远的土地,以及过分寒冷、干燥、气候激变。但事实上原子能在目前简直是奢侈品,“动力不用花钱”的梦想也许在今后若干年后可以实现。此外,掌握政权的狂热分子、狂人、爱国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等,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种新的动力资源不断地用于侵略和防御战争等目标上。我们必须冒远较利益为大的风险,暂时为了获得不算太大的利益,巴斯卡的观点很切合实际。为了对付无限之宿恶,我们已在有限之公善这方面下了赌注。就像“十字军远征”时代一样,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怫异,似乎已无法调和,“国家主义”已在人心深根固柢。在当下世界,共同保管地球资源以及赈济方面的国际计划,可能才是带来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希望。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计划在联合国的努力下都有实施,并且取得较大的成果,但对于达到切实有效的目的,由于缺乏可持续性,联合国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就原则而论,只有在诸如预言所说的“‘2012’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并且要毁灭地球的危机时代,人类才会为将来而牺牲现在。对人而言,一切高等宗教在精神上所有瞬间都存有生死问题的危机,因此信徒视牺牲为当然之事。就与此不同层次的事实而论,在这土地受侵蚀、人口过剩的地球上,危机存在于人一生所有的瞬间。让大家相信对付这种人与人间的火星式的“侵略”所采取共同行动其实并不困难,直接牺牲也不会太大,在遥远或不大遥远的未来,收获得将是地球不断再改善,气候恢复正常,“‘2012’世界末日”这样的担心势必会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