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凡有成就者，大多博学而多才，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的还幽默有佳。这种人格魅力在清华人中，值得我们称赞的人有好多好多。
人生范本：梁启超——博学而勤勉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三人”。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我国近现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之一，早年从事政治活动，曾与原有为一起发动变法维新。早在1914年即与清华建立了联系。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根据他在1914年的一次讲演的内容制定的。1922年起，他正式就聘为清华讲师；1925年起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是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对清华早期的校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确称得上是一代学术大家，他的博大学问，不止是一部内容浩瀚的《饮冰室合集》，而且还有他在治学方面的经验、心得、风格和气度。
从神童到大师
梁启超小时候就具有超人的学术禀赋。他聪明灵悟，脑力敏锐，读书过目成诵；他4岁入学，6岁即读毕《五经》，同年开始读史，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塾师出一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命对，他立刻对曰“南国人思召伯棠”。10岁的时候，赴广州应“童子试”，与一些父辈同乘一船，有一位先生指着盘子里的咸鱼让他吟诗是“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始”。16岁考中举人，次年开始接触西学，拜康有为为老师，以其杰出的才华，成为“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1896年，他会同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自任主笔。所作《变法通议》等文，思想明快，议论畅达，开一代之文风。后著有《饮冰室合集》共148卷约700万字。奠定了他一代学术大师的地位。
梁启超具有超人的治学禀赋，学识广博。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他的《饮冰室合集》的目录，就可知其梗概。这部巨制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前者包括论文700余篇，诗话一种，诗词300余首；后者包括成书104种。此外还有未刊原稿残稿多种，总共700万字左右。像这等专属文、史、政论方面的高产作家，在中国亦属古今罕见。在专精方面，按照他的学生周传儒先生的概括：“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话、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勾玄，深入浅出，……同时代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与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弟子。一般均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具有惊人的魄力（郑振铎称之为胆力），学术著述尤其如此。1926年，他的病势已很严重，不得不割去一个肾。但就在这时，他拟订了一个《中国文化史》写作提纲，全书范围极为广大，包括朝代、种族（上、下）、地理、政制、政治、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事及器制、文学、美术、音乐、载籍等180多个章目。关于这个巨大的写作计划，郑振铎感叹地说：“中国文化史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它，即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梁启超写作效率极高，“草一稿片刻即脱”；一经动笔，便一泻千里，涌汇成篇。1920年春，他游欧归来，决心“重理旧业”，决意抛弃政治活动，专从事于著述及讲学。于是，除在京、津、东南各大学巡回讲演外，课余则致力著述。仅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时间里，他就写了约100万字的作品。
“博学”方能“多才”
“博学多才”，只有学，而且是多学，才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
只有学习才能提高自己
清华大学的学者强调，一个人要提高自己，就要不断地学习。学习是终身的事业，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学习。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才能使我们丰富和深刻起来。杰出的人物几乎都是饮学之士。
人生需要不断学习
许多人以为，学习只是青少年时候的事情，只有学校才是学习的场所，自己已经是成年人，并且早已走向社会了，因而再没有必要进行学习，除非为了取得文凭。
清华大学的一位专家指出：“其实，学校里学的东西是十分有限的。工作中、生活中需要的相当多的知识和技能，课本上都没有，老师也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完全要靠我们在实践中边学边摸索。
“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继续学习，我们就无法取得生活和工作需要的知识，无法使自己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不仅不能搞好本职工作，反而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
有些人走出学校投身社会后，往往不再重视学习，似乎头脑里面装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再学会胀破脑袋。
孰不知，学校里学到的只是一些基础知识，数量也十分有限，离实际需要还差得很远。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只有以更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使自己丰富和深刻起来，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以便更好地投身到工作和事业中。
根据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半数的劳工技能在1至5年内就会变得一无所用，而以前这段技能的淘汰期是7至14年。特别是在工程界，毕业10年后所学还能派上用场的不足1/4。一个学生在学校所学而知识能应用在工作中的只有其3%。
因此，学习已变成随时随地的必要选择。
清华人认为：年轻时，究竟懂得多少并不重要，只要懂得学习，就会获得足够的知识。
“用学习创造利润”——这已被管理学界和企业界公认为当今和未来用以取胜的策略。
生活中的清华学者大都平易近人，朴素温和。其人格的魅力全在于思想的睿智。他们以无声的行动，如春风化雨一般在影响着每一位清华学子，让你明白做人的“品”。然而在学术的问题上，他们却全然不是这样。一丝不钷，言不轻出，出必有据；寓高明于朴素之中，寄深意于平淡之外。这是他们对学术的追求，也是一种归真返璞的境界。得聆教诲于长者，懂得治学之“道”，是每一位清华学子的心愿。而每一位学者也都希望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学术经验传播开来；偶遇后学得其精华，则可承其衣钵，光大学术。所以，除了讲课外，最能加强师生交流的途径便是举办讲座了。各种各样的讲座，名家荟萃，尤能反映清华的特点与精神，伴随各式讲座，也有了许多的轶事逸闻，构成了独具清华特色的风景。
拓宽知识面
清华大学的学者指出：学习的途径是很多的，一个人可以从书本中学习，也可以向别人学习，还可以向社会、向生活、向实践学习。总之，只要能够获得有益的知识，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什么途径都可以。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21世纪的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学理工科的人，要准确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学功底和了解必要的文学知识；学文科的人，也要熟悉网络、计算机操作等基本知识，其实，“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的观点，早在80多年前，就被蔡元培先生提出来了。1919年，蔡元培提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他指出，许我我专门学者，不明了科学发展的趋势，不明白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存在“专己守残之陋见”，如“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百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属，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是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他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学生文理兼飞，学文科者，不可不廉飞理科之某种，如学史学的，兼学地质学，学哲学的须兼飞生物学等；而学理科的，不可不兼飞文科的某些门，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理科的假定，紧紧的连接哲学；文科的哲学也与自然科学分不开。各乎之间都有连系，没有孤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学科。所以我们在主攻一科的同时，也要对其他学科有所涉猎。
各门学术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佩鲁茨在获得维也纳大学的学位之后，原打算去英国剑桥大学，跟随因发现维生素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霍普金斯教授，攻读研究生。没想到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女导师霍金奇教授（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由于看到了胃蛋白酶的X射线衍射照片而异常激动，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学生佩鲁茨送到和自己研究课题相同的剑桥大学的研究室。当时佩鲁茨曾想以不懂X射线衍射结晶学为理由推辞这个决定，可是恩师的意见不可抗拒，他只好勉强从命了。
1937年，佩鲁茨在剑桥大学开始了确定血红蛋白构造的研究。那时，对X射线衍射图形作结晶分析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即使是最小的分子的X射线衍射图形，结晶分析也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何况血红蛋白分子的大小是当时已知分子的100倍以上。当时谁都认为佩鲁茨的研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何况，他是以一位X射线结晶学的门外汉身份确立这个研究课题的。
为了减轻研究大分子结构的体力强度，使研究血红蛋白构造成为可能，佩鲁茨和肯德鲁（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共同开发了重原子或同晶替换技术（即把重金属原子如示或金结合到所研究的分子中，这就改变了衍射构型，从而较容易地计算出分子中的原子的位置）。用这种技术，佩鲁茨获得了肌红蛋白的立体结构图。
1958年，佩鲁茨在经历了24年的艰苦研究之后，终于测定了血红蛋白的分子立体结构。
1962年他与肯德鲁博士一起，比他的导师霍金奇教授还早两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若没有敢于向新学科挑战的勇气，佩鲁茨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还很难说。
其实，不仅大学生应该融通各科的界限，拓宽知识面，中学生也是如此。事实证明，许多成功的考生正是这样做的。
1996年考入清华的某省文科状元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
高考对能力的要求是多方面的，1996年高考的作文考的就是文艺鉴赏力。这就需要我们拓宽知识面，对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并且工观察生活、了解社会，文科学生更应如此。我平时一方面常看些诗词、历史人物传记、政治平论集，以及《读者》等优秀期刊杂志，以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以及其它各种途径增加对国修理改革、农业发展、中国复关和香港回归等热点问题及其它一些社会动态的了解，以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验。我还积极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既开阔了眼界，又锻炼了能力，也为我高考莸得高分奠定了基础。
视书为良师益友
若没有书籍，人类的文明是不可能发展的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们的应当感谢书籍，因为有了书籍，我们人类的文归精华才能更好的一代传一代。人们才能更好的交流知识。传递信息。
学会怎样读书
书籍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使我们认识伟大的灵魂。我们聆听他们的谈话和事迹，并且与他们息息相通，共享乐，同悲哀。他们的经历成了我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仿佛觉得活动于他们所描绘的情景之中。
伟大高尚的人物即使不在人间也是不朽的。书籍载着他们的灵魂遍迹环球。书是一种活的声音，它是我们永远尊重的理性的代表。我们至今仍然受着古代先哲的影响。那些高贵、智慧的灵魂，在今天仍充满活力。
我们都应热爱读书，并且应明白怎样读书和读什么样的书。关于如何读书、选书，老舍颇有一番妙论，读来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在现在也很值得借鉴：“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愣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
谈到读书的方法。老舍说：
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羊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远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敢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姻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姻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几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着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累赘。
通过老舍这篇幽默的文章，我们不难悟出：选择书籍和阅读书籍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兴趣。
把书籍当作最好的朋友
一部好书，可以成为我们的莫逆之交。它过去、现在、将来对我们始终如一。
书是最有耐性并最令人愉快的朋友，即使在我们穷困潦倒或悲哀痛苦之际，也不会背弃我们。它待人和蔼，始终不渝。人们常常由于对某本书的共同兴趣而互相新近起来。俗话说：“受屋及乌”。而“爱吾及书”却更有道理。书籍是一种更忠实、更高尚的友谊的纽带。人们可以通过共同喜爱的作者而趋于思想一致，感情一致，互相同情。读者由于对作者产生共鸣而结成一体，作者也由于被读者理解而永具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