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艾利亚斯·卡内蒂
对我来说，瓦利斯山谷是谷中之谷，这与山谷的名称有一些联系，在拉丁语中，山谷这个词成了州的概念。瓦利斯山谷是由罗纳山谷和周围的许多小山谷组成的，在地图上，没有哪个州像它这么联系紧密，这里没有东西不是自然生成的。读了关于瓦利斯山谷的一些资料之后，我对它有了很深的印象：这里通用两种语言，有德语区和法语区，两种语言仍然像很久以前那样，保持了较古老的形式，在瓦利尼维区使用一种非常古怪的法语，在勒奇山谷使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德语。
1920年夏天，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又回到了康德斯特克。
当时我经常看地图，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勒奇山谷，那里是最有趣的地方，有许多值得一看的东西，而且也很容易去；乘火车穿越世界第三长隧道——勒奇山隧道，从隧道那头的第一个车站格彭施坦因徒步穿过勒奇山谷，走到最后一个小镇布拉滕。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完成这一计划，我结交了一批将结伴同行的伙伴，并且坚持让两个弟弟这一次留在家里。母亲说："你已经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我毫无顾忌地把两个弟弟排除在外并没有使她感到惊讶，相反，她对此感到很满意。她一直担心我一味埋头读书会变成一个优柔寡断、没有男子汉气概的人。她在理论上赞成体谅弱小，但在实践上则失去了自制力，尤其是当这种体谅妨碍一个人达到目标的时候。她支持我的意见，为两个弟弟安排了其他的活动。出发的日子已经确定了，我们将乘早上的头班火车穿越勒奇山隧道。
格彭施坦因比我想像中的还要贫瘠荒凉。我们沿着那条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惟一的羊肠小道朝勒奇山谷攀登。我得知，这条小道在不久以前更加狭窄，只有为数不多的动物在这里出没。不到一百年以前，这一地区还有狗熊，可惜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当我还在缅怀早已销声匿迹的狗熊时，山谷突然展现在眼前，只见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明亮耀眼，一直向上延伸，爬上了白雪皑皑的山峰，最后消失在一片冰川之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到达山谷的尽头，但是小道却蜿蜒迂回。从费尔登到布拉滕要经过四个小镇，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无一雷同。女人们头上都戴着黑色的草帽，不仅仅是成年妇女，还包括小姑娘，甚至就连三四岁的小女孩也戴着这种富有节日气氛的帽子，好像她们自打出世就意识到了她们的山谷的特点，而且必须向我们这些闯入者证明，她们并不属于我们之列。
她们紧跟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这些脸上皮肤干枯，布满皱纹的老人始终伴随着她们。这里的人说的第一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是几千年以前。一个胆大的小男孩朝我们走近了几步，一个老年妇女招呼他到她那儿去，要他避开我们。她说的那两句话很好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来，Buobilu！"这是什么样的元音啊！对小男孩这几个字，我常听到的说法"Büebli"，可是她却说"Buobilu"，一个u、o和i三个元音的组合。我突然想起一些在学校读过的古高地德语诗歌。我知道瑞士德语方言接近中古高地德语，但是有些词汇听上去像古高地德语，我还从未想到过。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发现。因为这是我所听到的惟一的一个单词。所以它在我的记忆中更加牢固。这里的人沉默寡言，似乎都在回避我们，在我们整个漫游过程中从未与人有过交谈。我们看见古老的木头房屋、全身黑衣的妇女。窗前的盆花、牧场草地，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说话，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也许仅仅是巧合。然而，"过来，Buobilu！"作为山谷的惟一的一句话留在了我的耳朵里。
我们结伴同行的这伙人来源混杂，有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可以听见各种语言的说笑叫喊，就连英国人也显得爱说话起来了。面对沉默的山谷，大家都感到震惊，表示赞叹。我并不为这些住在旅馆里的自命不凡的客人感到羞愧，然而，过去我总是对他们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这儿一切都相互适应，生活趋于统一，寂静、悠闲、适度冲掉了他们的高傲自大，他们对这些自叹弗如、不可捉摸的东西做出的反应是惊奇和羡慕。我们穿过四个村庄，我们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没有任何与这里的居民接触的可能，这里的人也得不到任何一点儿关于我们的信息，我们甚至看不到一丝好奇。在这次漫游中发生的一切，仅仅就是一个老年妇女把一个尚未走到我们跟前的小男孩从我们身边叫走。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山谷，在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以后，那里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要避免触及自己心中对它保留的印象，我要感谢恰恰是它的陌生带来的一个后果：对古代生活方式的熟悉感。我说不出当时在那个山谷生活着多少人，也许五百人吧。我只是看见单个单个的人，很少看见超过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他们生活很艰苦，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没有想过，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在外面干活挣钱，但我觉得，哪怕是仅仅离开这个山谷很短一段时间，对他们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我能更多地了解他们，这种印象恐怕就会消失，他们也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像我在世界各地见过的人一样。幸运的是，这些体验的力量来自于它的独一无二和孤立隔绝，后来，每当我读到关于部落和民族的书籍，心里总会产生对勒奇山谷的回忆。我还想读到这样奇特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且接受了下来。
像我在这个山谷所体验的对单音节或四音节的惊奇，当时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大约与此同时，我已被戈特赫尔夫所吸引。我在读他的《黑蜘蛛》，我感到黑蜘蛛在追踪着我，它仿佛就藏身于我的脸上。我不能容忍在顶楼小屋的上方挂有镜子，而这会儿我只好羞愧地请求特鲁迪借我一块，然后偷偷地溜到楼上。把门闩上——这在公寓里是不常见的——在自己的两颊寻找黑蜘蛛爬过的痕迹。我没有找到。难道我应该找到吗？魔鬼并没有吻过我，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脸上发痒，就像是黑蜘蛛的脚在蠕动。白天我经常洗脸，以便确信它的确不在我的脸上。我在它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看见了它，在火车天桥上面，我觉得它就像是代替了正在上升的太阳。我飞快地跑上火车，它就在我的对面落了座，旁边的一位老年妇女丝毫也没有发现它。"她是盲人，我得提醒她。"然而，我却仅仅是想想而已。当我在施塔特尔霍芬站起来准备下车时，蜘蛛已经偷偷溜走了。老年妇女独自坐在那里。这样多好，我没有提醒她，否则她会吓死的。
蜘蛛失踪了好几天，它避开某些地方，从不在学校出现，也不去打扰大厅里的姑娘们，至于赫尔德女士们，她们单纯、清白，根本就不值得蜘蛛光顾。它就盯着我，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劣迹，每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它就堵住了我的路。
我打算不对母亲提黑蜘蛛一个字，我为它可能对她产生的影响感到惴惴不安，好像它对病人尤其危险似的，要是我有力量坚持这个决定，也许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母亲第一次来访时，我就说漏了出来，向她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包括每一个可怕的细节。我省略了愉快的婴儿洗礼及所有给人安慰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东西，而戈特赫尔夫正是试图以此来减少黑蜘蛛的影响。母亲一次也没有打断过我，她注意地听着我的述说，我还从未成功地使她如此入迷过。我们俩就像是交换了角色，她向我问起这位戈特赫尔夫——这时我已经快讲完了——他究竟是谁，她怎么可能还从未听过一个如此叫人害怕的故事。我自己讲着讲着也害怕起来，为了加以掩饰就把话题引到我们之间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方言的优点和缺点。戈特赫尔夫恰恰又是一位出生在伯尔尼的作家，他的语言是埃门山谷的方言，许多地方几乎让人听不懂。没有方言对戈特赫尔夫是不可想像的，他从方言中得到了他全部的力量。我暗示，假如我不是始终对方言敞开大门的话，我就会错过了《黑蜘蛛》，就绝不会找到通向它的入口。
我和母亲都处于一种由此事引起的激动状态，甚至我们相互怀有的敌视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母亲不想知道有关埃门山谷的事，她认为，这件事关系到《圣经》，它是直接从《圣经》中来的，黑蜘蛛是埃及的第九祸害，方言的过错在于世界上的人们很少知道它，最好还是把这个故事译成文学德语，以便大家都能够理解。
她一回到疗养院，立刻就向她的那些几乎全是来自德国北部的谈话伙伴打听戈特赫尔夫，她得知，他除了一些叫人看不下去的、很长很长的、主要是由说教布道组成的农民小说之外，什么也没有写过，《黑蜘蛛》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即使它，也写得不够熟练，许多地方多余冗长，没有任何懂行的人今天还会认真对待戈特赫尔夫。在她写给我的信里，她还附带提了一个讥讽的问题：我现在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传教士还是农夫；为何不将二者集为一身，我应该做出决定。
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在她下一次来访时，我大谈她深受影响的美学观。在她的嘴里，"唯美主义者"始终是一个贬义词，在上帝的土地上的最后一块领地是"维也纳唯美主义"。这个词组触痛了她，我选用得很恰当，她为自己辩护，流露出为她的朋友的生活所感到的担忧，这种担忧非常严重，以至于我感到它直接来自于《黑蜘蛛》。人们不能够用"唯美主义者"去骂那些面临死亡威胁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我是不是相信，人们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正常思考他们阅读的东西呢？有些事情就像流水，也有些事情人们每天都记忆犹新。这可以用来说明我们的身体或精神状况，而不能说明作家。母亲说得很肯定，尽管《黑蜘蛛》如何如何，她也绝不愿再读一行戈特赫尔夫的东西。她决心抵制这个方言的罪人，并且用权威人士为引证。她提到了特奥多尔·多伊布勒尔，他曾在森林疗养院里朗读过自己的作品，当时有不少作家曾在那儿朗读过自己的作品。母亲借此机会与他成了朋友，虽然他也朗读了他的诗作，而母亲实际上根本就不喜欢听人朗读作品。她说，多伊布勒尔对戈特赫尔夫也是颇有微辞的。"这不可能！"我感到很气愤，我怀疑她的话是否真实。她显得有些张皇失措，赶紧把她的断言稍微缓和了一些："反正有人当他在场时这么说过，他并没有反驳，因此可以说他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我们的谈话变成了纯粹的刚愎自用，双方都固执地坚持各自的观点。我感到，她渐渐地把我对所有瑞士东西的偏爱视为危险。"你太狭隘了。"她说，"这点毫不奇怪，我们彼此见面太少，你过于自负。你生活在老处女和小姑娘们中间，你被她们吹捧坏了，狭隘而又自负，我不愿为此献上我的生命。"
蔡鸿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