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联合国提出了艾滋病防治的“三个一”目标，即建立一个领导机构、一个防治规划和一个督导评估体系。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督导评估机制并未真正建立，于是便给那些搞“花架子”和弄虚作假者开了方便之门。中英防治艾滋病合作项目要求，每3个月要对服抗病毒药的感染者进行一次回访并进行记录，但许多地方根本没有落实这一工作。在西南某县的疾控中心，我曾经亲眼看到，项目快结束时，既无资料也无记录，为了应付专家们的检查，疾控中心布置了“突击任务”，两三天之内突击填完两年多的9次回访记录，这些靠弄虚作假搞出来的回访记录，当然失去了任何价值。
近年来，国际社会为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提供了大量援助，我国的公共卫生政策自“非典”后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已经加大了对疾病控制体系、传染病防治体系、农村卫生体系的投入，对艾滋病的投入已经从2001年、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03年至2005年的3.9亿元、8.1亿元和7.01亿元。抗艾年人均投入泰国是0.55美元，乌干达为1.85美元，印度为0.17美元，和这些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投入仍然很低。但更重要的是，我国中央的投入没有很好地与地方的“财政能力”挂钩，对贫困地区没有很好地倾斜，经费分配的“透明度” 差，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以澳大利亚为例，他们的预防经费中40％以上用于高危行为人群，仅10％用于一般人群，其他便用于青少年、性病病人、医务人员等，而我国却把对一般人群进行宣传教育放在首位，用过去“搞运动”的方法，大量的报表，各种总结和印刷精美的宣传画、小册子，国内外满天飞的参观和考察，许多人坐在电脑面前玩文字游戏，对高危人群扎扎实实的干预力度和救治力度却远远不够。张北川等教授已经建议，应该调整思路，把更多的经费用于干预，确立干预为主，一般宣传教育为辅的观念。
一些中央下达的项目资金往往要求地方配套，但贫困地区大多是吃饭财政，有的连工资都要国家转移支付，“地方配套”往往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中央拨的款很大一部分也被挪用，根本不可能落实到艾滋病防治上，为了应付上面便常常弄虚作假。中央应该了解这种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虚假的“地方配套”一直沿用至今。以四川凉山州的国贫县布拖、昭觉等地为例，虽然疫情十分严重，但每年落实到县上的防治资金只有几十万元，至今从事艾滋病工作的人员，每天的9元钱津贴一直没有落实。安徽省国贫县利辛为了对机会性感染的病人实行免费治疗，不得不一再强迫全县干部职工捐款，而他们的工资并不高。
造假和说假不但已经成为官场中的通病，而且还被当成了“制胜法宝”。某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原先是位教授，在谈到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时曾痛心疾首地说：
“我是搞业务的，很难适应官场的这一套。现在说假话的人太多，10个人参加培训可以报100个，下乡两次可以报10次……钱就这样装进自己的腰包。基层疾控部门有了房子、有了仪器，但却没有专业技术方面的内行，防疫站多是县领导的关系户，素质差，根本不干事也干不了事，待遇又低，真正能干事的来了又走了。两万人口的小县，吃财政饭的可以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层层盘剥后基层经费缺乏，最后只能造假报假。有人曾扬言：‘我根本不用工作，可以让汇报材料天衣无缝！’这个人后来竟被提升了，调到了省级机关……防治艾滋病我们是‘雷声大雨点小’，吼叫得凶，但扎扎实实的工作做得少。”
某县负责对“小姐”们进行宣传教育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防治艾滋少不了做假，有的镇上报的全是假材料，说是重视，但开会时书记、县长不来，请都请不来，有些单位来个副职，坐了半小时强调忙走了！一说经费大家眼睛发亮，说到工作漠不关心。有人甚至想把给‘小姐’们搞宣传教育的经费都卡下来给自己的单位。”
连参加培训有人也是走过场，北京地坛医院在各地举办培训班时，便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在广州一位快退休的护士带着丈夫来参加培训，她理直气壮地说：“医院照顾我，让我来，说我快退休了，让我来看看大城市。”
职业暴露也是艾滋病防治中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国外曾报道，有两名护士在护理艾滋病人时，不小心将沾有病人血液的针头刺伤了脚背上的皮肤，结果27天和45天后分别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目前我国许多护士在为感染者抽血检测时都曾扎破了自己的手指，在广西考察时，我曾亲眼看到护士在为感染者做颈内穿刺时被扎了手掌。在四川某县考察时，当地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的科长就曾两次被扎伤，一次是到戒毒所去搞检测，一次是在暗娼中抽血。我去考察时他正在服抗病毒药，胃肠道反应剧烈，常常呕吐，完全没有食欲，体重下降，对肝、肾都有危害，但国家对他没有任何补偿。他告诉我，当地被针具扎伤、被感染者抓伤的已有多人，医生们在给艾滋病人进行外科手术时，也曾经多次被弄伤。
北京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曾多次被扎伤，有时感染者的血还喷在了医生的身上脸上。
对这些医务人员不能单讲“奉献”、讲大道理，进行适当的补偿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像目前这种只责备“管理不善”，只让职业暴露者服点抗病毒药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也会严重挫伤医务人员们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
当然，最令人发指的是那些利用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赚钱的“好心人”，以及公然侵吞防艾资金的“蛀虫”们。
河南的上蔡、新蔡、柘城、睢县等艾滋病患者较多的地方，有人办起了“孤儿院”、“关爱之家”等，他们中的有些人便利用社会的捐助，为自己盖起了小楼，做起了生意，甚至养起了情妇。
至于侵吞防艾资金的，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便是其中的典型。
上蔡是豫东南的一个平原大县，曾以古蔡国所在地和秦丞相李斯故里知名于世，如今却是闻名全国的艾滋大县。
杨松泉2000年4月走马上任担任了上蔡的县委书记，直到2005年8月被免职，在任的5年多时间，正是上蔡艾滋病疫情从“捂盖子”到闻名遐迩的5年。
2000年以后，上蔡县艾滋病的严重疫情被专家和媒体披露，2001年卫生部决定以疫情较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但当时的上蔡县领导对卫生部公开疫情的做法却大为不满，强调影响了当地的“形象”，并认为北京应当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上蔡县和艾滋病防治无关。
“非典”时期，世界卫生组织指定要去上蔡县检查，杨松泉如临大敌，派出了大批警察严防群众和他们谈话和接触。文楼村有两个村民曾想和来访者沟通，但被阻拦扣押。后来杨松泉还对部下破口大骂，斥责他们没有把“封锁工作”做扎实。
但随着上蔡县疫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连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都亲自前来考察，以杨松泉为首的官员们便摇身一变，又是派工作组，又是修路打井，搞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假象，杨松泉还亲自“蹲点”知名度最高的文楼村。2003年末中央领导到疫区看望群众时，杨松泉害怕中央了解到当地救治不力的真实情况，便事先安排好一批人进行汇报，为他歌功颂德，甚至还安排人冒充艾滋病患者欺骗中央。
随着上蔡县艾滋病疫情大白于天下，来自北京和社会各方面的善款也不断流入上蔡县，但这些善款并没有真正花在身染绝症的农民身上。2006年6月杨松泉被驻马店市检察院批捕，原因是“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行政权力”，在1000多万元的涉案金额中，相当部分和“防艾”资金有关。仅以修路和打井为例，耗资几千万元，工程或由杨松泉直接发包，或由他的弟弟和表兄转包，其中的“猫腻”不言而喻。
从一件金额不大的“小事”便可以看出杨松泉贪得无厌的嘴脸：2005年春节，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村，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总理提出给文楼村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实际3217人，但报上去的数字却多了883人，骗了总理8000多元，村支书刘月梅说，是“县领导的意思”。
在这样的官员领导之下，艾滋病防治和对患者的救助能落在实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