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春季，十天九刮风，风沙吹来，一时天昏地暗，空气中弥漫的沙粒打得人睁不开眼。几天功夫，全家人的双眼肿成了桃子，口角烧起了火泡。更让人心寒的是刚挖好的树坑，一眨眼就被流沙填平。第二年春天，毛乌素沙漠刮起了一场特大风暴，一夜间，全家人栽的7000多亩树苗再次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有的被伤，有的被埋，有的被连根拔起，难觅尸首……老人受不了打击，气得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丈夫加旺沮丧地抱头落泪：“不说这辛苦劳神，这些树苗可是用贷款和借私人的钱换来的呀！”牛玉琴也心如刀割，可她一咬牙说：“不怕！沙是死的，人是活的。它能吹倒一棵，咱就补一棵，它吹倒一片，咱就补一片！”她与风沙较上劲儿，干脆背铺盖卷儿住到沙窝里，没黑没白地拼命……
命运似乎在有意考验牛玉琴，就在她满怀信心突击植树时，丈夫却因左腿骨质增生住进医院。为了不影响植树进度，那段时间，牛玉琴几乎成了“铁人”，她每天早4点起床，步行18里路赶到乡上，乘6点钟班车到40里外的县医院，给丈夫买药、打饭、输上液体，再乘9点钟班车赶回乡上，中午12点走回家，忙忙啃一个馍，背起树苗直奔工地……
祸不单行。丈夫还未出院，牛玉琴急性阑尾炎发作，也住院做手术。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乱成一团。牛玉琴手术后第5天，硬是心急火燎地与丈夫搀扶着一同提前出院。夫妻俩在医院学会了打针，回到家，他们一边互相治疗，一边拖着病体领着雇工治沙，就连牛玉琴伤口的缝线也是她自己拆的。
当万亩荒沙绽出新绿的时候，丈夫加旺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他3年住了9次医院，做了7次手术，最终确诊是骨癌，做了截肢手术。欲哭忍泪的牛玉琴。柔弱的肩膀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和精神痛苦，多少次，她因过度劳累和伤心，昏倒在沙窝里，甚至产生过就此罢手的念头。可一旦醒来，她又一再告诫自己：绝不能倒下，一定要撑起这个家，实现自己和丈夫的梦想！
1988年5月，大业未成，40岁的丈夫撒手离去。整个家庭重担，万亩治沙任务，一大堆巨额债务以及习俗舆论的压力全撂在牛玉琴的肩上，自恃刚强的女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跪在丈夫坟前恸哭。
失去丈夫就像失去一个臂膀，形只影单的牛玉琴没有被痛苦和磨难压垮，反而更坚强了，她勇敢地挂帅出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
春天种杨树，夏天插障被，秋天栽沙柳，冬季平沙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8年从未间断。为了纪念死去的丈夫和自己一道治沙的毅力和心血，她给自己的林场取名为“加玉林场”；为了让祖孙继承治沙大业，她特意给大孙子起名继林，给二孙子起名继业。
豪情
命运折磨牛玉琴九九八十一难，给了她最严峻的考验，命运也青睐她给了她最公平、最大的收获，18年，6480个日日夜夜，她治理荒沙4万多亩，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沙变成了郁郁葱葱的人工大林场。偌大一个绿色银行，价值难以估量，若一棵杨树估价一元钱，仅杨树就是四五百万，她又养羊、养牛、养猪、办起三个养殖厂，又拉土盖沙开发出一个农业示范区，年收入超过4万元。
从未念过书的牛玉琴。不单是蛮干治沙，她却是多向思维。她说：“治沙是为了下一代人造福，办学还是为了下一代人造福；下一代人有知识、有文化了，就可以用机械化治沙，肯定要比我们这一代人治沙进度快得多。”
1991年后，手头宽裕的牛玉琴先后掏出全部积蓄，又借债，累计投资20多元万元，盖校舍25间，聘教师，自己创办了一所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完全小学，在校学生100多名。像“加玉”林场一样，牛玉琴将学校命名为“旺琴小学”。
牛玉琴的梦想实现了。1992年5月，她光荣当选陕西省劳动模范，表彰之后归来那天，她家新落成的4间楼板房，拥满了前来道贺的乡亲们，世代穷困的沙窝窝，竟然荣耀地出了个省劳模！
牛玉琴也心潮难平，她走出屋外，抚摸着加玉林场的一棵棵成树，这些树是她从小一手浇灌大的，真像抚育孩子一样地疼爱。来到丈夫张家旺的坟前，她双眼含泪，嘴里喃喃，她恨不能让丈夫活转过来，与他共同分享绿梦实现的兴奋与喜悦。
牛玉琴富了，出名了，她更感到一种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她心里装下了更多的穷乡亲。她走村串户，现身说法，鼓励乡亲们治沙造林，并无偿提供部分林草种子和技术。在她的带动下，毛乌素沙区掀起了群众承包治沙的热潮，仅东坑镇村民承包荒沙20多万亩，部分农民已脱贫致富。牛玉琴还利用她的品牌，从各方争取资金、项目、专款累计约200多万元，为村上架通了农电线路，为镇中学建起了两座教学楼，为村上修了12里公路、让部分村民吃上了自来水，村里384户人家安上了程控电话……
一个平凡的女性，用她那超人的毅力和浓浓的血汗创出不凡的业绩，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等。
1993年，她作为中国妇女第一人，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拉奥博士奖”，获此殊荣的全世界仅有3人；1996年，她又被联合国防止沙漠化公约组织邀请去做报告，这位普通的陕北农家妇女，登上了庄严神圣的联合国会议讲坛……
牛玉琴还是牛玉琴，花环、桂冠没有使她迷失。年过半百的她，仍鸿图远大：投资35万元，把靖边县南部山区的农户，迁到自家林地中，帮他们脱贫致富；计划扩大养殖场，建一个大型农牧场，走农林牧综合发展的路子；她又承包了7万亩荒沙，计划用10年时间，使治沙面积突破10万亩！
她永远不会忘记，她在北京被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她默默立下的誓言：沙害不除，治沙不止，要子子孙孙治下去！
在茫茫的大漠面前，牛玉琴豪情万丈，气吞山河。
老革命李东甫
感动向阳村
2005年农历正月十三，周至县骆峪乡向阳村正热闹。搭好的戏台前挤满了数百名村民，锣鼓家伙敲得震天，演员已装扮就绪，可村里男女老少焦急、渴盼的目光始终集中在村口的小路上：“李教授咋还不来？”
年前腊月，处在秦岭北麓浅山区的向阳村的穷乡亲们早早酝酿着一档子大事，为了感恩在向阳十年文化扶贫的陕西省委党校离休干部、老教授李东甫，他们破天荒地请杨凌人民剧团来村里唱大戏，并早早向大恩人发出诚挚的邀请，李教授欣然允诺：“来，一定来，不请也要来！”
西安到向阳110公里路，乡亲们记不清有多少次，李东甫老人头戴遮阳帽，拄着拐杖，提着书捆，步履艰难地走进村口……乡亲们热切的目光渐渐变得失落，尽管有人说李教授住院来不了，可乡亲们仍在企盼，企盼村口出现奇迹……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需要千百万共产党员的实践和探索。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工作离休了，但党员身份没有离休，党员应有的党性没有离休，我想为人民多做点事。”
——李东甫对采访者说
向阳村村民翘首企盼的李东甫教授，此刻正躺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病床上。这位87岁的老人，一小时前还被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会儿随着止痛针的滴入，他慢慢进入梦乡。
“共产党万岁！”“这是党的机密……”睡梦中的李东甫时而高声呼喊，时而低声密语。他清醒时记挂着向阳村民，睡梦中仍是峥嵘岁月。这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革命，党在他心中根深蒂固。
1936年，苦出身的李东甫在太原参加了薄一波主办的牺盟会，1938年入党。他曾以小学教师、政府税务局科长身份，先后在宁夏、内蒙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地下包头县委书记、延安西北中央局统战部秘书等职。多少次，他化妆逃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捕杀；多少次，他在延安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演讲。
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李东甫，成长为一名马列主义理论学者。解放后，他长期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经济学理论研究，是陕西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的创始人之一。
“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李东甫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韩城的“牛棚”，批斗、迫害、劳动改造。他说：“人是在犯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关键在于认不认错、改不改错。我们党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奇怪，能够知错、认错而且改错，这才是我们党伟大、正确、光明之处。我本人受过整、吃过苦。但无怨无悔，因为我始终认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挫折和磨难的考验。”
1985年，李东甫离休不离责。一次偶然的帮扶活动，这位研究理论的老教授与一个穷山村有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机缘。
那是1995年春，省委党校组织教职工同向阳村小学的贫困学生搞“结对”助学活动。李东甫来到村里，当得知一个仅有200名学生的村小学就有50名学龄儿童因贫困辍学时，他惊呆了！怎么会有四分之一的失学儿童呢？这里的孩子仅需50元钱就能念一年的书，这对城里人不算什么，可对向阳村的孩子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他想起自己幼时没钱念书的痛苦，记起许多老红军参加革命后刻苦补学文化的艰难。他毅然决定同20名贫困学生“结对”，每年资助1000元，直至这砦孩子读完小学。
李东甫一“助”就是10年，一个“结对”学生毕业了，再续一个，从未间断。至今已有60名孩子在他的资助下念完了小学。从那时起，在这个小山村里，年年都有感人的故事发生——
喻满绪上到四年级要辍学，正当喻家人为欠债一筹莫展的时候，李东甫老人的资助款及时转到孩子名下，解了燃眉之急。
李苗上五年级时得到李老资助，读完小学，家里便再供不起了。就在李苗收拾行李准备外出打工时，李爷爷打来电话：“孩子正是念书的时候，千万不能失学！”此后，李老继续资助李苗，直到她初中毕业考上西安的一所技校。
聪明好学的钱芳考上了初中。可哑巴母亲和老实巴交的父亲没钱再供她念书了。钱芳绝望地痛哭，闻讯赶来的李老拿出200元，把钱芳送进了校门。现在钱芳已是一所村小学的代课老师。
“同学们来信都感激我，其实我们都该感谢共产党，是共产党领导得好，要我们资助你们念书的。我小时候家穷念不起书，就没有人资助我。因为那时的政府，不给穷人办事。”
——李东甫给小学生的回信
得到资助的孩子们纷纷米信感谢李爷爷。李敏同学写信说：“红军爷爷，正当我快要成为文盲的时候，是您向我伸出了温暖的双手，我们全家都热泪盈眶。现在，我的理想终于成了现实，在我的胸前又飘拂着那鲜艳的红领巾……”
“多么可爱的祖国花朵，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我有义务资助她们上学，这并不是恩赐，我老泪纵横地阅读这些小手描绘出来的热情诚挚、信誓旦旦的信，依稀看见了他们天真活泼的面庞，听见了他们童声稚气的说话声。”
李东甫对每一封来信都认真阅读，他用红笔划出需要回答的问题，每问必答。在回复每封信时，李老首先告诉孩子们应该感谢共产党，不要感谢他个人；二是一丝不苟地纠正错别字。他把来信中的错别字一一改正过来，并制成表。表的左边是孩子们信中的原话，句中加点的字是错别字；表的右边是正确的写法。他让孩子们对照辨别，多写几遍，防止再出错误。
李敏当上了五好学生，她高兴地写信报喜。李老复信鼓励她，并让她选个礼物作为祝贺。李敏回信说，老写错别字是因为没有字典，想要本字典。收到李老寄去的字典后，李敏来信告诉李爷爷：全班同学都没有字典，争着抢着看哩，她决定与同学们共用这个字典！小李敏的淳朴厚道让李老感动：多好的孩子啊！简直是个小共产主义者。而孩子们缺少工具书也让他心急。不久，李老在应邀参加向阳小学庆“六一”活动时，一下带去40多本崭新的新华字典。孩子们高兴地喊：“李爷爷好！”可李老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他时刻不忘引导孩子们感恩共产党。
向阳小学不光学生没字典，教师们也缺少必要的教学工具书。李老回城后即买了《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字书写规范字典》等工具书及一些参考资料，赠给了学校的教师。
向阳村的一个自然村建小学，李老捐了1000元，村民把“捐资助学”的牌匾挂到了省委党校李老家的门楣上。
“政治上不翻身穷人富不了；政治上翻了身穷人没文化还是富不了。穷人要富就得认字、读书、学科技。为全民族脱盲而奋斗是我革命的最后一程。我不是单单给几含文盲教认字，我研究一套快速脱盲、永不复盲的办法，由向阳这个点推向全国。”
——李东甫《文化扶贫其乐无穷》
有人问李东甫：“你七八十岁了，怎么想起下乡扫盲？”李老答道：“要为穷人办好事。改革开放了，说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贫困人口仍有几千万：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穷得一个字也不认得，怎么靠科学技术致富？他们越穷越盲，越盲越穷，形成了恶性循环。文盲在哪里？80％在农村。所以，我要下乡扫盲。”
一个偶然的原因，让李老开始付诸行动。1993年李老赴美国探望女儿。教了一辈子书的李老，探亲期间也不忘给华侨子女教汉字。他发现汉语拼音难懂、难教，不好学。回国后，他就着手搜集资料研究简化汉语拼音。前后12次易稿，并多方听取意见修改。1996年，他以汉语拼音为基础，参照注音字母、拉丁化新文字和英文编写出《简易注音字母》初稿，呈送国家教委、语委审议。
他还用简易注音字母、9易其稿编写出脱盲字典《3500常用字自学手册》。同时，一套科学、系统的“自学脱盲、快速脱盲、防止复盲”的扫盲方案成竹于胸。
方案需要试点，需要验证。1996年冬，李东甫背着铺盖卷儿，提着书籍资料，来到他助学的向阳村，开始了长达9年的义务扫盲试点，时年他78岁。
扫盲识字班很快办了起来。但来听课的“学生”不多。李老在村主任的陪同下，冒着严寒，忍着腰痛，上山峁，下河沟，苦口婆心地进行动员，说服那些青壮年文盲利用晚间或闲暇时间到扫盲班听课。一次不行，就跑两次、三次。村民们看到这位年近80的老人为了他们学文化而不辞辛劳地奔波，很快，来听课的人坐满了教室。
这些学员年长的54岁，最小的16岁。李东甫把他们分为快、慢班，自己掏1000元作经费，与村小学的老师成立了“向阳汉字注音研究小组”，亲自进行教学，边学边实践。不到两个月，慢班学员已认识500多字，快班学员已认识1000多字，抽查巩固率80％以上。李东甫在当地选聘扫盲教师，自掏腰包给这些教师每人支付60元月工资，不分白天黑夜进行指导、培训。扫盲识字点由开始时的一个点，迅速扩展到四个点，学员从18人增加到120多人。